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文学社”
我其实很赞同他的前半句。哪怕从“227”之后不断出现在大众视野里的各种文学bot也能看出，即使到了所谓表现方式丰富、个人生活边界无限拓展的互联网时代，“文学”仍然是人类最青睐的交流工具之一，因为它太容易“个性化”、天然地允许人们“自私”。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媒体时代正在放大这个“优势”：当工具的普及不断降低着“文学”的使用门槛，与这个时代的其他事物一样，“文学”也逐渐开始强调他的实用性。以至于自带距离感的“文学偶像”看上去确实对于大众而言意义不大。
但我从不觉得文学与当代生活无关。至少在我印象里发生在2020年的社交网络热点、流行语，绝大部分都有着一个“文学”的内核。
比如上面提到的“227”、“227”后续引发的lofter、AO3争议、亚非拉文学Bot停更，再到后来的55网文写手断更节、浮生日记、北大文学系足球队，包括年底流行的打工人和凡尔赛，文学始终以一种模糊又笃定的形式参与着当代生活，或帮助人们完成戏谑与解构，或重新定义着人们的文化消费形式，成为新的财富密码。
更何况溪同学在文学社副社长这些身份之前，他还是一个生活在2020年的大学生。理论上新媒体时代带给“文学”蓬勃发展的机会感受最深、最能得心应手、最有机会享受光明未来的，本来应该是他们啊。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
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社”定义了中国人对于“大学生活”的全部想象：
它是每所大学的“标配型”社团，即使作为自发式的交流团体，也能跨越时代在不同的校园中生生不息。百度百科“文学社”词条里就收录了32个文学社，历史从三四十年到最近七八年不等。
它是当代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场景”之一。例如作家独木舟在95后青春文学杂志《花火》上连载小说时，就经常引用北岛的《波兰来客》：“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想象里的大学生活就像这首诗的前半节，也成为了许多中学生最终选择“汉语言文学”这一专业的直接理由。
它也最能代表“学生”的浪漫面：被保护在象牙塔里不需要为生计发愁、拥有着相对纯洁的社会关系、身处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龄段里。
而这也是我决定去大学里寻找文学社的原因：我想知道在“文学青年”、“文艺青年”已经算不上什么褒义词的时代里，在“文学”已经长期工具化地运用在“凡尔赛”、“打工人”等戏谑的语境里，在“227事件”推动文学创作再一次进入社会议题之后，现在的大学文学社是由什么样的年轻人组成。
毕竟按照最流行的行业媒体话术，他们被称为“Z世代”，是能全方位定义下个时代各方面的一群人——很多人说，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可以四舍五入等于看到未来。
但我几乎没有收到任何乐观的答复。
小左就读于四川某师范大学（以下简称N大），在今年六月的社团换届大会上，她接任成为第21任文学社社长，管理着77名成员。
在这所师范院校里，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规模，但她总是感觉文学社“名存实亡”，她估算日常参与社团活动的活跃成员可能还没到10个。她向我们展示QQ群里的消息记录，群里除了她发的活动安排和寥寥几条“收到”，就几乎没有别的交流了。
新生也不青睐文学社。在今年10月的“招新百团大战”里，她发现学校的校园媒体虽然对“社团招新情况”进行了助推报道，但版面分配却十分“偏颇”：街舞社获得了7张的图片展示位，针织勾边社、音乐社、汉服社和跆拳道社都有不小的露出量，但文学社则一个都没有。
最终结果是招新结束后，小左的文学社招募到四十位新生，但随着时间推移又很快流失（比如成员同时报名了两三个社团，然后在学长们的规劝下进行了“选择”），在社成员始终维持着大约七十人、活跃十人的状态。
（一场典型的大学文学社社团活动）
相比于N大，重庆一所211综合性类院校（以下简称Z大）的文学社显得更为活跃，学院里光是带有文学性质的社团就有七八个，出版的印刷物就有两报两刊。
Z大文学社社长虎啸从八月开始筹备社刊《月光》创刊四十周年的特刊，面向校内学生以及已毕业的校友进行征稿，稿费千字25元，广告刊登了半个月，就征集到了五百多份稿件。之后便由四位学院里的指导老师进行三次审阅，再进行美编和排版，最终成为院里唯一采用铜纸全彩印刷的刊物，造价不菲，每本成本四五十块，每次大约印八百多本。
但问题同样明显：高投入并没有获得高回报，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获得“出版物意义上的回报”。社刊常常通过赠送来完成内部消化，大一大二社员两届100多人一人一本，还会赠送其他社团每社三本，剩下刨除需要留档的二十本，其余全部由展台形式发放，关注公众号领一本…
以至于虎啸的心里总是很拧巴：她确实想很用心地将这本特刊做好，但她心里更清楚并没有多少人选择“主动阅读”，感觉很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有劲使不出来”。
甚至有多少人选择“主动投稿”都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直属于学院，Z大文学社配备了五位指导老师，一名负责社团具体事务，一名团委学生会的团委书记老师负责统筹工作，还有三名老师专门负责杂志审稿。这种与学院的亲密关系保证了这个社团不会像大多数学生自发组织的社团一样无疾而终，但这也意味着该社团不再是开头提到的“自发交流团体”，而更类似于院系的直系下属机构。
由文学社混乱的归属一定程度上也佐证了这种依附式关系的存在，譬如Z大文学社就曾因为因为学院的专业调整，陆续归属于校学生会和院学生会，后来随着指导老师的任职调整，文学社又从学生会剥离了出来。
这对学生本人来说，也不一定算得上什么好事，虎啸就和我们抱怨过学院权责不清的事情都会丢给他们做，从学院网站的图片设计、招生文案撰写，甚至学院会议记录都要文学社来做——无数琐碎的行政指令和权责关系填满了她的课余时间。
（在社团活动海报上，“可盖学术章”被特意标注）
小左倒是希望老师和学院能更支持文学社的活动。在她的记忆里，N大文学社拥有过的巅峰时期，都有学院老师深度参与的痕迹，比如当年参与文学社活动能与绩点和学分挂钩。
但现在学校除了拨款和批准场地，就几乎不再过问文学社的运行了。
作为直观对比，小左也曾经组织过征稿，历时半个多月，最后只收集到了寥寥5份稿件。他们也有一本1999年创刊的文学社刊《青鸟》，原本保持每年一版的频率，但从去年社团陷入财政危机之后，社团便放弃了发行实体刊物，改成了线上发行。
当然文学社的生存也不一定非要来自学院的支持，社团里的组织者个人素质和参与度也直接决定社团的生存质量。
成都某理工科大学（T大）文学社之所以能创办十几年，一个关键人物是化工学院的文学爱好者李老师，社团干事朱诚诚为此深受感动：“李老师不仅经常出席社员自己组织的活动，深度参与文学社内人员任命，还会将学生的作品合辑，自费印刷成册”。
十月的时候，李老师还将投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当时中国古典诗词大师叶嘉莹纪录片《掬水月在手》上线，T大文学社发出了组织观影的宣传，地点在离学校一两公里外的大众院线影城，原价三十多的票价同学们只需要付20即可，李老师负责补上差价。
“赤子为赤子奉献”，宣传文案里这么写道。
我并没能见到李老师，但常常能从T大文学社的微信推文里看到李老师出席活动的身影。从学术主页上看，她做人工智能、数学和逻辑、智能科学和自然语言理解NLU的方向，这也许是她的另外一面。
我担心这样文学社会变成“老师个人兴趣的后花园”，“在老师缺席后很可能就失去了存在的能力”，只是从目前来看他们享受这样的关系。
朱诚诚说李老师为人很好，特别关心文学社，但她和李老师没有太多机会聊天，交情不深，也不好主动拉家常，所以对李老师个人的状况不甚了解。另外一位文学社干事补充“君子之交淡如水嘛，哈哈。”
如今当人们谈起大学社团、学生干部，“功利”几乎已经成为绕不过去的关键词。例如在大学生高度活跃的知乎上，“要不要加入学生会”、“大学生应该参加什么社团”、“大学很迷茫怎么办”等问题总会在每年暑假前后被顶上热榜——而这些提问，在本质上都是围绕着“你们期待从大学教育中收获什么”的衍生讨论。
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则又是见仁见智的。
有人认为应该早早地为毕业后“卷起来”做准备，通过社团完成自己的职前教育和职业规划——选择合适的组织、坐上高位、写简历时好有东西可写——也有人认为应该投入自己的爱好，享受大学生活，充分试错。
从我采访的状况来看，“文学社”同样不能“免俗”。
溪同学所学的专业是电子信息工程，但目前他正在腾讯游戏进行实习之前的培训，计划毕业后从事游戏策划的工作——这样的跨专业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文学社”活动的结果。他非常自豪于自己的创作，在大二时就签约过某网文平台，奇幻小说题材，每月底薪700，要求日更。虽然这种辛苦钱他赚到了两个月底薪后就及时退出了。
“写游戏也是一种写作不是吗？人物对话、世界观什么的。”他自信自己在文学上的造诣会帮助他写出比同事们都更好的人物，“要是玩家能发现我的巧思那最好了，会是一个彩蛋。”
小左也认为“文学社”目前最吸引人的地方，也变成了“简历提升”，你可以将“文学修养”会被翻译成“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文学创作”通常和“熟悉各类文体”、“擅长排版”划上等号，并且性价比很高。
“混子是在所难免的，写一篇文章发表到校级刊物算是一个校级奖励或者参加一次文学社讲座盖一个学术章，参加这些活动的成本比其其他拿绩点学分的活动来说容易得多。”
于是与其他主题的社团无异，受访的三个文学社在部门的设置雷同，都同样设置了组织部、宣传部、财务部、文化部等好几个部门。也可以理解成，即使身在文学社，集中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探讨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乃至是一小部分人。
我后来用“文学社+作家”为关键词搜索，还找到了这样一个观点，它来自于一个集结了官方组织的60多个文学社社长研讨会网页——抛开“文学是否真能采用短视频式的创作手法”等讨论，这个颇受争议的采访似乎也在直白地说明：
文学社在其文学属性之前，它首先是一个社团。而社团总是要回到“对自己有没有用”的话题上。
当然无论是否带上了玫瑰色的眼镜观看，“文人结社”在多个时代都带有浪漫色彩。
比如成都开在玉林西路的白夜酒吧就是其中一个代表，1998年诗人翟永明开了这家由建筑师刘家琨设计的酒吧，这十几年来，文人墨客往来，举办过无数跨界的文化活动，而被称为中国艺术圈的左岸。
在被赵雷《成都》唱红之前，同在玉林西路的小酒馆也是一个前卫艺术家沙龙，至今还能吸引各种游客前来打卡。
也必须承认，文学社里其实也不乏对文学有热情的人。
无论是小左、溪同学还是虎啸，同学们谈论起自己参加文学社的因缘都相当动情，这些小故事往往都与文学的陪伴和鼓励相关。
与虎啸一同参加采访的是学弟茂茂，《看天下》和《青年文摘》曾是他密不透风的高中生活里唯一的喘息时刻。现在，他在社团里也结交到了好朋友，获得了“一个私人空间”。为了向我传递清楚其中的羁绊，虎啸还花了很长篇幅讲述前任社长的作为以及她收获到的感动。
以至于虎啸虽然偶尔觉得“只能尽力”，但她还是仍然愿意评价目前自己在任的这届文学社“还行”，因为“你参与一个社团，你或多或少都会改变它，谈不上有太多失望”，何况文学社发挥了它本身的使命——给同学们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和场所。
但这似乎都在强调“结社”的重要性，而非“文学”的重要性。更何况近几年一系列有关文学、作家的热点，几乎在不断坐实“结社”与“抱团”、“站队”之间不可名状关联性。
比如韩寒在2012年发表的著名观点“文坛算个屁，谁也别装逼”，公然蔑视作协和文坛的抱团现象。童话大王郑渊洁也是拒绝“混圈”的代表并且引以为豪，时至今日仍然在微博上日常更新着其与另一位“体制内作家”曹文轩的纠葛，陈述某个榜单“功利化”带来的恶果。
再譬如出版业大厂活字文化前编辑易潇雨控诉自己费尽心力写的关于《掬水月在手》书稿，被活字文化公司洗稿、去掉署名的事情，只在小范围里引起波澜。据她所说，自己直接联络了叶嘉莹的助理和几个文化圈的名人希望得到帮助，但许多天过去这些大佬毫无回应，朋友圈依然只转发电影获奖信息，一派岁月静好模样。
这种对抄袭、剥夺署名权的恶性事件没有“出圈”，也没能引发文化圈更大讨论。
我曾经就此现象，询问过团建观影《掬水月在手》的T大文学社成员们。但他们表示没听说过这个事件，也没有开展对大厂与员工之间权力不对等之类问题的探讨，哪怕是以“55断更节”为引子。
可能这很好地说明了文学社的成员们，正在变得“纯粹”。
（忘记报备活动场地的社员们，翻墙“借用”教室）
虎啸在社团招新的时候设置了一项关于文学偏好的问题。
通过整理，她发现新同学们喜欢的作家分别是张嘉佳、大冰和苑子豪苑子文兄弟。
我在T大社团新干事见面会上也看到了类似的提问。当新招的干事们在副社长溪同学的组织下，讨论自己最欣赏的作家时，他们提到的主要是汪曾祺、苏轼、林清玄和冯骥才之类曾在各个中学阶段语文课本上收录过的严肃文学名家，以及唐家三少、江南、南派三叔之类有广大阅读受众的作者。
（T大文学社的群聊活动）
虎啸向我解释了这个提问的初衷，她觉得“也不是说看他写得多好或者是品味有多棒，真心诚意其实很重要”，“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喜欢文学，多问几个问题就感受得出来的”。
我按照她的思路，通过高校图书馆借阅排行榜试着对其他学校的“文学氛围”进行解答，结果得到了这样的答案：
（上图为武大、下图为川大）
我也不知道这样的答案是好是坏，是否证明这些人“真心喜欢文学”，还是喜欢“武侠”、“科幻”但不局限于“文学”、“影视”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但这样的答案却让我想起一份2019年的数据。
2019年初，二手书买卖网站多抓鱼公布了去年的滞销数据，这个数据被认为受营销的影响较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作品本身的生命力和读者的认可。滞销区的题材主要集中在青春、情感和职场，多抓鱼称：“多抓鱼买家中 30 岁以下的人占了 75%，所以我们可以不负责任地说恋爱和升职不再是这届年轻人的阅读主题。”
具体到作家，郭敬明、韩寒、安妮宝贝在滞销作家榜单里排名前三，前二十里也来自最世文化的还有落落、笛安和安东尼，青春鸡汤作家刘同排15，大冰、白落梅、桐华、于丹和毕淑敏都有上榜。
（作为反向，这是畅销书排行榜）
前后对比，这显然带来了更多问题：
比如坐拥“Z世代”标签、被誉为能定义未来的当代文学社社员们喜欢的大冰、刘同，为什么却在市场上成为“滞销作家”？比如为什么在畅销书排行榜能够和高校借阅排行榜进行对应的情况下，文学社却在逐渐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