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漫笔：出入文史说“三国”（作者 冯子礼）

【提  要】 《三国演义》是一部“三虚七实”的历史演义，封建时代它是一部最为普及的通俗历史教科书，因此，就出现了以文为史、文史不分的现象。谈论文学形象得以小说文本为依据，史论则应本史；文史参照虚实生发的历史文化随笔，也不能文史不分混为一谈。只有出入文史，能够进得去出得来，谈文论史才能挥洒自如，睿智而不失肤浅。

《三国演义》是一部“三虚七实”的历史演义，在封建时代对于下层大众来说它是一部最为普及的通俗历史教科书，因此，就出现了以文为史、文史不分的现象。清代是关羽崇拜的鼎盛时期，就出现过大臣因为奏章中误用“演义典故”而挨了皇帝板子的故事。其实，谈论“三国”的话题离不开“志”，问题是不能文史混淆，只有出入文史，能够进得去出得来，谈文论史才能挥洒自如，睿智而不失肤浅。

《三国演义》的成功之处，乃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进行了成功的艺术虚构，创造出了一系列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像被毛宗冈称为“三绝”的诸葛亮、关羽和曹操，都是中国文学艺术画廊中最为成功的典型。如果研究小说塑造典型形象的艺术经验，就离不开人物的历史渊源。如果是小说人物论性质的分析，那就得严格地在小说的文本范围内说事。如果是议论历史上诸葛亮的“隆重对”和北伐战略的得失，就不能将“桃源结义”、“借东风”、“空城计”等等当作史料使用。

谈论文学形象就得以小说文本为依据；史论则应本史，文史参照“虚实”生发的历史文化随笔，也不能文史不分混为一谈。

一

《徐州日报》发表过一篇”诸葛亮得失谈”的文章，文史混淆就很有代表性。

“得失谈”本身就是论史的题目,“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当年诸葛亮27岁”讲的是历史，与 “草船借剑，火烧赤壁，赚荆州，取成都，夺汉中”等混为一谈就不妥了。历史事实是，赤壁大战诸葛亮固然是重要参与者之一，但所起作用远不像小说描写的那样。“演义’在这一部分浓墨重彩地刻画诸葛亮，写曹操不同凡响但处处又落周瑜彀中，而周瑜孔明斗法又总是孔明棋高一着，非曹操周瑜所能望其项背。作者妙笔生花，故事惊心动魄，写来十分好看，一个神机妙算无人可及、面对双重的黑云压城能够幽默轻松指挥若定的“智绝”的形象跃然纸上——实际上它与历史相去甚远。三国故事中这段最为精彩、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部分，恰恰是虚构最多的部分。群英会、蒋干中计、周瑜打黄盖、草船借箭、连环计、借东风、火烧战船、智算华容、等等，经过戏剧艺术的移植搬演，千百年来早已脍炙人口妇孺皆知，并由此产生出许多成语，影响深远。实际上，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大半是艺术虚构，或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虚构最多的部分，恰是“演义”最为精彩的部分，真应了《红楼梦》的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啊！赤壁之战、火烧战船、曹操大败的“大事”是不虚的，但是，不光“借东风” “智算华容”无其事，“草船借箭”也是从孙权处移花接木，“曹操倒霉遇蒋干”更是“冤案”。《三国志》引《江表传》称：“幹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蒋干不仅不是“丑”，而且还是英俊华彩的“纱帽生”。曹操派蒋干游说周瑜不是在赤壁之战期间，目的也是“闻有美才”欲招揽之，“幹还，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看来双方的会见交谈，都是恰到好处。——自然，这一些经过罗贯中生花妙笔的成功改造，就“以假乱真”了。

《三国演义》的虚实问题，一直是一个学术课题。“七实三虚”是说它的大的走向，但不能拘执量化。“演义”为历史小说提供的成功经验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刘备生前主要的军事行动，基本上是他自己亲自指挥的，《三国演义》为突出诸葛亮，将刘备的许多功劳记在“军师“的名下了。博望烧屯大败曹兵的战役，诸葛亮尚未出山，演义让他提前出山初试锋芒以折服关张。攻取益州历时三年，战事基本是刘备指挥的，直到围困雒城的最后阶段，诸葛亮等才奉命溯江而上“分定郡县”。“诸葛亮智取汉中”写得有声有色，其实诸葛亮并未参加，他的任务是留守后方，“足兵足食”保证后勤供应，就像刘邦时代的萧何一样。因此，陈寿才说他“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就是说，诸葛亮主要的还是政治家，乃“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在军事上，陈寿认为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长于部队的管理训练，而不长于出奇制胜，也即长于治军而短于指挥。诸葛亮后期六次北伐而终未能胜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但他个人军事才能方面的长短，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因素。

二

谈论诸葛亮北伐战略的得失，尤其得分清文史。

小说中有着严重的正统论和天命观，谈论艺术形象诸葛亮的北伐，就不能撇开这点。

这方面毛宗岗批三国就做的很好。

“魏延子午谷之谋，未尝不善，武侯以为危计而不用，盖逆知天意之不可回，而不欲行险以争之耳。知天意之不可回，而行险以争之，即争之未必胜。争之不胜，而天下后世乃得以行险之失，为我咎也。惟兢兢然持一至慎之心，出于万全之策，而终不能回天意于万一，然后可以无憾于人事耳。”

一句话，诸葛亮是尽人事以听天命、知其不可而为之使然。所以“上方谷司马受困”一回结局依然是功败垂成，天降大雨使司马懿父子绝处逢生，以致诸葛亮只好浩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

他是就小说论小说，在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中说事。

历史人物诸葛亮北伐的得失，历来是热门话题。

一种意见认为，诸葛亮死得太早，否则“若天假之年，则继大汉之祀，成先王之志，不难矣”。唐代中兴名相，大家熟悉的“雪夜平蔡州”的统帅裴度，即持这种观点。上文所引，即是他为成都武侯祠被后世称为“三绝碑”所撰的碑文中的话。在碑阴文中，孙樵更公开地指责陈寿贬抑了武侯。学者认为，陈寿虽称良史，然其父陈式本为诸葛亮的部下，因犯法为诸葛亮所髡，故寿为亮立传有失公正。

一种意见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决策”，是“跨有荆、益”作为根据地，然后待“天下有变”，分两路出师北伐，一路向宛洛，一路向秦川，以统一中国。其后由于关羽“大意失荆州”，而刘备伐吴又遭彝陵大败，致使蜀汉国土失半，元气大伤，再无统一的可能。杜工部《八阵图》诗所谓“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即表达了这种观点。

近年还有学者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决策”本身就包含着悲剧的因素。从历史、地理的因素看，汉末的中原(包括关中)与荆、扬及益州，已经发展成为三个互相对抗的经济区，它是三国立国的社会基础。荆州与扬州联为一体，为东吴所必争；而荆州和益州因为崇山峻岭的阻隔，它们作为两个各自独立的经济区，联系极为不便，蜀汉集团无论以荆制益还是以益制荆都无可能，所以失荆州实为历史的必然。故诸葛亮的隆中决策预见天下三分，有着非凡的眼力；认为刘备只有向荆、益二州发展，也很正确；但他的“跨有荆、益”作为立国和发展的基础，是不现实的，这也注定了他的理想要成为悲剧。这与“得失谈”的切入角度相似。

此外还有多说，诸如认为诸葛亮用人苛严，求全责备，致使蜀汉无人啦；不重经济致使粮馈不继啦；北伐本来就是以攻为守啦，等等，不一而足。

这都是就历史论历史。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严肃的历史演义小说，其人物故事在大的走向上要受历史的制约，它坚持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既尊重历史又充分发挥了艺术虚构的作用，写得动人好看，它为历史小说创作积累了十分宝贵的艺术经验。有一本叫做《反三国志》小说，完全按照主观好恶颠倒了故事的结局，最后以蜀汉的胜利而告终，“戏说”得太离谱，正如种种《红楼梦》的续书让宝黛终成眷属一样，那在艺术上都是失败的。

三

诸葛亮用人方面的问题。

关羽“大意失荆州”是关系到蜀汉事业成败的一件大事，这一战略性的失误到底应该由谁负责呢？“得失谈”归罪于诸葛亮：“诸葛亮其实早就深知关羽的短处，但因为关羽是刘备的结拜兄弟、嫡系将领，他便仍然将镇守荆州的重任交给关羽，而不是交给一生谨慎、心思慎密，而且武艺不在关羽之下的赵云。可见其原则性是大打折扣的。”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荆州之失预示着彝陵之败，遂使诸葛亮在隆中为刘备做的战略规划付诸东流。是的，如果不是委托关羽而是委派赵云镇守荆州，那荆州或可不失，蜀汉的结局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这是每一个“三国”读者的共同遗憾。不过这是谈论小说，不是论史。

其实，诸葛亮的奉命入川和委派关羽镇守荆州，都是出自刘备的安排。赤壁战后刘备略取江南诸郡，就已经任命关羽以襄阳太守荡寇将军的名义驻守江北；刘备西取巴蜀，委任“亮与关羽镇荆州”，诸葛亮率众西征，关羽留守乃势所必然。对此，小说改造得很巧妙，说是他从使者关平的身份领悟到刘备的意思。历史上诸葛亮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像小说中写的那样高，那样言听计从，我们不能从小说获得的印象出发论史。

赵云的使用问题较为复杂。赵云是小说塑造的最成功典型之一，不过它与历史上的赵云还有很大距离。“五虎将”云云本是小说的虚构，而在戏曲中更进一步将赵云后续为“四弟”，这反映的是大众的美好愿望，它表现的是人们对《三国演义》中桃园式的君臣兄弟关系的期待。赵云在《三国志》“关张黄马赵”合传中排在末位，关张自不待言，黄忠和马超归附刘备都在赵云之后，前四位刘备生前都曾封侯，独赵云一直到刘备身后才得封侯，赵云的追谥也比其他几位大将为晚，这一现象一定出之有故。历史上的赵云在荆州时的职务是留营司马——“此时先主孙夫人以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先主以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相当于保卫局长，虽信任倚重但地位不是很高。赵云的使用是否适当，有责任也应该在刘备。关张追随最早，自然最受信用，不过“桃园结义”云云则是小说家言。刘备是否多少有点宗派倾向或资格伦，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刘备长于识人用人，他占领汉中后南归前委任汉中太守把守北方门户，大家都以为非张飞莫属，不料刘备却破格提拔了魏延。魏延归附比赵云晚得多，所以宣布时“一军皆惊”。可见他虽然对关张有点过分信任倚重，但还谈不上宗派情绪，也不是惟资格论。学界也有人认为刘备对关羽的信任超过诸葛亮的，亦持之有故的一家之言耳。以关系论，赵云与刘备父子有恩，“长坂坡救阿斗”和“截江夺阿斗”历史上确有其事，按理说在封赏和使用方面不该有人为压抑的因素。赵云死后，后主颁诏为其立谥时说：“云昔从先帝，功业既著。朕以幼冲，涉途艰难，赖恃忠顺，济于危险。”姜维等议：“云昔从先帝，劳绩既著，经营天下，尊奉法度，功效可书。当阳之役，义贯金石……谨按谥法：柔贤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应谥云曰顺平侯”。从这“顺平”的谥看，赵云的为人是十分忠诚严谨的，作为方面统帅他是否有所不足？也未可知。

“诸葛亮临死前向后主刘禅推荐的几位辅国大臣，全都是一些谨小慎微的平庸之辈，再无雄才伟略、开疆拓土之栋梁的出现。”事实并非如此。小说在诸葛亮的身后的叙事，因为突出“恢复汉室”的主题主要表现姜维的“九伐中原”，所以读者从小说获得的印象中姜维较突出，一般的读者，恐怕连蒋琬、费祎的名字都未必能够记住。实际上，彼时蜀汉主持大局的是蒋琬、费祎，这两位诸葛亮身后的继任者都是一代人杰，蜀中出色的政治家。

诸葛一生唯谨慎，在用人方面也以稳健、重德著称，但这并不意味他墨守成规，唯资唯历。蜀汉后期政权的稳定，特别是诸葛亮身后依然能够取一定攻势地维持了二十余年，这与诸葛亮能不拘常规选拔杰出人才来接替自己主持国政有直接关系。诸葛亮暮年刘备起家时老人还有，可他毅然选拔了蒋琬和费祎付以大任，事实证明诸葛亮这一战略性的选择是英名的。

蒋琬出身书佐小吏，因为托志公雅，诸葛亮以他为“社稷之器”，很予器重。诸葛亮北伐，他统留府事，常足兵足食，保证前方的补给。诸葛亮去世后，“远近危悚。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蒋琬按照诸葛亮的既定方针治理国家，使蜀汉得以在稳定中继续发展。倒了擎天柱，侍奉的又是个昏庸的皇帝，能使蜀汉政权维持近二十年的稳定，可谓临危受命不负重托。

比较一下魏延、杨仪与蒋琬。

魏延其人是个独挡一面的将才，但不是统御全局的帅才；是个能征惯战的猛将，但不是文武全才的政治家。论资格和功劳魏延都在蒋琬之上，但他勇武有余而德器不足：性骄矜，重私愤，不长于团结人，对事业谈不上忠心耿耿，一旦个人意愿得不到满足，恐怕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刘备在世时，有关张等在，他尾巴翘不起来；刘备死后，他觉得除了诸葛亮，“老子天下第二”，别人谁也不放在他的眼里了。诸葛亮一死，让他当国，当好当不好先不说，肯定不会象诸葛亮那样对刘禅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不让他主持国政，让他掌握枪杆子，以其跋扈难制，则谁也驾驭不了。总之，魏延对诸葛亮身后蜀汉政权是个极大的不稳定因素，若其人不死而刘禅政权能继续维持三十年，恐怕难于想象。

杨仪作为诸葛亮处理军务的助理，也是个干才。《三国志》本传说他“亮数出军，仪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可他与魏延有个共同的毛病，都狷狭骄矜。魏延矜高，大家都让他三分，唯独杨仪不稍假借，故二人关系有如水火，以至在聚会场合，有时魏延动刀动剑，以示威泄愤。诸葛亮在日，珍惜杨仪的才干和魏延的骁勇，常恨二人搞不好关系，不愿对他们有所偏废，让他们发挥各自的作用。在身后的人事安排上，他既有效地防范了魏延，也限制了对杨仪的使用，让蒋琬和费袆先后总理大局，直到他们相继谢世之后，魏国才能够将蜀汉灭亡。

钟会伐蜀至汉城，特致书蒋琬之子蒋斌，称许蒋斌和诸葛瞻等俱为“巴蜀智贤文武之士”与自己“气类”相同，表示“欲奉瞻尊大公侯墓，当洒扫坟茔，奉祀致敬”，后来果如其言。可见，蒋琬即使在敌国也有很高声望。

费祎，江夏人，游学入蜀，刘备定蜀后入幕，先为太子舍人，迁中庶子，后主践位后为黄门侍郎，奉命使吴，表现突出，长于知人的孙权当时就说：“君天下淑德，必当肱股蜀朝”。费祎作为诸葛亮选拔培养的“第三梯队”接班人，在蒋琬故后主持国政，继承诸葛亮的成规，对其治绩史称“边境无虞，邦家和一”。

在第一代领导人谢世之后，魏吴两国都发生了多次高层动荡和残酷的流血政变。曹魏是曹氏宗族大规模流血之后“政归司马氏”，孙吴是从诸葛恪到孙綝经过多次残酷屠杀“你方唱罢我登场”，吴主孙亮被废，独独蜀汉在诸葛亮身后倒了擎天柱却能保持近30年的稳定，在蒋费当政期间，对魏国还能取一定的攻势，相形之下，这简直是一个奇迹。这一奇迹的出现，不能不归功于诸葛亮身后的人事安排。

四

徐州是秦汉文化的重镇，三国的三位创业之主和《演义》中的“三绝”都与徐州发生过密切的关系。曹操东佂徐州，与陶谦、吕布和刘备在这儿大战；刘备两次“牧徐州”；孙坚任下邳丞时，其夫人“梦日月入怀”而生孙策、孙权；关羽一生中最为动人的“降汉不降曹”故事渊源于徐州；而诸葛亮则是汉代的徐州人。所以徐州秦汉三国文化的底蕴十分丰厚。然而，《徐州日报》历年所刊的关于关于“三国”的文章，几乎都是文史混为一谈，以文为史，误把彭城作“徐州”。

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与“反腐倡廉”，将首都地区以外的郡国划分为13个行部，每部派刺史一人巡行郡县，“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东汉改为十二，首都附近隶司隶校尉。州部原为监察区，刺史无定员及固定治所，后来随着刺史权力的不断扩大，州乃演变成大行政区，灵帝时资深刺史改称“牧”。州部下辖郡国，郡下辖县，“国”相当于郡，为王的封地，王不治事，行政长官为“相”。刘备先后任过平原县令和平原国相，后来做过徐州牧和空头的豫州牧，所以世称“刘豫州”。东汉时徐州辖琅琊、东海、下邳、彭城、广陵5郡国62县，治所初在郯，后移下邳。诸葛亮的故乡就是琅琊阳都，今临沂沂南。今之徐州市，彼时为彭城王国治所，三国时曹魏始将徐州治所移至彭城，后来地域名演化为城市名。

汉末徐州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政治中心下邳，而不是彭城。所以，《三国演义》中根据历史虚构的故事，如陶谦让徐州、刘备领徐州、吕布月夜袭徐州等等，“徐州”非彭城，皆下邳也。

因为不明历史地理的沿革，古代小说时见地理错误，《三国演义》也不例外。罗贯中把徐州和荆州的地域名都与城市名混淆了。第19回写曹操东征徐州，陈登劝吕布将“徐州钱粮移于下邳”，“徐州”本来就是“下邳”，吕布“多此一举”——小说将彭城误作徐州治所，并按后世习惯以地域名城了。“演义”中这种现象很普遍，当然也有艺术需要的因素。荆州，罗贯中不仅以地域名城，而且搞得很乱。荆州治所原在汉寿，刘表时移治襄阳，赤壁战后刘备领荆州先驻公安，“借荆州”之后移治江陵，关羽督荆州时一直驻江陵，曹魏的“荆州”依然治襄阳。但在罗贯中笔下，有时以襄阳、江陵为“荆州”，更多的时候，使人感到似乎在襄阳、江陵、公安之外，还另有一个荆州城。“诸葛亮一气周公瑾”智取荆州部分，故事十分精彩，但地名方位不敢恭维，如果较真，几乎让你“找不到北”。其他方面，诸如说曹操是“沛国谯郡人”，“沛国”相当于“郡”，怎么能够下辖“郡”呢？“谯郡”为“谯县”之误：这是建制大小混淆。再者古今地名混用：脍炙人口的“甘露寺招亲”故事发生在南徐，“南徐”，晋室南渡后侨置徐州，刘宋收复徐州后于二徐州前分别加“南”“北”二字以别之，“南徐州”治所为京口，即今之镇江，汉末三国时称京。吴国太大骂周瑜“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没有本事夺回荆州而搞什么“美人计”害我女儿，东吴的疆域主要就是一个扬州，后来向南发展才开发交州，下辖六郡八十三个县，哪来的“八十一州”！——亦失于古今建制混淆耳。“演义”中汉代地名与后代地名混用现象很多，这至少是一个美中不足，就像一部抗日题材小说将“安东”“北平”称作“丹东”“北京”一样。姚雪垠创作《李自成》写到清军入关京畿戒严，为了一个戒严应由那个衙门发布问题，搜遍典籍苦不可得，后来偶然机会获解：当时的戒严布告是以“左佥都御史”名义发布的。可见历史小说创作之严谨。类似现象很多，兹不一一。

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但是，如果能够比古人站得高些，“品三国”才能 “品”出别人品不出的味来，教学导读自然要求更高了。

“得失谈”批评诸葛亮“隆中对”所设计的“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战略方案，认为，“分进合击的钳形攻势，才使刘备失去了惟一可以问鼎中原的战机。它颠倒了主力和偏师的关系，棋差一招，前功尽弃。西蜀一系列的败仗，都和固守过时的战略有关：秦川原来的确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富庶殷实，但汉献帝东迁之后，这里已“十室九空”，经济凋蔽，不足以支持刘备逐鹿中原，战略地位已不重要。而刘备根据这一战略，偏偏率重兵战于秦川，稽延了时日，得不偿失” 。战略方案可以争议，但“秦川”与“汉川”不能混为一谈。“秦川”在秦岭之北，为关中平原，所谓“八百里秦川”是也。诸葛亮“隆重对”所规划的师出“秦川”与后来的六出实际上是五出祁山，目标都是这里。“汉川”乃汉中盆地，在秦岭之南，古属益州，刘备占领益州后，汉中为其所必争。曹操占领汉中后，“蜀中一夕数惊”，他没有听从司马懿等的意见乘势进取，乃是重大的战略失误。“得陇望蜀”的成语，就是出自这一公案。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川”即汉中，“汉川”乃蜀汉重要的根据地；“秦川”乃诸葛北伐与曹魏逐鹿战场，在曹魏控制之下，搞不清这重关系，怎么能够正确地评论诸葛亮的战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