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于李自成还是后金？错了，这才是明亡的真实原因（1）
上一篇我写了明朝灭亡的天气原因，文章链接《明亡之——天灾因素》，前面讲明末时期的气候状况有了一个大概的概念，现在接着说明末。
明朝是亡于满清吗？
不是。
明朝是亡于李自成的农民军吗？
不是。
众位先把刀收好，听我说完。从历史上看，明亡于李自成，这没有问题，但我们今天分析其中的具体原因，就不可以非常表面的看问题，其实真实原因是，明亡于天灾、鼠疫，还有自己的政府军叛变。
卢象升时人号称卢阎王，是明末比较有作为的将领，也是我比较敬重的先贤。
他这样的铁血之人在给崇祯的奏折中曾经描绘过这样一副情景，整个军营犹如一个难民收容所，寒冬腊月一大帮衣衫褴褛的人，结队站在操场上，时不时的有人抵受不住寒风而被冻僵跌倒。
这时的他时任宣大总督，在奏疏中他说，以前督临军队，还有人沿路跪倒向他哭诉哀求，诉说其中苦难，但现在个个面如死灰，垂头丧气，已经连哀讨的人都没有了。
因为当兵的也知道，饿肚子--顶着，受冻--顶着，其余别无他法，怎么诉苦都是没有用的。
自从天启末年严寒和旱灾就越来越严重，我在一个资料里看到说，崇祯上台以后，闹了两次旱灾，每次八年。
这句话像不像以前看到的一个笑话，说这个月下了两场雨，每次十五天。
然而明末的灾难却不是笑话，是真实发生了。
明朝军屯制度的崩溃和财政问题
太祖朱元璋从建国初期就立下了军屯的制度，其实可以完美的解决很多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行的通的。然而，因为明朝承平日久，军屯制度慢慢的就被荒废，军田变成了民田。所以军屯早已名存实亡。
到了明末，天灾人祸之下，田地很多时候颗粒无收，大量的农民因为吃不上饭而开始逃荒，这个时候，军队所有的开支，就变成了国库开支，只能从国家财政中拨款，这样一来，明朝过低的赋税就不足以应付庞大的开支，开始显露问题。另外一方面，过低的商业税也是一个最大的弊端。
国家没钱，就没办法发军饷，不要说其他地方的军队领不到军饷，就是大明的边塞地区也常常缺饷。各个边镇缺饷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五六年甚至更长。士兵领不到军饷，衣食无着。一开始靠典当衣物，典当兵器弓箭来支撑，后来发展到卖子女卖老婆的地步。士兵弱者沿街乞讨，强悍的直接哗变叛乱。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李自成就要打过来了，此时是大明生死存亡之际，但是担任防守重任的大同总兵姜瓖还在泣血上疏呈报军队缺饷五月的窘迫情状。
明朝是流贼推翻的吗？
大家都多少了解一点，农民军前期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当时的灾民队伍看着特别庞大，可是想要平叛却也不难，但到了后期农民军越大越强大，战斗力也直线上升，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不是因为灾民突然变得会打仗了，而是因为大量的明朝军队哗变变成了叛军，其中很多还都是边军。
是这些军队成了李自成军的骨干。
后面清军进关后，战斗力最强的也是这些差点饿死的军队组成的主力。
他们原本都有一腔热血，是保家卫国的，但是却因为天灾，无奈加入了反叛的行列中。至于我为什么要说“无奈”这两个字，大家接着往下看就知道了。
兵变
比较出名的一次兵变大家应该都知道，因为《明朝那些事儿》中也有记载，那就是辽东巡抚毕自肃时期的宁远兵变。当时毕自肃已经向崇祯上书说过，宁远已经四个月没有发饷了，大家注意，这可是位于前线中的前线呀，这里都在欠饷，全国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没过多久驻宁远士兵就因四个月没有发饷而哗变，把巡抚总兵等高级官员抓起来，痛打了一顿，后来还是官方向商人借了三万两银子，才勉强化解这次危机！我印象中毕大人好像还因为这次哗变自杀而死，现在看来确实是有些冤枉。
兵变造成最严重的，是登州兵变，这次兵变直接造成了后金鸟枪换炮，打个比喻就是从原始社会一下进化到了现代化社会，也为后金以后的问鼎天下，奠定了基础。
有人说登州兵变的主要原因是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其实也对也不对。
因为，毛文龙若在也不能确定军队会不会叛变，因为叛变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因为没有了毛文龙，而是因为缺饷。
徐光启在崇祯四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以大量火器装备的新式陆军，这个建议得到开明的崇祯皇帝激切赞赏。于是在温体仁等朝中大臣的支持下，孙元化在登州着手训练新军。
孙元化一向主张“以辽人守辽土”。毛文龙被害后，他收留接纳大批原东江将领士兵，并以此作为训练新军基础。为了训练这支新军，明政府可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仅给这支部队配备了大量最先进火炮，火枪，而且从澳门聘请了几十个葡萄牙的炮兵教师。
中国本土技术专家都云集于此，比如其中的王徵，曾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翻译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西儒耳目资》以及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的《远西奇器图说》，他本人也有诸多机械发明，这时也在登州协助训练。
但就是这样的部队还是存在军饷不足的问题。
崇祯四年十月，孙元化命孔有德率几千士兵携带火炮从登州出发支援辽东前线，这支队伍不得不沿途向居民索取粮食补给。
当行进到吴桥，士兵为抢掠食物问题和当地居民发生矛盾，孔有德惩罚了一名士兵，将其穿箭游营。结果士兵们开始骚乱闹事，最终演变成兵变，孔有德一半是保命，一半也是自己心头蓄积太多不满，就此顺水推舟，率领士兵攻城夺地，没多久里应外合把登州攻打下来。最后携带着大批明朝最先进火炮装备以及上万士兵投降后金。
此事对明朝打击相当严重，不仅损失大量火炮船只，改变了与后金之间力量对比，而且大批优秀人才也在事变中牺牲。
孙元化本人因严重渎职，罪不可赦被处死。王徵虽被赦免，也罢官回乡，徐光启策划的训练火器新军计划因此搁浅。而这一切后果最直接导火线仍是军队缺饷，士兵生活待遇无法保证。
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列举出来的兵变有一大串：崇祯元年，陕西固原兵变；崇祯二年，陕西阶州兵变；崇祯三年，陕北延西一带兵变；崇祯八年，川军哗变；崇祯九年，宁夏兵变，……。
以上记录还很不完全的。一些原本被招去勤王，保卫京师的军队，也会因为发不出军饷，而变成叛军。
比如，崇祯二年十月，后金入侵，直逼京城，崇祯下令各地调集勤王部队支援京师。山西总兵张鸿功和山西巡抚耿如杞奉命带着八千山西官兵赴援，这原是一腔报国忠心。但忠心没得好报，等他们到京师附近，兵部几天之内连续让他们调换驻地。这么做并非出于军事考虑，而是按规定部队等抵达驻地第二天才能领饷，兵部借此逃避发饷。
政府穷困至此，要靠这种手段自欺欺人，也着实令人发叹。不是穷的实在没办法，决不会在京师附近玩这种危险游戏。
不发饷，士兵就要挨饿，总不能活活饿死吧，于是只好在附近抢劫解决问题。后金军队抢劫是其首脑鼓励的，明政府对自己无力控制的军阀抢劫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对这种发生眼在皮底下的事，当然不能坐视。
于是本来满怀报国热情，辛苦勤王的山西总兵张鸿功，山西巡抚耿如杞以约束军队不力，被逮下狱。他们带来的这几千名勤王的精锐士兵，看见巡抚和总兵被抓了，一哄而散，逃回山西，成为流寇一部分。
哗变的勤王军队还不是仅此一家。
崇祯二年末，一支军队在甘肃巡抚梅之焕和总兵杨嘉谟的带领下，打算行军六千里去保卫京师。结果是安家粮都没发，行军过程中士兵们苦累不堪，实在忍受不下去，走到安定县时哗变，杀死将官。
此类因缺饷导致的兵变数不胜数。现代一些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叛乱的饥军是造反中坚力量。崇祯三年以后，流寇势力的扩展和勤王军队的哗变有密切关系。
明朝政府并非认识不到拖欠军饷后果的严重性。崇祯也好，户部兵部乃至内阁官员也好，一直都把筹集军饷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但结果却始终没能解决问题，为什么？
很简单，就是国家没钱，赋税收入总共那么一点，就算全部拿去供应做军饷，也不够用。
崇祯时期增收了剿饷、练饷，但那点钱说实话也只能勉强维持平定内乱以及辽东重点部队作战需要，次要部队基本顾不上。至于实打实地扩充训练新军，更谈不上。增加了赋税尚如此，如果不增加，可以说不用十七年，两三年内明朝就会被缺饷军队变乱彻底颠覆。这时候就根本不是用什么官员，什么将领的问题，再好的官员、再优秀的将领也无法指挥没饭吃的军队打仗。
有一些文人后来参加军队抗击流寇，才领略到明军究竟苦到何等程度。张永祺在《偶然遂记》中记述明军惨苦情形，饭往往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上的，有时想要一勺水润润嘴都是奢望。人是这样，马呢？连草料都没有，只能饿得长声嘶叫。他感叹说，身在事外时，义正词严痛骂兵丁骚扰很容易。可等自己加入行伍，才切身了解到其中艰难苦楚，真可以让人痛哭浩叹。
要解决饥兵叛乱问题，就必须给所有部队以充足军饷，而要实现这点，国家必须有足够的钱，国家的钱从哪里来？不通过增加赋税，难道效仿后金（以及后来的清军）那样毫无顾忌地抢掠？
明朝中国幅员、人口如此巨大，就算自然灾害再严重，经济再困难，征收来的赋税少到连发军饷都不够，本身就是极不合理的现象！
明代文官成天用多疑的态度，防贼的眼光来看待武官和皇帝。一到军官索饷的时候，就认为军饷都是被军官贪污了，是在冒领，索要军饷都是来骗钱的；一到皇帝要求调拨军饷的时候，就认为皇帝内库里有的是钱，只不过皇帝是守财奴，吝啬不肯拿出来用。
皇帝反正被文官的口水喷惯了，受点污蔑已经见怪不怪。可对军队官兵来说，政府不肯给足够物质待遇也就算了，反正饿死是死，战死也是死，左右都是一死。可问题是精神上都饱受屈辱，动不动就被怀疑贪污，军饷没有，为生存去抢一点东西，就被骂得狗血喷头，这事情确实是没办法维持下去了。
注：文章出处节选自《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引用内容自《杨鹤对诏狱供状》、《杨文弱先生集》、《崇祯长编》卷11崇祯元年七月甲寅、《绥寇纪略》卷一、张永祺《偶然遂纪略》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