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印度种姓
没来印度之前，“种姓”就是我很感兴趣但又非常疑惑的话题。我的疑问和我在后台收到的问题类似：在现代社会，它如何规范社会运作？为什么它没有被推翻？甚至于，外国人是否也被种姓体系划分？
在印度的前两年，我一直对这个话题很警惕。它太复杂了，我的认知非常浅薄，不足以发表任何言论。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也无从感受到它的存在，更不要提感知它的逻辑。直到去年，我才开始一点点地意识到，种姓是如何无处不在，却又看似“隐形”的。
第一件促使我提问的小事，是我留意到我们在外面的餐馆吃饭时，布老师用杯子喝水时嘴不碰杯子，是仰着头、用杯子往嘴里灌的（有点像我们看到的古装剧里拿罐子喝酒的姿势哈哈。）而且杯沿也是为此设计的，平滑地向外延伸。
（亚马逊上随便搜到的）
最初我以为因为杯子不是一次性的，所以他有这个习惯。但后来我发现，不仅是他，所有的印度人喝水的姿势都是这样。而且不光是在外面的餐馆里，即使是在家里，他用自己的杯子也这么喝水。我就问了他为什么。
他想了一下，回答说，“其实是因为种姓。”在传统的印度教中，统治者将人划分为四个种姓，最高种姓为婆罗门，最低的是首陀罗。首陀罗之下，还有一群被认为处在种姓体系最底层的人，他们在印度教中不享有任何权利，民间称他们为“达利特”（印地语中“破碎”之意）。达利特被认为是“不洁的”、“不可触碰的”。
在现代社会，原本用来划分内婚族群、规范职业分工的种姓体系其实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但在印度教内部，它作为一种身份等级仍然被延续了下来。在社会交往中，婆罗门不可避免地要与达利特在同一个空间吃饭，于是就形成了这种不成文的规定，也就慢慢成了习惯。
他接着告诉我，小时候出去理完发，回家都是要先洗澡洗头换衣，才可以进房间的。因为传统上，从事理发行业的人大多是低种姓，被他们触碰之后就要先清洁。
（修鞋匠也大多是达利特人）
这些习惯或者规矩，都是父母不以“种姓”的名义教给他的，就像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东西掉到了地上不要再吃一样，他跟我说，作为小孩子你是不会去想背后的原因的，就作为一种习惯延续了下来。
解构“婆罗门性”
在家里，有时候他用我的杯子喝水，我看到他不碰杯沿，我都会提醒他不要这样。“这只是我在用的杯子，你不许这样。”我半开玩笑地说，我要解构他身上的“婆罗门性”。
我所说的“婆罗门性”，就是指那些他因为种姓而无意间养成的生活习惯。虽然保留这些习惯也没什么事，毕竟他并没有用这些习惯去区分人等级高低的意思，但遵循这些习惯，总归是顺应种姓体系的表现。正是因为这些习惯的存在，早就不具有法律意义的种姓仍然在无处不在，有些人仍然以习惯来区分人的高低贵贱，对低种姓人排挤和压迫。
婆罗门性（Brahminism）和种族歧视（Racism）、性别歧视（Sexism）问题一样，成了我们家里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的政治正确。
最明显的就是在饮食方面。虽然布老师现在是一个没有忌口的“假婆罗门”，但在他人生的前三十年，他还是比较严格地遵守着婆罗门的饮食禁忌，直到一次改变了他人生轨迹的大吉岭旅程。
（他在大吉岭拍的采茶农民）
布老师家里几乎是荤腥不沾的。在最严格的婆罗门家庭，做饭是不用蒜和洋葱的，任何辛辣、刺激的东西都是婆罗门应该远离的。布老师的外婆就是这样，到了妈妈这一代，情况略有改变，他妈妈会用洋葱和蒜，但在特殊的宗教日子里就不会用。但这样的纯素菜偶尔吃一次也无妨，我吃过一次，味道还挺不错的。
鸡蛋和肉就更是别想了。直到现在，二姐仍然连鸡蛋也不吃，有一次因为我去吃饭，才炒了一个鸡蛋。他的情况略有不同，小时候，布老师在公立学校读书，学校的孩子来自各个阶层，中午吃饭时，有小伙伴从家里带了鸡蛋，而布老师只有素菜，就会互相交换一起吃。他还念念不忘学校门口的烘焙店，5卢比（大概4毛钱）就可以买一个鸡蛋泡芙。
后来他读大学、工作，也还是只吃鸡蛋，工作之后开始慢慢地接受了鸡肉炒饭之类的东西。我问过他原因，他告诉我，对于素食者来说，任何动物形状、带骨头的东西都是很难一下子接受的，“因为你从小就受到严格的教育，心理和生理上都是严格排斥的。”
后来在海边小镇卡尔瓦尔（Karwar）驻站六个月，他又慢慢接受了鱼。他说，刚开始他一次只吃一两条小炸鱼，到现在，他也不喜欢味道太重的虾蟹和海鱼。
（在卡尔瓦尔的火车站）
一直到2014年，他在大吉岭住了六个月，才开始接受了猪肉和牛肉。大吉岭是印度东北部的一个小镇，虽然行政上属于西孟加拉邦，但其实地理上和文化上都和东北七邦更为接近。山区更多被部落文化所主导，印度教作为一种宗教规范反而淡化了许多。也因为天气寒冷，走山路也耗体力，这里的人更多是非素食者。
布老师借住的寄宿家庭给他提供一日三餐，阿姨每天猪肉、羊肉、牛肉变着花样做，他从此彻底地变成了一个非素食者。最早他给我讲起这个“把我变成了非素食者”的女性，我还真没想到是大吉岭的一位阿姨哈哈。
谈恋爱和吃饭
之前有一次，我俩和一个中国朋友吃饭，他提到自己之前有一个印度女友，因为对方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两人实在合不来就分手了。虽然唏嘘，但这确实是一个很现实也很重要的问题。
我有一两个最好的朋友是夫妻，男生阿维是我的前同事，女生Niki也在一家科技媒体做记者。他俩是我在印度认识最早的一对夫妻，也是我迄今为止最喜欢的一个印度爱情故事。阿维出生在北部比哈尔邦的印度教婆罗门家庭，Niki的父母是喀拉拉邦的基督徒，但她在北部的奥里萨邦长大。
两个人在读大学时相遇，做了快十年的好朋友，才变成了情侣关系，双方家庭当然都有一些阻力。但在两个人的坚持下，双方父母最终选择了支持，他们举行了一次印度教婚礼，又在教堂里办了一次基督教婚礼。我问过阿维他为什么喜欢Niki，他说，“因为她可以逗我笑。”
（和阿维、Niki一起出去玩）
回到吃饭这个话题。我把这个中印恋人因为吃饭分手的事情告诉了Niki，她开玩笑说，“如果阿维是纯素食主义的话，我估计我们也要离婚哈哈。”
阿维的家里虽然是婆罗门，但父亲是吃肉的，所以他和兄弟姐妹从小也会吃鸡蛋、鸡肉和羊肉。妈妈虽然不吃肉，但也为一家人做饭。后来妈妈又不想在家里做肉了，阿维离开家读大学后，也慢慢向素食者转变，现在他只吃鱼肉，其他的都不吃。
鱼类也是喀拉拉家庭常见的食物之一，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和Niki有共识。但我几乎每个月都要邀请他俩来家里吃火锅，我们在同一个锅里煮肉他也不介意。最早有一次，我们吃完火锅我才发现底料是牛油的，后来这成了一个老梗，我经常开玩笑说，“你是不是发现牛非常美味！”
他们已经结婚五年了，但还是偶尔有一些文化上的隔阂。Niki跟我说，最近她和阿维回老家，他的侄子和侄女还很惊奇地问她，“你是不是吃肉呀？”然后阿维还开玩笑地说，“如果你告诉他们你吃牛肉，我们就会被开除出这个家。”
开除当然是不会的。但在大家庭里，各自生活方式的不同也没必要刻意强调，毕竟一年也就见一两次面，实在是没必要互相冒犯，各自心知肚明就好。
（请朋友来家里吃过的火锅）
我也问过布老师这个问题，他说，“我父母肯定是知道我吃肉的，但只要我在家里不吃，他们绝对不会问起，我也不会提起。”这又是典型的婆罗门家庭的“心照不宣”式否认。你可以谈恋爱、吃肉、喝酒，但只要我没看到、没听到，就假装它不存在，你也可以默默享有一定限度的自由。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印度的年轻人在毕业后、结婚前独居的日子里，很夸张地放飞自我。
但即使是这种“心照不宣”，森严的家庭教育还是给布老师留下了一些痕迹。比如说，他潜意识里还是会觉得肉是“不好的”。有时候我身体不舒服，他会半开玩笑地说，“谁让你吃那么多牛肉”。或者他最近贴了几两肉，就觉得是自己肉吃多了。
这时候，我就警告他这是“婆罗门性”。但他会觉得，是自己开始吃肉也才几年，身体没办法消化太多的肉类。但我感觉，在他们传统的泰米尔饮食里，米饭的分量实在是占得太大，感觉吃撑了也吃不满足够营养物质。但我们也尊重各自的饮食习惯，不会无意义地强调分歧。
我们吃番茄牛腩、羊肉饺子，也吃Rasam、Sambar（两种南印食物），谁有空谁做饭，谁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我教会了他土豆丝、番茄炒蛋，我做的印式鸡肉咖喱他也啧啧称奇。
（去年过年）
（我做的）
（我做的）
（南印素食）
（他做的炸鱼）
不存在的政治正确
这种反种姓叙事的政治正确，也延续到了我们的朋友圈里。之前有一次，阿维跟我说，以前他妈妈在家里就是要准备两套餐具的，非婆罗门一套、婆罗门一套，后来在他的说服下才取消了。他跟我开玩笑说，“你到了我家里只能坐在地上用破碗吃饭。”
后来有一次他来我家，我也装模作样地给了他一个花纹不一样的杯子，跟他说，“在我家，中国人是最高等的，婆罗门是最底层，你只配用这个杯子喝水。”哈哈哈哈。
起初我也以为，其他的婆罗门就算不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反婆罗门”，至少会是像美国白人那样，意识到且承认自己因为种姓所享有的特权，并且不会对这种特权“理所当然”的。但事实上是我想多了，反种姓叙事除了少数媒体、知识分子和低种姓群体中存在，在社会中总体来说也是一个“心照不宣”的话题：高种姓人不会在公开场合反对，在私生活里甚至明目张胆地区别对待，甚至周围人也不会觉得有问题。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人际社交中，比如交友和婚恋。
（环卫工也大多是达利特人）
布老师小时候住在一个混居的社区，邻居有婆罗门，也有低种姓家庭，还有穆斯林和基督徒。他从小一起玩的朋友里，就有低种姓出身的，小孩子们一起玩，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就是语言和习惯。
布老师母语是泰米尔语，但邻居有马拉雅拉姆人、泰卢固人、卡纳达人，他也就学会了各种语言。但泰米尔婆罗门是有一些特殊的词句用法的，比如说“水”是“Theer”，但其他人一般更常用“Thanni”，有时候他用错了，叔叔伯伯就直接训斥他，“你怎么跟个低种姓人一样。”有时候家人也会直接说，“不要跟低种姓的孩子一起玩。”
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还是很惊讶的，当然情况不可以一概而论，但原来以种姓区分人至少是被一部分人公开接受的。“她/他不是婆罗门”，就像我们常见的“没有正经工作”、“收入太低”一样，是可以公开摆在台面上的、反对子女自由恋爱对象的理由。
在整个印度来说，肯定有不那么看重种姓、宗教的家庭，但在乎的肯定是大多数（这其中还有一小部分人非常极端和顽固），不然的话也不会隔三差五出现荣誉谋杀，也不会有所谓的“爱圣战法”（禁止因婚姻的强制宗教皈依）了。
因为对宗教没有任何了解，我一直都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这么顽固地遵循着种姓这一套等级。尤其是在现代经济社会的运转逻辑中，这完全是讲不通的。我问布老师，你作为一个婆罗门，什么样的时刻让你觉得你拥有特权呢？他说，他小时候读书的钱，是一个婆罗门教育基金赞助的，以前邻里有谁家办宗教仪式，也会请他过去免费吃喝。非婆罗门是没有这种待遇的。
（印度教婚礼上的婆罗门祭司）
在现代印度，也有一些组织是为达利特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但总的来说，大多数低种姓的人仍然困在有限的资源里，为了一日三餐而奔波。即使是受了公立教育的优惠政策，在找工作时也会四处碰壁，甚至有大学毕业继续做清洁工的案例；即使是受了公务员特招名额的优惠，在公务员体系里仍然处在最底层、要升迁也是难上加难。
也许，大多数高种姓人所在乎的，也许除了长久以来养成的傲慢，还有压迫其他人来减少竞争，以保持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特权吧。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社会流动性报告》，在印度，一个贫困家庭的成员要花七代才能获得平均收入。而在丹麦，只需要两代人就能做到。
当种姓与经济体系融为一体的时候，这一套古老的制度才会在现代社会里，看似不存在，但又无处不在。作为一个普通的婆罗门，一方面拥有“不被歧视”的自由，另外一方面，因为经济、家庭、社群的关系网络，更有可能受到好的教育、找到好的工作、接触到好的资源，并将这种“领先”世代传承下去。
作为底层的低种姓群体，他们在经济上的窘迫和在社会体系中的无力也是“世袭”的，并不是他们没有愤怒，而是现实决定了他们的反抗之路将非常漫长。
不过，虽然步履蹒跚，印度的达利特权利运动从来没有消亡。半年前我和阿姆倍伽尔（印度宪法之父）的孙子、达利特政治家普拉卡什·阿姆倍伽尔（Prakash Ambedkar）聊的时候，他仍然持乐观态度。
“黑人持续抗争了250多年，并且仍在路上，达利特的平权抗争只有70年历史，自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成熟并（由达利特人）完全主导。”他说。
（卡纳塔克邦议会大楼前的阿姆倍伽尔雕像）
另外：我之前写过完整的三篇报道（在“全球报姐”公众号），真的感兴趣的可以读一下，也许可以回应一些问题。
还写过一篇泰米尔婆罗门的婚礼，之前也已经发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