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盘上的寒（韩）流——厄尔布尔士山下的围棋故事之10
那段时间我经常与吴先生下棋。有时他来，有时我去。他住在德黑兰中部偏北地区的一个较老的住宅区的一栋小高层公寓内。那几栋楼房所在地的地势比较高，有一个长达数百米的陡坡路，几乎都有30度。每次开车去我都得将档位放到1-2档并逐步加大油门才能冲上那个笔直而长长的坡道。那个小区的停车位也大多是比较倾斜的。车子也只能那么一侧高一侧低地横着停。有时停车位坡度太斜，从任一侧开车门上下车，人们都不敢把门开得太大，因为总担心车门开大了会擦到地上。但我还是乐此不疲地在空闲时开车去那里找他下棋。吴先生也一样，也经常抽空跑到我这里来找我下棋，只是再也没有带过酒。（估计那瓶酒可能是他在德黑兰的最后一瓶也是唯一的一瓶酒吧？）
由于经常与吴2段对弈，我对他的棋路开始了解和熟悉起来。逐渐地，我也不再忌惮他的贴身缠斗战术了。相反，我还觉得，与吴2段下棋尽管很伤脑筋，但却很有挑战性，也很过瘾。因为那些在对弈中经常出现的扭断绞杀的战斗不仅会迫使你经常进行紧张的局部计算，而且也会逼迫你不断地进行棋局判断，去思考一些你原来很少想过的局部战斗可能引起整体变化的可能性。如果说与吴仲谋博士下棋有助于恢复自己的原有棋力的话，那么与吴敏焕先生对弈则着实让我领教了什么叫骁勇善战的韩国围棋。
我曾与国内的不少业余棋手，包括一些实力很强的职业棋手下过。但在我的感觉中，那时国内的棋手，无论业余还是职业，大多还是因袭了日本围棋的保守传统：先布局、再序盘，摆好架势打中盘，中盘之后是收官。因此，棋手下棋，按部就班的多，走平稳棋局的多，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多——尽管往往得不偿失。虽然也有少数崇尚战斗的野战派，但因当时中国围棋界整体上还处于一种因循守旧阶段，缺乏变革和创新，难以形成气候。
上世纪1990年代初，日本围棋表面上仍然不可一世，但实际上已开始走下坡路了，只是还不自觉而已。日本围棋讲究棋局均衡、棋形美观以及边角定型再行战斗。与此相对应的是藤泽秀行的华丽大气、大竹英雄的美学棋形以及石田芳夫的细部精算。虽然吴清源和木谷石的新布局和武宫正树的宇宙流（也有叫自然流的）也曾在围棋史上石破天惊，但由于太拘泥于对自己对既有围棋理论的诠释和享受，而不是追求围棋实战的需要，自那以后，因循守旧的日本围棋还是遏制不住地步入了下滑的道路。
中国围棋纯粹靠学习和模仿日本围棋起家，当时虽说已经改革开放十多年了，但不仅未能在民众中培育出深厚的围棋土壤，连一个基本符合市场竞争需要的围棋发展和管理体系也始终未能建立起来，更不要说有一个自成体系的围棋理论了。（独立法人的中国棋院是1991年才成立的，自那以前三十年一直都是以社会团体中国围棋协会的名义在负责管理和发展中国围棋事业。而中国围棋的市场化则起步于九年后的1999年举办的中国围棋甲级联赛。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围棋体制改革，迄今还在持续低对中国围棋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作者注）
除了文革前陈祖德九段在日本安永一先生初创基础上发展出“中国流”布局理念之外，当时中国围棋在围棋理论或风格的发展上几无任何创新和贡献。当时也就出了一个聂卫平。可以说，如果没有聂卫平先生，没有几年前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的破竹十一连胜，那时的中国围棋也许什么也不是。
可是，我在与韩国的这位普通的业余2段棋手吴先生的对弈中却经常能感受到一种以前没有感受过的气势，一种不战斗就不罢休的气势。在吴先生看来，下围棋就应该主动寻机战斗，而不是摆好阵势后才能战斗。所以我和他下的棋，很少有先布局、再序盘，然后再进行中盘战斗的套路，大多在布局过程中就跳过所谓序盘阶段开始战斗了。当然，这些战斗并不是一味地乱战。可能只是我不太熟悉韩国围棋的一些新定式所造成的吧？但不管怎么说，吴先生的主动寻机战斗的棋的确让我看到了围棋的另一面，那就是不必受已成定式的约束，有需要就战斗。
棋诀曰，“棋从断处生，乱从碰中来。”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已有的很多定式中也有一些断或碰，但双方很快就按照一种格式鸣金收兵，以好将布局下完。既然如此，为什么非要将布局下完后再战斗呢？局部中的战斗走得好、走得多了，不也会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定式吗？我感觉，吴先生的棋似乎就没有这么多讲究。只要有可能或有需要，就去断，去碰，去战斗，管它定式是优势还是劣势呢！我后来才悟出来，是否主动地去寻求变化或寻找战机，可能就是当年日本围棋与韩国围棋之间的最大区别和分野所在吧？
吴先生告诉我，他走的那些棋，虽然我不习惯，但并非什么无理棋（an irrational play），而是一种新手，新定式，是韩国围棋界共同研究出来的。他的那些新走法在韩国都是很普通的着法，很多人都会走，几乎都定式化了。只是他懂得也不多，知道的也不过是些皮毛，有些定式走得也不是都对，所以才没让我吃大亏。他还表扬我水平比他高，苦思冥想出来的一些应对之棋走得还是正确的，也是符合他们的定式的。
那时我还不知道吴先生的凶悍棋风只是凶悍的韩国围棋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而已。我只觉得，吴先生作为一个业余2段能有如此战力只是一个个例，可能与他本人的豪爽个性有关吧。一年后，我参加了中日韩三国外交商务人员在伊朗组织的围棋比赛，跟许多日本与韩国的业余高手都交了手，发现大多数韩国棋手好像都是这种好战的棋风。这时我才明白，吴敏焕2段的凛冽战法虽说与他的个性有关，但实际上，他所在的那个国家——韩国的围棋风格就是如此。与其说他的棋风代表韩国，还不如说吴先生不过是韩国主流力战棋风所塑造出来的一个普通的业余2段棋手而已。为此，我还觉得，如果将韩国的这种不拘一格，不避战斗，力争棋局主动权的棋风用一个词来加以形容，那么下面这个词还是比较合适的：
“韩流”（寒流）！
那么，究竟什么叫韩国棋风呢？或者说，围棋“韩流”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两年前，也就是1988年，在与日本超一流棋手战斗中几乎战无不胜的聂卫平在应氏杯决赛上输给了韩国的曹熏铉。由于我那几年没怎么下棋，也很少有机会看到韩国人的棋谱，更没有机会与韩国棋手下棋，所以我并没有意识到韩国围棋与我们以前学习和实践过的日本围棋有什么不同，也没有意识到曹薰铉先生的应氏杯夺冠其实是革命性的、不拘一格的韩国围棋（韩流）称霸世界棋坛的开始。
但在结识了吴先生后，尤其是从吴先生这位业余低段棋手那里体会到韩国围棋的那种惟战为美的棋风后，我似乎也意识到，名不见经传的韩国曹薰铉之所以能够在首届应氏杯决赛上战胜当时似乎如日中天的中国聂卫平，可能并非是偶然的。相反，韩国人的胜利也可能真的包含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是：人家韩国在真正的围棋理念和实践的改革与创新中快步前进，而我们却始终故步自封，停留在口惠而实不至的改革阶段。（那时候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十多年，可围棋管理体制的举国性质却始终未见改革。直到我认识吴先生的第二年——1991年10月中国棋院才成立，而又过了九年才终于创办了堪称中国围棋体制划时代改革的中国围棋甲级联赛——作者注）
韩国围棋的不同凡响的之处就是好战。但这种好战不是那种蛮干，而是一种敢于并善于寻找战机的好战。围棋归根结底是一种争夺实地的智力竞技。因此，要想获胜就必须战斗。与不思进取、墨守成规的日本围棋不同，韩国围棋不刻意追求棋型美丑，也不受原有定式约束，只要能获得利益（围棋最终还是以获得最多实地论胜负——作者注），不管什么棋，也不管有理（符合当时的棋理）还是无理（不符合当时的棋理），都敢下。所以，韩国人下棋多扭断和顶碰，喜欢贴身战斗，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另外，韩国人下棋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拥有一种不走完变化决不认输的顽强斗志。这可能是受韩国围棋的主要振兴者——曹薰铉先生老辣难缠的棋风影响，也可能是其民族性所决定的吧？但不管怎样，这一切汇总起来，便形成了后来在世界棋坛独领风骚至少十五年的韩国围棋的强悍棋风——韩流。相比之下，在以“剃刀”坂田荣南和“刽子手”加藤正夫等为首的超一流战斗性棋手逐步退出棋坛后，缺乏变革精神的日本围棋的战斗精髓越来越稀薄了，日本围棋的竞技本性也在丰厚的收入回报中一点一点地丧失掉了。
说实话，我当时并没有那么开阔的眼界，也不知道为何那种强悍的战斗棋风会让韩国围棋长时间地称霸世界？当然，那时我更不知道，在围棋大发展的韩国还会出现一个能培养出众多围棋高手和围棋大师的学校。这个学校就是闻名于世的韩国冲岩学院。在那里先后毕业出一大批先后称霸世界的年轻一代韩国围棋大师们，如刘昌赫、李昌镐和李世石等。（李昌镐小时候曾作为曹熏铉的内弟子，后来也到这个学校就学过——作者注）冲岩学院为何会有如此成功的围棋教育呢？写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将我所知道的一些有关冲岩学院的围棋教育理念顺便告诉读者，也许会帮助大家找到韩国围棋之所以会如此强盛的深度原因。
冲岩学院有一位校长叫李弘植。有意思的是，这位李先生与毛泽东先生一样，也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但是他不是让年轻人不学习也不参加考试，或者下农村、搞文革造反，而是认为要有针对性地对棋手进行学校教育。他认为，应该让处于轻狂浮躁、精力充沛的青少年时期的年轻人选择不同的教育方式。其中，单独作战的围棋是最适合年轻人磨练忍耐心和韧劲的智力运动，而讲究团队力量的棒球则更有益于身体体质和柔韧性的全面锻炼。为了贯彻这一思想，他在冲岩校内相继设立了棒球部和围棋部。他的本意是希望用崇尚团体精神的棒球的“体”和尊崇个性的围棋的“智”来实现冲岩学生的“德”的人性教育。
这种紧密结合人性的德育与围棋的智育和棒球的体育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教育力量。我不知道冲岩学院的其他专业毕业生情况如何，但该学院能够培育出如此众多的声震国际棋坛的围棋高手和围棋大师，也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啊！二十年多来，不仅围棋，韩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韩国从一个军人专权的专制国家转变和发展成为一个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的国家。韩国围棋的强盛也基本与之同步。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国围棋的强大不是偶然的，而是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的必然成果。当然，这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也就在与吴先生不断的纹枰较量中，我对韩国围棋开始有了逐步深入地了解和体会，自己的棋风似乎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原先讲究平稳的功夫型棋风，开始变得好战起来。此时的我，无论在布局还是在序盘阶段，我并不回避战斗，甚至有时还主动寻找对手破绽进行战斗。这种战斗越是贴身肉搏或交织进行就越感到有刺激性。我还感到，正是这些战斗让自己对博大精深的围棋棋道精髓的理解又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但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与这位韩国的吴敏焕先生在那段时间里的棋战已经为自己在1991年秋天开始的中、日、韩三国驻伊朗商务和外交人员的围棋争霸赛上连续称雄打下了坚实的战斗基础。
我与吴敏焕先生的棋缘一直延续到1992年夏天。不知为何，在一次吴先生回韩国探亲后我便失去了他的消息。我找过陈先生，也联系过吴先生的还留在德黑兰的韩国朋友，但他们也都无法告诉我吴先生的确切消息。我1993年春回国后还给他留下的电话号码打过电话，并按照他曾留给我的他在韩国汉城的地址（真不明白这个城市原本很靓的汉语名称为何后来要改称似乎并不吉利的“首尔”？——作者注）寄过一封信，遗憾的是都未能联系上。请人转话也没有任何回音。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更没有可视网聊，打一个国际长途电话都很费时而吃力。这些条件都极大地限制了我试图找到吴敏焕先生的努力。1993年春，我也离开伊朗回国了。而且没多久，自己又被派到南部非洲诸国开拓工程市场去了。后来在安徽大学教书时，我也曾试图找过吴先生。但遗憾的是，我的努力每次都以失望而告终。
我和吴敏焕先生的棋缘就这么结束了，到今天也没有接续上。棋缘是结束了，可是那段深厚的友谊却不会结束。因为，他还留在我的记忆中。只要我想起伊朗，想起在厄尔布尔士山下下围棋的日子，那个手拿着一瓶用报纸包裹着白马牌威士忌的黝黑、干练、豪爽的吴敏焕先生，就出现在我的面前，笑吟吟的，似乎在对我说“我们下盘棋吧！”
我真心地希望能有一天，棋缘再续，我能再与吴先生相会，仍然是不谈生意，只聊天、喝酒和下棋。因为我记得，酒后吴先生的棋似乎更厉害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