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长春：严父尚小云
尚小云、尚长春《汾河湾》
父亲对待艺术极认真。他虽是老板，但他不是往那儿一坐只听汇报，而是经常去看老师教得怎么样，学生学的怎么样，如果发现教师教法有问题，他会不客气地提出来。他讲这个理儿:“我花钱请你，你得实授。你不实授，学生们将来到外头演出，人家一问，哪儿的?荣春社的。谁起的荣春社?尚小云。我挨这个骂?”
他自己给学生上课是很严厉的。学生们没有一个不怕他。为了演出能够达到高质景，父亲一辈子都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他常常对我们讲:“咱们是干什么的?咱们是唱戏的。人家花了钱，你台上就得对得起人家，尤其是遇上刮风下雨还来看戏的观众，我们更得使出全身的力气来唱，否则不但对不起观众花的票钱，更对不起人家的这点精神。”
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荣春社学生的演出是很认真的。拿武戏来讲，没有人在台上走“假抢背”或是打个滚儿来充数。尤其是在阴雨天，出于对那些宁愿上头淋着、下面湿着也要来看戏的观众的感激，我们总是格外的卖力气。
尚长春《麒麟阁》
尽管如此，演出还是免不了要出错的。
父亲对于舞台上出现的任何差错都是不容忍的。一旦出了错，那么散戏后，谁也别想卸装休息，乐队也别走，重新排戏，从头场排到末场，他坐在台下看着，一直到排好为止。出了严重的错儿，还要另外责罚。
一次演《武文华》，我一看再看，以为父亲今儿没来，就稍微偷了点儿油，原规定走三十个“旋子”，我只走了二十五个。
一散戏父亲就说:“都别卸装，从头来一遍。”
“怎么了，今晚上我没出错儿啊?”我心想。
当戏排到走“旋子”时，我按规定走了三十个。
“等会儿。”我刚要继续往下排时，父亲把我叫住了。“走了多少?”
“三十。”
“刚才你场上走多少?”父亲又了一句。
我还是说:“三十”。“啪”的一声，狠狠地了我一个嘴巴。“你们大家伙儿都卸了，你再走旋子。”父亲非常生气，他要惩罚我。
我只好再走“旋子”，左一个三十右一个三十，这可把我累着了。
尚小云、李世芳《游园》
还有一回，李世芳演《昆仑剑侠传》，身上的裙子掉了，那还了得!父亲非要打李世芳五板不可。当时，许多人出来讲情。有人说:“他现在有点名气了，别再打他了。”
父亲说:“不行!是听你们的?还是听我的?十大款(指舞台上的十大忌讳)你们懂不懂啊?”
最后，萧长华先生也出面讲情，可是父亲仍不让步，对萧老先生说:“二叔，您这可不应该，您是懂得十大款里台上掉裙子该当什么罪的。我打他对不对?如果不对，我在那儿，您打我，谁让我管您叫二叔呢?”
父亲的这番话，使萧老先生也没词儿了。
李世芳，这个小名角，到底没逃过老师的板子。
尚小云和荣春社科班子弟
有不少人以为舞台上龙套的标子举得齐不齐没什么要紧的。可在我们这儿还就是要紧得很。有一回演《大回朝》，在〔五马江儿水〕曲牌里，龙套的标子没举齐。回到驻地，父亲说:“今儿个《回朝》都是谁的龙套?都过来。”大伙儿忽啦啦地站了一大片。
“今儿个你们的标子为什么不齐啊?怎么回事儿?”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言答对。
“把你们的大棉袄找出来，拿藤杆儿把大棉袄挑起来，举齐了。”
等大伙儿挑着棉袄举齐了，父亲上头院了。好几排人就这样站着，举得大伙儿直打哆嗦。
那时散戏晚，我们回到家怎么也得一点多钟。再这么一折腾，半夜过去了。
有的老师看着差不多了，便到头院去说情，“您饶了他们吧，他们下不敢了……”
父亲来到后院，把大伙骂了一顿之后说:“收了吧。告诉厨房，给他们一人弄碗热汤面吃。”
父亲对学生们保护嗓子和身体的要求也很严格，平时不许乱吃乱喝。演完了戏一身汗，谁想脱了衣服往风口那儿一呆，再吃点凉的图个痛快，甭打算!
尚小云、尚长春《汉明妃》
有一回，演《大破黑狼山》，前面是《卧虎沟》，讲的是艾虎招亲的事。头一天我的嗓子还是噹噹儿的，可第二天刚刚帘儿内念一句“走哇”嗓子就变味儿了。
下场后父亲生气的问我:“你嗓子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的话音还没落，父亲的巴掌
已落在了我的脸上。
“说，吃什么来着！”
“什么我也吃啊。”
“趴下!”父亲打了我十下。可我扮着戏呢，有眼泪也不敢流。这时，有人说:“来了来了。”我立即上场去。
等从场上下来，父亲还是继续追问:
“说，吃什么来着?”
“什么也没吃啊。”
“趴下。”又是十下板子，这时又有人催我上场……
就这样，我下场了几次，父亲就让我趴下了几次，直到打得我无可奈何，只好“招认”就吃了点儿瓜子儿为止。
在荣春社，有人以为我的父亲是社主，我就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实则不然。我的特殊待遇无非就是每顿饭可多要一个菜，或两个菜，其他特殊的地方，就是挨打时，别人挨五下，我挨十下。
《京剧谈往录续编》
北京出版社
1988年6月出版
京剧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