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疫之后，正是强医聚才之时
“社会治理对标北京，营商环境对标上海，科技创新对标深圳，智慧城市对标杭州”。重启一个多月的武汉，各方面工作迅速褪去那种大病初愈的疲态，正在进入争创一流、追求卓越的快车道。与刚刚过去的抗疫斗争最为相关的本土医护人才队伍建设，是否作为我市强医的重要举措被提上议事日程，值得关注。
一场罕见疫情突然袭来，武汉医护队伍临危上阵，以热血和生命捍卫人民的健康和生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彰显了这一支队伍的职业忠诚和优良素质。疫情的空前严重、病毒的复杂与诡异，最终在集全国数万医护精英强有力的支援下，才得以战胜。这从客观上证实了武汉市医疗卫生事业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存在的差距。这正是武汉医护人才队伍建设必须借此浴火重生，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重大契机。
曾记否，当二战进入诺曼底登陆作战时，美国派出的“阿尔索斯”突击队，唯一任务就是在竞争对手苏联之前，从德国和意大利抢回一批优秀的世界知名科学家。这是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生平采纳的最有远见的建议之一。历史已经证明，这一人才举措决定了后来美国的国家命运。
波及全球的新冠疫情已经超出二战对人类冲击的规模。作为影响和决定全国抗疫成败的武汉，固然不能照抄当年美国“抢人”的作业。但拥有战疫核心主场之利，却仍然面临第二波疫情风险的武汉，启动医护人才队伍的建设和重塑，这个重要的窗口期我们必须抢抓。
医科领军人物及“偶像级”大师的缺失，各类医科人才结构和医护比例失衡，传染病和危重症实力的短板，医卫行业对优秀人才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面对重大流行性疾病的防控与救治，超大规模的医护力量的组织部署与调度，对一线医护人员的保护、激励与物资保障等等，对于全球首先接“敌”，在经受了独一无二的锤炼的武汉，其业务主管部门和有关研究机构应该比别人有更加深刻的问题反思，比过去有更加清晰的解决路径。
强医的重中之重在人才。做好医护人才队伍建设，武汉比起国内其它任何城市，都更加紧迫、更有条件，至少做好如下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是消化抗疫经验。与其说这是一场抗疫会战，不如说这是一次医护人才荟萃，一轮医护技术比拼，一场医药器才博览，一个个难题的解决，一条条生命的挽救，武汉医护人员的功不可没，更是会战武汉的近四万军地医护精英的集体创造。还有来自各医疗队强大后方的智慧与力量。马上静下心来，分门别类地收集、总结和消化这些宝贵的经验，既是武汉医疗卫生事业的需要，也是巩固这一场抗疫斗争重大成果的必然要求。
第二是构建医科人脉。这一次武汉会战，集中了以救治传染病和危重症为主的全国军地最优秀的人才，其中危重症人才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以救治新冠肺炎患者和疫情防控为主的顶级专家教授，如钟南山、李兰娟、王辰、张柏礼、张文宏等，他们不是一直跟踪武汉疫情变化，就是自始至终奋战在武汉。与他们建立全方位的持久联系，于武汉既有必要，又具有独特优势。近三个月的共同抗疫，是这一人脉生命力最坚实的基础。
第三是筑实交流渠道。通过抗疫，武汉与全国军地医护人员建立了无比伦比的感情。有些院士和教授在武汉设立了工作室，有的专家在汉收了徒弟，有的援助和受援医院签署了合作协议，抗疫后期武汉开通了与世界有关国家的网上交流。在此基础上，武汉有必要进一步掌握交流主动权，筑实持续有效的交流渠道，提高互动质量，以提升自我为主，在反哺和服务别人中，让武汉成为当前抗疫和未来医学发展的重要信息谷地。
天下医学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通过消化经验、构建人脉、常态交流，既要学习吸收医学和护理方面的先进理念和宝贵经验，更要从援汉医疗队队员中吸取最重要的精神营养，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执甲逆行、医者仁心、救死扶伤，既应该是医护人员应有的家国情怀，又必须是武汉强医的核心素质。
武汉一直致力于建立中国中部的医都。这一次全城抗疫既是一次经受冲击，也是一次接受检验，更是一次成长机遇。建设一支硬核式医护人才队伍，无疑是中部医都建设的关键，也是造福武汉人民，让武汉为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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