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把诸葛亮拉下“神坛”吗？ | 刘福智 / 四六文摘

能把诸葛亮拉下“神坛”吗？

刘福智

鲁迅当年发表了关于秦始皇的不同于世人的评论，推翻了把这位“千古一帝”简单地视为“暴君”的结论。人们说这是为秦始皇“翻案”。郭沫若后来重新评价曹操，以一个多有建树的政治家形象取代了曹操历来的“奸白脸”形象。人们说这是为曹操“翻案”。于是，鲁迅和郭沫若在“翻案”问题上名声大噪。

当代学者注意到这种情况，于是，有人似乎就是为了名声大噪，便频频为历史人物甚至文学人物翻案。诚然，对既有的判断和世人的评价为何不能翻案？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会得到认同。不过，有些人的“翻案”，其问题恰恰就出在是不是“成理”和“有故”上。

有人说，当今的文化圈仿佛进入了一个“翻案”盛行的时期。王立群先生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这一文坛佳话“翻”成了“欺骗世人两千多年的爱情神话”，说司马相如对卓文君既“骗财”又“骗色”；而李零先生将孔子骂作“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这比之于“文化大革命”中把孔子轻蔑地称为“孔老二”为更甚。近来又有胡觉照等先生信誓旦旦地要把诸葛亮拉下“神坛”。所有这些“翻案”与当年鲁迅和郭沫若有所不同：鲁郭二位似乎是把“坏蛋”往好处“翻”，而以上几位似乎是把“好人”往坏处“翻”。鲁郭二位的“翻”是在严肃论证的基础之上为历史人物翻案，因而获得很大程度的认同；而当今几位的“翻”，则表现为很大的随意性，甚至是为了“翻”而“翻”，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而“翻”。

关于将司马相如“翻”成“骗色”，将孔子“翻”成“丧家狗”暂且不提，只说要把诸葛亮拉下“神坛”，似乎就有些武断。公众把诸葛亮看作“智慧的化身”，看作“智圣”，看作“神”，这种认识大抵来自于小说《三国演义》以及由此衍生的戏剧、影视作品，而并非来自于史书《三国志》。也就是说，公众心目中的诸葛亮是一个文学形象，而并非历史人物。而文学形象是允许艺术虚构和“典型化”处理的。公众津津乐道于诸葛亮神奇的智慧，正是出于对文学的理解和宽容，有谁会对“巧借东风”、“智算华容”、“三气周瑜”、“七擒孟获”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故事去考察一下是否确有其事，是否确是如此呢？在这一点上，有时小百姓比大学者反而还要高明。就有一位到处招摇的“红学家”，到处考证《红楼梦》中林黛玉之父林如海的死期究竟是“八月”还是“冬”。而且到处夸夸其谈，炫耀他的红学研究“新成果”。须知，凡是把文学故事和学术考证混为一谈的所谓学者，不管他自视如何之高，其实却是低能、低俗、低劣的。那种拿着国家俸禄，干着无聊勾当的所谓的“大家”，在小百姓面前应感到无地自容。《三国演义》的作者对诸葛亮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一定程度的“神话”倾向，而公众接受了这种倾向，是因为他们懂得文学的真实不同于生活的真实。而可怜的自视为学者的胡觉照们，却不懂得这个道理，岂不怪哉！

“文化大革命”时有两句时髦语言：“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时下，有人把“敌人”泛化为“别人”了。他一看到别人有高看司马相如、孔夫子和诸葛亮的倾向，立马就开始反对了，开始贬抑了，开始咒骂了，而且美其名曰“逆向推理”。这哪里是什么推理，用老百姓的话说，这是“抬杠”，是“顶嘴儿”，是“戗碴儿”。这种一味的反对给人的感觉恐怕是：“无理谬三分”。

那些为了“大噪”而动辄“翻案”的“学者”，人们看到的却是：浮躁。

刘福智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杂文联谊会会员、中国文章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作家协会会员、河南杂文学会常务理事、河南诗词学会会员、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郑州大学诗词学会副会长。长期担任诗歌写作、杂文写作、诗词写作、文学写作、诗词鉴赏、中国文化、大学语文等7门课程教学工作，尤其擅长诗歌、诗词、杂文、论文的写作和歌曲的撰词和谱曲，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出版《诗歌艺术论》、《杂文艺术论》、《科学美与艺术美》、《美学发展大趋势》、《文章写作学》等学术著作10部；出版《邓亚萍》、《中国的泼皮士》、《齐鲁诗选》、《齐鲁诗词》、《齐鲁文选》、《宅家避疫诗文选》等文学著作6部。在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杂文、随笔、歌曲、诗词、曲艺、学术论文、纪实文学、学术论文等众多领域著述颇丰，撰写、发表作品、著作总字数达1000余万字。在诗歌、散文、杂文、歌曲、诗词、剧本、纪实文学等文学艺术领域获奖数10项。长篇纪实文学《邓亚萍》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多部论著曾获中国文章学研究会研究成果一等奖，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河南省社科联优秀成果一等奖、郑州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10余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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