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书坊第二期，由燕京书评编辑部为大家挑选近期阅读的图书，展现编辑成员的近期阅读与思考。本期选取了《弃猫》、《下沉年代》、《爱妻》、《什么是民粹主义？》和《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
01
村上春树和他的父亲：战争的阴影从未离开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武断地说，《弃猫》对中文读者的友好程度，在村上所有的作品中是前所未有的。和带有明显战后“迷惘一代”情绪的《挪威的森林》、《烧仓房》、《1973年的弹子球》，以及近年来满溢着想象力和悬疑色彩的《1Q84》和《刺杀骑士团长》相比，《弃猫》是一本更适应中文读者阅读习惯和语态的散文，或者叫回忆录。而这种“友好”还体现在内容上，这本回忆录的主要书写对象是村上的父亲，及其与父亲之间往事。在父权倾向严重的东亚，在不少中国读者读来，存在于村上身上的经历似乎都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一般熟悉。中日即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但共同的文化结构让两国人，甚至是整个东亚地区的人，都面临着来自原生家庭的巨大压力，在父权制下这种压力的源头大多来自父亲。中国年轻人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用“爹味”来形容和自己的父亲一样专断的男性，戏谑中又带有无奈。村上不想完成父亲未尽的人生志向，他早早成家，选择了和父亲期待完全不同的作家作为职业。因为都不愿意交出自我，村上直到父亲生命前的最后一刻，面对在病床上已经瘦得不成样子的父亲，才和他有了几十年来唯一一次深入对话，也意味着双方的最终和解。同样的情况在东亚社会并不鲜见，下一代子女承担了大量不应属于他们的期待，大多数人选择和村上一样，只有早早成家或者离开家乡到大城市生活，以寻觅难得的自由。
《弃猫：当我谈起父亲时》，[日]村上春树著，烨伊译
早在《弃猫》一文首发于日本《文艺春秋》杂志时，便成了“爆炸性新闻”出现在各大媒体上：村上的父亲曾经亲口告诉他，自己曾经作为侵华日军的一员来到过中国，亲眼目睹过一位中国俘兵被处刑的场面。但是，究竟是否是自己的父亲亲手残杀了这位中国士兵，村上没有明示，他说自己也不太清楚：或许父亲讲给他听的时候本就措辞含糊。村上也没有否认这种可能，他说作为一名新兵的父亲被强迫执行这样的任务，也不是没有可能。
即便仅是目击这份记忆，依旧给父亲和村上本人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村上春树印象中的父亲，每天都要装着菩萨像的小玻璃盒前诵经，这种“习惯”对父亲极度重要，意味着一天的开始。在诵经时的父亲聚精会神，散发出不想被人打扰的严肃，让人无法接近。这种拒人于千里的气势，一直延续到了村上日后的成长经历中，并没有仅仅限于每日的早上。在村上过去的作品中，父亲的形象时常出现；尤其在近年的几部作品中，“父亲”成为了重要的角色。在《1Q84》中，卧于病床上的父亲被小小人织成的茧一层层紧密包裹。而在《刺杀骑士团长》中，那位身陷战争记忆无从适从的画家，最终必须宿命般地杀死骑士团长才能获得解脱，似乎也是村上父亲真实经历的某种映照。
在这个意义上说，《弃猫》这本短短的小书正是解开村上创作的密钥。无论是《挪威的森林》里错位的激情，还是弥漫在村上所有文学作品中的压抑、无所适从的痛苦，都可以看作是战败后日本社会整体情绪的一种书写。战争的阴影从未离开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曾经直接的“颓废一代”的情绪，至今仍在日本社会存在，“丧文化”、“低欲望社会”、“御宅族”甚至是今年大火、票房超过《千与千寻》的《鬼灭之刃》中大量的血腥和牺牲，都是“二战”给这个国家留下的从未消退的印记。历史的洪流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村上的父亲在二战中曾经三次应召入伍，而战后回到京都大学完成学业，日后结婚生子，但他一生却也没有逃出历史。在村上看来，历史的包袱最终残忍地落在了每一个亲历者身上，甚至传递到了下一代。在个体层面，我们如何与集体记忆和历史相处，成为了每个经历过惨痛过往的民族必须面对的事情。村上经历了一生的逃避之后，终于选择在《弃猫》中面对它，而我们又会如何选择？【张笑晨】
02
《下沉年代》显然存在着写作上的野心。此前，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勾画了从1932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后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任期内水门事件的四十年间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全景式画卷。此书在美国引发巨大反响，好评如潮。乔治·帕克从《光荣与梦想》停留的时间段开始，一直写到2012年。书中挑选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深刻影响美国的名人，他们包括来自政界的纽特·金里奇、杰夫·康诺顿和来自娱乐圈的奥普拉·温弗瑞、商界的迪恩·普莱斯等。通过几个关键的时间段，讲述了这些人几十年来的人生经历，指出他们如何改变一代美国人的生活和思维。在这些人的经历里，穿插描述了美国40年的历史，其中包括经济滞胀和石油危机、可卡因瘟疫和艾滋病蔓延、互联网泡沫和伊拉克战争、次贷危机和奥巴马当选、硅谷崛起和占领华尔街等重大事件。本书出版后，因“撕开美国破碎裂痕”而获得2013年“美国国家图书奖”。《下沉年代》着墨最多的人，是商人迪恩·普莱斯和政客杰夫·康诺顿。迪恩生于1963年，早年想当一名脑外科医生，成为一名神经学家。从高中毕业后到1989年大学毕业期间，他游离于社会和校园之间，曾经沉迷于酒精、赌博、大麻、斗殴和女人。大学毕业后在欧洲游荡国几个月，之后就业于强生公司。因为管束太严，八个月后就辞职走人。此后开始经商，但几十年几番沉浮，他的生意最终仍以失败告终。后来，他着迷于将餐馆废油提炼成燃料。
《下沉年代》，[美]乔治·帕克著，刘冉译，新经典丨文汇出版社2021年1月版
杰夫·康诺顿的故事更加曲折。他出生于1960年，1979年就读于亚拉巴马大学商科二年级时，第一次见到了36岁的参议员乔·拜登。几番交往之后，他成了拜登的崇拜者。为拜登参选筹款而殚精竭虑。作为拜登的工作人员，多年的付出使杰夫·康诺顿熟悉了华盛顿特区的政商圈，并且打上了“拜登的人”这一标签。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杰夫·康诺顿成为美国参议员特德·考夫曼的幕僚长。他们试图加强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但最终失败。厌倦了华盛顿的辅政生涯，杰夫·康诺顿最终搬到了佐治亚州的萨凡纳，虽然经常有人邀请他去白宫和非盈利企业工作，但都被他拒绝。迪恩·普莱斯的生意起起落落，可以看出美国梦要想成真，实际上并不容易。由于本书只写到了2012年，读者无从知道杰夫·康诺顿是否后来重出江湖，为拜登在选举中胜出而立功。但可以肯定，本书作者乔治·帕克本人早就注意到了拜登，因此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杰夫·康诺顿辅政拜登的全部过程。通过对杰夫·康诺顿经历的描写，书中展示了拜登对待手下工作人员怠慢无礼、冷酷薄情。杰夫·康诺顿为拜登参政竞选筹集到了大量资金，并且废寝忘食地工作。但是，1991年，当他希望拜登向别人推荐自己，以得到去白宫工作的机会时，拜登却置之不理。拜登的贴身幕僚特德·考夫曼对杰夫·康诺顿说：“拜登会令所有人失望。在他这儿，令人失望可是机会均等的。”政客的薄情寡义，其间可见一斑。本书以《下沉年代》为题，或许是想以个人带出历史，突出美国社会结构的解体。本书在美国2013年出版，与那时相比，现在的美国更为动荡不安。乔治·帕克不幸言中的现象，或许还将在一段时间困扰美国人。【张弘】
03
第一次看董启章的书，看的过程，不知为何很难受。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类似于“私小说”（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的一种特有体裁，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在日本的发展。特点是取材于作者自身经验，采取自我暴露、自我忏悔、自我调和的叙述法，描绘其隐秘的心理景象，是一种写实主义风格，成为日本近代文学主流）带来的“筋骨之痛”。任何能牵扯到私人感受的文字，自有其过人之处。梁文道说，董启章是“当代华人世界中生代作家里，最有实力、思想内涵最博大、在文学创作形式上野心最强的作家之一”。赞美之词总是溢于言表，但读者只需要知道，他是香港极有分量的严肃文学代表之一就足够。在《在碑石和名字之间》中，董启章就从坟场墓碑所铭刻的死者姓名、生卒时间和奉祀者的谱系，思考命、名和铭之间的浮动关系，以及死生的意义（王德威言）。在这本书中，“思考型”作者的“思考性”体现在，将自己生活中的细微感受，以及对文学理论的解读解构，嵌套在故事中。
《爱妻》，董启章著，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在书中，“我”与去英国访学的妻子通信，夹杂着“我”对过往生活的记忆。“我”与妻因书与文学结缘，尽管书中大谈作家、理论、书籍，但其实并没有掉书袋的堆砌感。其中有一段，妻从剑桥发来的信中，几乎是碎碎念一样谈及朱利安·巴恩斯的那一本《终结的感觉》；妻的感悟是，小说是在持续不断地质疑记忆的可靠性，其结局也许并不是事情真相，而只是主人公所“感觉”或“意会”到的东西而已。而这“感觉”，完全建立在不可信任的记忆之上。对此，“我”也感同身受，在回想“那场为之荒废整年学业的无望之爱”时，关于那写过一遍又一遍的通信地址，事到如今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小龙”（妻的昵称）和“我”都对这样的失忆感到愕然，于是感慨：回忆和情感，原来是这么脆弱的东西。我的个人Saga，不到三十年就变成断简残编。有人说，他的叙述像波拉尼奥。的确，在晃晃悠悠、观察力和感受力极强的“赘述”中给人猝不及防的一拳头。后面还加入了科幻元素“与时俱进”，只有真正反复思考现实的人，才会在虚实之中如此徘徊纠结吧？记忆、意识的“幻”散迷离，使得整个叙事空间也更加饱满、热烈。【危幸龄】
04
当有人宣称“他们”且唯有“他们”“代表”“人民”时1月6日，我记得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大厦，迫使正式确定他败选的过程停止，副总统彭斯和国会议员被迫撤离的新闻时，觉得震惊而又荒唐。特朗普在集会怂恿追随者向国会总部进军抗议的想法得到实现，不过他自己没有像之前暗示的那样加入其中。这起骚乱，也让我想起最近这些年美国、欧洲等地热议和兴起的“民粹主义”（populism）。它足以表明，特朗普作为民粹主义领袖的煽动力，以及民粹主义对民主有多么大的破坏力。和许多富有解释力的概念一样，“民粹主义”的意涵复杂、模糊，容易被滥用、误用，而且如政治思想家阿伦特所言，政治判断就是进行合理区分的能力。此时，对“民粹主义”做概念清理显得尤为重要。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欧美中生代自由派思想健将”扬—维尔纳·米勒的《什么是民粹主义？》，就是关于这一主题很好的一本小书。米勒认为，民粹主义者通常反对精英和多元主义，宣称他们且唯有他们才代表人民。民粹主义的治理方式体现三个特征——挟持国家机器的尝试、贪污腐败与“大众恩庇政治”（通过提供物质利益和体制恩惠换取公民支持，使民众成为民粹主义者的侍从）、系统打压公民社会的行为。
《什么是民粹主义？》，[德]扬—维尔纳·米勒著，钱静远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5月版
他强调，许多威权统治者固然也有相似行为，但差异在于，民粹主义者会通过宣称只有他们能代表人民以正当化他们的行为，这使他们能够公然从事这些行径。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腐败现象的曝光很少伤及民粹主义领袖。阴谋论（如“匿名者Q”）植根于且壮大于民粹主义的自身逻辑，它的盛行增强拥趸对民粹领袖的支持和信任。“民粹主义是一种特定的对政治的道德化想象，是一种在政治领域内一群道德纯洁、完全统一，但在我看来纯属虚构的人民，对抗一群被视为腐败的，或其他方面道德低下的精英们的认识方式。”米勒在书中写道。除了概念分析，米勒也在书中指出民粹主义的深层根源，并提供回应思路和方案。在他看来，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的阴影，它迫使自由民主制的捍卫者更认真思考代议制在今天的失败之处，促使他们应对更加广泛的道德问题。比如，归属于某个政治体的标准是什么？多元主义到底为什么值得存续？若将民粹主义者选民视为自由、平等的公民，而非受沮丧、愤怒和憎恨驱使的病态个例，又该如何处理他们的关切？理解民粹主义除了帮助我们认知当前欧美政治现实，更有意义的也许是提醒我们，当日常听到有人宣称“他们”且唯有“他们”“代表”“人民”时，能多一份警醒和反思。正如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所说：“一切权力都来自人民。但人民去了哪里？”【曾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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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学界出现了一批关于重新看待“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著作，某种程度上是对八九十年代“重写文学史”口号与路劲的一次反动。随着打捞“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和重估左翼文学等文学研究的暗流涌动，二十世纪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不断得到拓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的面貌也得到了重新考察。当年的“重写文学史”，使得文学研究跳脱出了阶级斗争的藩篱，但也陷入了对审美标准的固执；当自由主义文学重见天日之际，强调政治性和功利性的左翼文学、通俗文学等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而这些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著作，很多学人从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等层面，努力跳出精英文化立场，去重新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及其互动关系。在重估二十世纪文学的研究潮流中，作为通俗文艺作家的赵树理，这些年来得到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价值重估。据说，林培源的博士论文便是关于赵树理的研究。近期出版的《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则借助赵树理及其通俗文艺路线，考察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通俗文艺改造运动中各种文化力量在表面统一之下所构成的周旋、合作、冲突、抵牾等文化互动关系，并借此揭示共产主义文艺内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以及权力斗争如何影响文艺走向，普通民众如何与文艺改造运动形成互动与影响等。
《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 （1930-1955）》，张霖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
在经历了二十年代的“革命与文学之争”和三十年代的“文艺与大众之争”后，毛泽东的著名文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通俗文艺改造运动的路线确认起到了历史性的关键作用。尽管赵树理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但张霖在对赵树理早期创作思想源头的发掘后认为，与其说是配合外在文艺政策的号召，不如说是源于知识分子社会改造与启蒙信念的内心驱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塑造了他的身份意识，是其文化选择的根本动机；而陈伯达的民族主义立场为他的通俗文艺改造运动找到了理论依据。赵树理在左翼文坛的崛起，意味着通俗文艺改造运动在农村的成功。他借助民间与传统等文艺形式改变了新文学的叙述方式，使之由案头阅读的文字变成了口头说唱的文学。这不仅为知识分子进入下层社会找到了路劲，也让新文学的启蒙诉求与通俗文学的娱乐教化功能和左翼政党在战争年代的政治宣传有机结合，实现了旧德道与新思想之间的多维度互译。而在此期间，这股文艺潮流推动农工大众军事动员、文化团结与政治联盟，对民间文化的学习也随之转为对民间文化的改造。
赵树理在太行山区沁水县嘉丰乡与农业社社员们共同研究问题
四九定鼎之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的读者对象由农村的农民和士兵转向了城市的工人与市民，城市通俗文艺的文化领导权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如何实现根据地革命通俗文艺在城市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也让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新文化正统被革命根据地通俗文艺所逐步取代。组织化的生活、学习与集体创作等方式，逐步改造了北京的旧派文人，使之逐步接受了工农兵文艺观，将两股文化力量纳入了共同的文化轨道。赵树理也将他的太行山文艺带到了四九年后的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通俗文艺改造也逐步成为了文化统战与思想改造的表现形式。但也正如詹姆斯·斯科特在研究民众抵抗时提出的“隐藏的剧本”一样，“由于民众在文化实践层面具有较强的能动性，当文化精英对民间社会进行自上而下的思想改造的同时，也意味着民众可以利用‘隐藏的剧本’对上层文化进行自下而上的改写。”在市民采取阴奉阳违之法进行消极抵抗之际，“赵树理等人所推行的以依靠民间力量为主的温和的文化改造方式就被认为是对城市腐朽思想的妥协，无法确保共产党在城市中获取绝对的文化领导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严格、更为全面的文化管理。”市民空间缩小之际，必然走向文化定于一尊的命运；权斗使文化成为战场，文化人的命运也随之浮沉，一代家喻户晓的说书人终究在被边缘化后被迫害致死。【萧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