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近千年鲜有好评，唐朝另一王姓改革家也遭此厄运

导读：王叔文是顺宗朝与宦官势力作斗争的正直朝臣，他领导进行 了一场改革。 这样一个革新派却遭到历代保守人物的嫉恨， 骂他 “以邪名古今”“千古之败类！” 《资治通鉴》 笔下的王叔文也加上诸多恶名： “奸诈”“朋党专恣” “弄权纳贿”“欲夺兵权以自固”。近千年后，王叔文的同姓朴学大家王鸣盛为他平反。

至右起:刘禹锡,韦执谊,王叔文,柳宗元,王伾

王叔文（753—806年）在唐顺宗李诵为太子时，担任太子侍读，“常言民间疾苦”，深得赏识和信任。永贞元年（805年）正月，唐顺宗即位后，授翰林院待诏、度支使、盐铁转运使，联合王伾、刘禹锡等人，有意推行政治改革。

永贞元年（805年）三月，宦官俱文珍联合裴钧等人，迫使唐顺宗立李纯为唐太子,八月扶立唐宪宗李纯即位，以唐顺宗为太上皇，是为“永贞内禅”。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元和元年（806年）赐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等八人，先后贬为边远八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二王（王叔文、王伾）前后掌权146天，史称“永贞革新”。

柳宗元 独钓寒江雪

乾嘉朴学大家王鸣盛 （1722—1797年）对晚唐政治史的研究尤有建树。他分析唐代宦官掌握兵权是酿成祸乱的根源，对于历来备遭唾骂的革新派人物王叔文，大力加以褒扬，表现出非凡的胆识。王氏论述唐代宦官企图掌握兵权， 早在唐肃宗时已露出端倪， 宦官李辅国借口京师多盗， 要设羽林郎五百名， 以对抗执金吾。 大臣李揆以本朝南北衙之制不能改易滋乱为理由， 加以反对。

“但至代宗、 德宗两朝， 兵权尽入宦官。 ……自宪宗、 穆宗以下， 愈不可问”。元和以后， 朝政腐败， 宦官王守澄任神策中尉， 更立穆宗、文宗二帝。当时宦官掌握兵权， 是为 “北司”，外胁群臣， 内侮天子， 在唐晚朝已成牢固之势，无法改变。“要而言之， 则祸根总在中人得兵。” “宦竖挟君以制群臣， 天下有不乱者乎！”他对晚唐祸乱频繁的根源作了 鞭辟入里的分析。

刘禹锡《陋室铭》

王鸣盛以充分的史实、深刻的分析， 肯定了王叔文的进步作用。

第一，褒扬王叔文的革新措施具有 “改革积弊，加惠穷民”的意义。认为： “ （叔文）用心则忠， 世恶之太甚， 而不加详察。” 他一一列举王叔文的革新措施：

二月，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同月， 诸道除正敕率税外， 诸色杂税并宜禁断， 除上供外不得别有进奉； 又罢五坊宫市（“皆宦者所为害民之事”）。

三月，出宫女三百人于安国寺，又出掖廷教坊女乐六百人于九仙门， 召其亲族归之。

五月，以右金吾卫大将军范希朝为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

六月，诏令凡贞元二十一年十月以前百姓所欠诸色课利租赋钱帛， 共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 石、 匹、 束， 并除免。

七月，赠故忠州别驾陆贽为兵部尚书，赠故道州刺史阳城为左散骑常传。

总起来，王氏对王叔文 “永贞新政”作了很高的评价：“黜聚敛之小人，褒忠贤于已往， 改革积弊， 加惠穷民， 自天宝以至贞元， 少有及此者！”

刘禹锡被贬二十三年后与白居易在扬州相逢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刘禹锡

巴山楚水凄凉地，

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

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

暂凭杯酒长精神。

第二，王氏针对司马光错误指责王叔文 “欲夺兵权以自固”，论述王叔文此举是为挽救唐后期的危难局势。他强调宦官掌握兵权是造成唐后期政治混乱的关键问题， 认为：

由于唐德宗委任宦官掌握左右神策、 天威等军， 又置护军中尉、中卫军分提禁兵， 是以“威柄下迁， 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至慓士奇材， 则养以为子， 巨镇强藩， 则争出我门。”祸乱由此而生。因此王叔文谋夺宦官兵权绝不是企图稳固私位， 而是忠于唐室、忠于国家的行动。

他进而指出：王叔文任用范希朝， 确是当时掌握兵权的合适人选，他治军严毅， 屡有安民御侮保塞之功，名闻军中，当世比之赵充国。所以王鸣盛论定：“叔文之用希朝， 举贤为国， 可谓忠矣！”

八司马

并且称赞王叔文所任用的 “八司马” 也皆一时之选：

“无论刘禹锡、柳宗元才绝等伦，即韩华亦有俊才；陈谏警敏， 一阅簿籍， 终身不忘； 凌准有史学； 韩泰有筹画， 能决大事； 程异居乡称孝， 精吏治， 厉己竭 节， 矫革积弊， 没无留赀。”

还举出柳宗元是受王叔文牵连而废黜的， 但他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却称道王叔文的才能品格， 自谓 “与负罪者 （指王叔文） 亲善，奇其能， 谓可共立仁义、裨教化”，又为王叔文之母刘夫人作墓志铭， 称赞叔文 “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

王鸣盛敢于肯定革新派的历史作用，在当时是很进步的思想。他一扫千年来各种守旧人物加在革新派领袖身上的诬枉不实之词， 赞扬了正直人物对邪恶势力的斗争。 其视野达到唐代后期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显示出具有开阔的眼光。可以说，王鸣盛的有关论述是 １８ 世纪晚唐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突破。

王夫之（1619—1692年），别号船山先生，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

对比１７ 世纪中叶王夫之对王叔文的评论来， 二者有相通之处。 王夫之也肯定王叔文 “革德宗末年之乱政， 以快人心、清国纪， 亦云善矣”。 但又贬责他的动机和品德： “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胶漆以固其类， 亢傲以待异己， 得志自矜”。这又跟保守派观点部分妥协。

王鸣盛则说：“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 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 跋扈之强藩。”他支持历史上革新派的态度非常鲜明！ 在这个问题上，王鸣盛的见解超过王夫之。 况且王夫之 《读通鉴论》 当时并未流传， 王鸣盛所论更具有力辟众议的勇气。

王鸣盛以是否改善政治为标准，明确表示自己的爱憎褒贬，丝毫不含糊其词。熟悉唐史的李慈铭对 “顺宗纪所书善政” 条表示激赏，说： “此论千古巨眼。”他赞成王鸣盛对王叔文、李训夺取宦官兵权的评论， 因为： “中人久统两军， 将校皆已帖伏， 惟知有中尉， 不知有天子。……尔时宦寺已中外蟠结， 牢不可破。”

甘露之变 宦官仇士良对付唐文宗就像老鹰抓小鸡

乾隆年间号称天下升平，考证学风方炽于世； 在此情况下，王鸣盛却能借论史来表达自己 “经国养民” 的志趣。他不以考史为限，在乾嘉特殊的社会条件和学术风气中， 能够继承历代儒家优秀人物的经世思想和忧患意识， 这在当时确属更高的思想境界。

他的诗集中有的篇章也表达了与此相通的感情。如《采煤叹》 一首， 写他对处于社会底层的采煤工的深切同情， 和对权贵奢侈生活的谴责， 诗云：

小车轧轧黄尘下，

正是西山采煤者。

天寒日暮采不休，

面目黧黑泥没踝。

南人用薪劳担肩，

北人用煤煤更难。

长安城中几万户，

朱门金盏酒肉腐，

吁嗟谁怜采煤苦！

联系到这些敢于直面社会不合理现实的诗句， 我们更能体会到王鸣盛在考史形式下所寓寄的 “经国养民” 的情怀，他外表似乎平静而内心却是炽烈的。

八旬长者士人风范薪火相传，三十余年治学菁华今朝问世 。

作者受教于陈寅恪弟子刘节、师从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