《伤逝》：爱情是否因自由而获得拯救

三等奖

文/戚超超（市民政局）

民国时期是一个思想与个性都大解放的时期，社会的主流基调是宣言恋爱自由、婚姻自主，鼓励青年人要摆脱旧社会、旧思想的束缚，要冲破封建家族的桎梏，对于爱情，青年人须大胆追求，勇往无前。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的文学作品，也大抵是宣言这种主流思想，如巴金的《家》，通过鸣凤、觉慧三兄弟等的爱情和婚姻悲剧，批判了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启迪和号召青年人要与封建家庭决裂，追求自由的恋爱和婚姻。

《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便是生活在这种思潮下的青年人，他们会在破屋里“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他们也在身体力行地实践“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然而，鲁迅的笔触却不仅仅限于此，他进一步思考和展现了两个实现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青年人该怎么生活的问题。

我们说，一个真正的伟大作家，“对任何进步的正确的东西，他总能发现出问题。这就是作家艺术的眼光，而不是时代的、政治的、现实的眼光。”鲁迅在《伤逝》中便是以其犀利的眼光，让我们看到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背后的问题所在。当我们看到这一对冲出封建桎梏的青年男女，在琐碎困窘的日常生活中渐生隔阂，并最终分手，导致女方去世，男方痛悔莫及的结局时，我们那一颗叫嚷着“冲破封建专制，追求恋爱和婚姻自由”的心也会不自觉地冷静下来，并且理智地思考：这一声呐喊是否叫得太轻易？我们又是否真的准备好了承担可能出现的结局？

在《伤逝》中，鲁迅先生并未给我们提供什么既定的参考答案，我们甚至搞不清楚作者是支持还是反对冲出封建家庭、实现恋爱自由。鲁迅所塑造的文学形象是复杂的、矛盾的，涓生即代表当时的进步青年：他接受新思潮的教育，会谈雪莱谈男女平等，会欣赏子君说那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时的豁达无畏；同时涓生也是稚嫩的：他所谈的男女平等并未贯彻到自己组建的家庭之中，将洗衣做饭认为是子君理所应当承担的，虽心疼子君，但只一句“却万不可这样的操劳”也无济于事，再后来只是逃避到小图书馆里，认为现在的子君已经不再是当初的子君了，然后又不止一次的想到她的死。此时的涓生已不是一个简化的进步青年或落后青年的符号，他让我们在呐喊“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会犹豫一下，会让我们意识到“这类问题不是仅靠某一政治或道德立场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仅仅联系某一历史环境就可以解释的。”鲁迅独特的作家眼光，便在于他穿越了时代歌颂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主流思想，进一步做了深入的思索。

于是乎，当我们看《蜗居》中的海藻这个人物时，似乎无法只是尖锐地评判她为了金钱与欲望离开小贝、抛弃与小贝的爱情，因为我们同时看到了她姐姐海萍的现实例子：丈夫苏淳是其大学同学，也算志同道合，两人从相识、相恋到结婚生子不可谓不是“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典范，然而一路走来却让人觉得心酸，为买房而奔波的海萍，为孩子不能养在身边而伤心的海萍，为柴米油盐尺寸小地和租客们斗嘴的海萍……如果海藻和小贝的爱情能够延续，他们的婚姻又是否会走海萍的老路……也许到那时海藻与小贝的爱情也会被遗忘在咸菜面条里，如同在阿随和几只油鸡之间默默无力的子君，我们不得不思考，当冲破一切的豪情壮志完成以后，爱情又该何处安放？

在《伤逝》中，鲁迅通过涓生之口提出了对爱情的全新认知：“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也许这打碎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对爱情所抱有的玫瑰色的梦，但这句话却深得要义，让我们看到了爱情实现的复杂性：爱情，绝不是简单的一句“冲破封建家庭”的口号。

当今社会，该坚持恋爱自由，还是听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旧是一个悬而未定的问题，有人说，现在的姑娘现实了，单单有爱情已不能满足，还得有面包；也有人将那些“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物质女看做是这个时代爱情缺失的代表。我不否认也许真有这样的女孩，但也不承认这个是社会的主流，只能说现在的年轻人追求爱情更加谨慎也更加理智了，我们并不能责怪那些想在有面包的基础上追寻爱情的人，但我们同时又觉得爱情本就应该是飞蛾扑火似的，理智与谨慎是与爱背道而驰的……爱情如何才能获得拯救，时至如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