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蒋能杰：蹲守豆瓣，实属无奈

在地铁上打开豆瓣APP，它给我推送了一周口碑电影榜，第一名是《矿民、马夫、尘肺病》，底下的标签告诉我，它已经“连续霸榜2周”。

把时间拨回两周前，这部纪录片突然开始走红，并且开始独步江湖的出圈之路，起因是博主一句充满愤懑的感慨，随后被转发了五万多次：

“蒋氏网盘上映”这种近似笨拙的传播方式，三月中旬就开始了，愚公移山一般进行了半个月后突然“量变引发质变”，蒋能杰自己也始料未及。

在这之后，蝴蝶效应产生了。

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疫情使围困在家的人们更加注目人的内部世界与共同命运，这部聚焦尘肺病的影片迅速从评论人数不足飙到几万人标注“想看”。

到目前为止，在豆瓣网上关注蒋能杰的有一万多人，导演蒋能杰使用的两个微信账号不断涌进新消息，他说：“最近十天，遭受毕业十年从未有过的赞誉和曝光，也遭受十年从未有过的攻击和谩骂。”

本期《epoch朝阳云火锅》，我们请到蒋能杰导演本人，以及同为纪录片创作者的张新伟导演，还有纪录片研究学者姜娟老师和我们一起聊聊独立纪录片十年耕作与一夜爆红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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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邀请蒋能杰参与我们视频节目录制之前，也就是蒋导及其作品在社交媒体走红的第二天，我们拨通了蒋能杰的电话，并对他进行了连线采访。

尽管蒋能杰已经拒绝了一批不太熟悉的媒体，但外界好奇的窥探与突然激增的邀约让他有些疲惫。在约定的时间，他没有接听我的电话，过了半小时回电，歉意地表示：“不好意思，今天采访太多了，实在有点累，刚刚不小心打了个盹。”

蒋能杰的声音敦厚，口音很容易猜出来自哪片土地，湖南腔加上一些广东口音，这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关，在湖南乡村成为留守儿童，寒暑假以及成年后长期生活在广州。

他的作品连根带泥，大多取材于自己生长的村落。

“我出生于乡村，最后返乡，自己不管拍的纪录片还是剧情片都是比较接地气的。”蒋能杰有鲜明的土地属性。

最新这部记录尘肺病的新作也是聚焦家乡的故事，在传播时总被屏蔽，所以蒋能杰常常需要更换链接。

故乡的村民为了谋生非法开矿，由于没有防护意识，长此以往积下尘肺病，又苦于没有医疗保险，得不到有效的治疗，甚至无力支付医疗费。

彼时的蒋能杰，还是在校大学生，学的工业设计，功课很差，差点毕不了业。他满脑子都是做电影，暑假打工攒下三千多元，另外管人借了五千元，买了一台手持DV，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

《矿民、马夫、尘肺病》制作横跨十年。刚开始记录时，村民中非法采矿的很多，蒋能杰没有把素材公布，一方面是担心乡民非法采矿的营生被公开，可能会受举报，对乡民们的生活有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没有资金把这个题材一气拍完，只能先做其他项目。

后来矿洞大多被关停，主人公过世，蒋能杰咨询了律师，确定乡民们不会因十年前的违法开采被起诉后，他认为可以把故事端出来了。网上反响来得热烈，得到关注当然是好事，但他自谦地认为这和疫情中大家去不了影院也有关系，其中也有为题材打的同情分。

在网络观看，效果远比不上电影院，随喜给个五元十元足够了，很多网友给了三五十，已经抵得影院一场票钱，蒋能杰觉得网友给多了。

最近收到的各路打赏，可以偿还部分因拍片欠的债务。这已经是国内纪录片现象级的传播事件了，可是它的数字对比动辄上亿的商业片投资，显得悲凉。

以至于网友在传播时，总有些对纪录片行业悲情的凝视。

那么长的时间投入，没有资金回报，靠什么坚持下来的？

熟悉蒋能杰的人不会感到意外，这是国内独立纪录片创作者的普遍现状。

单枪匹马或是小作坊式创作，制作周期长达数年是国内独立纪录片的常规操作。蒋能杰不时需要停下创作出去赚一点钱养家养团队，尽管工作室只是两三人的小团队，流动也很大。

“我一直控制成本，几万、十几万拍一部纪录片。持续五六年去拍一个片子，不是刻意想花费这么久，因为拍摄过程中没钱了，需要去找钱或借钱回来再拍，这是比较草根的玩法。”

蒋能杰非导演科班出身，走的野路子，做独立电影，不得不十八般武艺都亲自上阵。没有资金请剪辑师，而且外地剪辑师也未必懂家乡方言，所以只能自己操刀。

例外的一部是《矮婆》，得到了侯孝贤御用剪辑廖庆松的扶持，只收取很少的钱替他剪出了满意的版本，还帮忙找来林强老师给影片做配乐。

六岁的云洁，后来成为《矮婆》的女主角

蒋能杰以前总对自己的剪辑不太满意，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廖庆松老师不吝将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他会告诉你，要注意节奏，要注意情绪，情绪到了一个点，要有一个抒发口，要给一个空镜头。这些他都会教你。我感觉我好像有进步了。”

两位前辈都在各自领域获得过金马奖，对电影后生的爱惜，让蒋能杰切身体验到薪火相传的感觉。

《矮婆》是蒋能杰唯一一部剧情片，也是唯一一部拿到龙标的作品，他希望这部作品上映后赚点钱，好还前期筹备时欠的债。

而其他的作品，蒋能杰压根不指望能从中获利，反而常常要额外做点别的来赚钱贴补创作。

哪些是公益，哪些是商业，蒋能杰分得很清楚。

“创作时，我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爽不爽。”蒋能杰在节目中以轻松的口吻调侃：“为什么纪录片这么苦我还愿意做，因为这是我追求自由表达的一种方式。如果它让我感觉不自由，有投资方的意见掺杂在里面或是要讨观众喜欢，我何必拍这个，还不如直接去接纯商业片，还赚得多一点。”

在他的方言里，挣钱叫作“找钱”，很形象，做独立纪录片，钱不会自动上门，只能两眼放光满世界去找钱。

“我顶多在作品里装装清高，在生活中我是很俗的一个人，哪儿能找到钱就屁颠屁颠跑去了，也会为了五十元、一百元和人讨价还价。”蒋能杰在本期节目中如是说。

蒋能杰常常因为缺乏资金不得不中止拍摄，先外出接一些活，比如成品几分钟就有几万块的商业项目，或是婚庆丧葬现场。“如果单纯靠拍纪录片，我早就饿死了，更别说养家了。”

十年来，蒋能杰赚的钱，扣去家庭的生活开支，其他都拿来拍片子和买设备了，所以什么都没攒下，还常常负债。

蒋能杰说他对衣食住行不太讲究，他和家人住在出租房内，妻子小钱对他没有提出买房买车的要求，有时还出任他的助理或制片人，替他处理一些杂务。蒋能杰自言那是他不太擅长的部分。

保障家人生活基本温饱需求是他的底线，“如果连这点都保证不了，那不叫理想，那是自私。”

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影片，哪儿的场地方邀请蒋能杰去放映，他就往哪儿去，几乎来者不拒，出差时为了节省开支就借住朋友家沙发。

箪食瓢饮的状态不会让蒋能杰灰心，让他受挫的是因为作品“真”而遭到拒绝，这是常有的事。

“一个作品太过于真实，太关注社会，推向市场的时候就可能遭受阻力。做线下放映，合作方会担心题材过于敏感惹来麻烦，进高校做讲座放映，学校也会担心影响学生情绪或是其他问题而不给报批。”

“有的人不愿意面对现实。”一部作品辛苦做出来，却不能得到好的传播。

没有资金支持、缺乏市场空间，在两座“大山”的夹缝中求生存。不仅前期缺乏资金要为之奔走，作品推出后，几乎难有盈利，几乎没有发行渠道，遑论上院线与商业大片竞争。

因为没有成熟的市场机制，逼得独立纪录片越来越边缘，于是越来越难吸引到观众，陷入了没人投钱遂无法启动的恶性循环。

这些年《二十二》、《四个春天》等纪录片在院线上映，多部纪录片在网上走红，流量大户B站神奇地成为纪录片孵化基地，但这些现象都不代表纪录片创作的春天从此来临。

纪录片现状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商业纪录片获得了更多支持，有了更多推广渠道。而独立纪录片处境变得更糟糕。

能被大众熟知的是极少数的名利双收的幸运儿（尽管相比剧情片，同期上映的纪录片排片少得可怜），更多的独立纪录片创作者们游走在灰色地带，无法公开上映，只能在全国各地的艺文空间小规模放映，最近几年，线下放映的空间也越来越窄。

从前国内外大大小小的电影节，除了提供微薄的奖金，也是独立纪录片为数不多的公开渠道。现如今，国内纪录片电影节由于各种原因，大多取消了，而国外电影节已经失去了对中国的好奇与打量，把目光转向东南亚或非洲。

中国的影像书写失去了平台。

“在国内过审的可能性不大，走国外影展也很麻烦，报名什么的流程都要懂，我们团队没人有精力来做这些。而且我还是想把时间花在创作上。”

这是蒋能杰选择“网盘上映”的动机，有人指责他坏了行业版权规矩，他觉得电影做出来不是为了收藏，传播比版权更重要。

“作为一个作品，我们也想延续它的生命力，不是花了十年八年时间做完，就放在抽屉里面锁起来了，或者小圈子里自娱自乐一下就算了。我们拍摄一个群体，还是希望更多人看见他们的。”

首先要“看见”，看见才能有后续的改善和解决。行业里有聚焦公益话题的先行者，也有纪录片反映的议题得到重视进而推动改善的案例。

采访最后，他忍不住交代：“网上的剧照你都可以用，如果方便的话，你放一下我们的下载链接。链接要用新生成的，因为太容易失效了。”

同为独立纪录片导演，蒋能杰背后的群体面临着共同的“现实难题”，有人依然坚持在商业和独立之间寻找某种平衡，有的也无奈转身投入商业的大潮中，但心里的火苗始终未曾熄灭。

在诸多作品中，我们需要轻松娱乐的调剂，也需要触及我们思考和内省的记录作品。所幸，还有一群人在坚持让我们看见并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