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事者的“精神困扰”何止是过多或不当的函询？

近日，为了鼓励和保护干事创业者，湖北省纪委提出了十二条意见，被称为“鄂纪励”。其中第六条：严格规范函询，防止对干部造成不应有的精神困扰引关注。

这里所提精神困扰，虽然是指对一些内容不具体、可查性不强的举报的函询，对内容重复或相近的举报的多次函询，对被函询人作出的合情合理的说明未予采信并及时函复，但“精神困扰”的提出，回应了干部队伍内心的真切感受，点到了干部“不作为”“怕作为”这一顽症久治不愈的要穴。其实，干部的精神困扰，远不止他们经常面对过频或不当的组织函询。

湖北省纪委所列十二条，每一条意见都具有现实针对性，将成为干事者的“定心丸”。但是，若不能够得到有效精准落实，它都会导致精神困扰。而笔者主要想说的是，为鼓励和保护干部干事创业，各地列出的各种鼓励的保护办法，大多考虑的是干部在工作中出现了问题，在进行组织调查处理的时候应该如何“善后”。众所周知，精神困扰在“捅娄子”之前已经普遍存在。

比如，先行先试得不到支持。有些高难度问题，下面不敢闯不敢试，有的是因为有上级的保守姿态摆在那。有些事虽不难，因不是上级上心的事，没人表态，固没人敢动，不惜形成瓶颈；

遇到问题得不到指导。当一些单位反映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寻求支持时，有一种答复颇具“为官之道“：问题处理我不管，但出了问题我查你”；

受到委屈没地方讲理。有些干部因为大胆工作得罪了群众，或者冒犯了某些权势，受到误解和打压，长期郁积在心，从此举步维艰；

作出牺牲得不到认可。近期披露许多深藏功名的先进人物，当然值得赞扬和学习，但不可否认，这一定程度隐含了默默无闻的付出，存在着未被人知、未被认可。

除此之外，有些榜单排序不容基层讲道理，有些尊重民意其实是尊重“名义"，有些统一行动没有顾及基层特殊性，有些硬性要求必然留下明显后患。

所谓精神困扰，一般来讲，它是让人思想上有顾虑，行动上受束缚，相当于周围存在许多敏感点，一旦发酵，就会产生思想障碍或严重的精神疾病。

上述所列现象都是基层干部经常要过的坎。排除这些敏感点，如果只注重在主观上解决干部的宗旨和信仰问题，如果只依赖于干部任用方面的交流、回避等办法，那么，这一次解决了，不一定没有下一次；这一届领导解决了，下一任领导也会碰到；短期内解决了，想要持久也未必。更何况，这些敏感点的根源，绝大部门是来自上面及体制积弊。

自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上已经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这得益于上级对下级实施有力的监督，但在担当作为方面，来自上面的示范和榜样，对比起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的早期，总体是不够的，有时甚至有负面的。一个不敢担当的上级，由他宽容敢于作为的下级；一个伸不开拳脚的舞台，要拳师打出威风八面，那怎么可能？所以，现在提出自上而下地解决干部的“精神困扰”，应该是时候了。

焦裕禄为了解决兰考人民没饭吃的燃眉之急，是一种使命感，让他冒险去购代购粮。在群众拥护的呼声中，由地委作出了免于处分，相当于事后得到“宽容”。试想，其它县委书记都有这样的胆量吗？有胆量敢作为的，都会理所当然地得到“宽容”吗？

不可否认，有强烈信仰的人，少有精神困扰，如焦裕禄。但信仰不是万能的，精神困扰太多，压力太大，信仰的力量是有限的。

干部的精神困扰极具个性化、隐密性和偶然性，解决这些困扰，往往不是一些仪式、高压措施和集中教育所能轻易解决，更不能完全指望干部出现了问题之后打“补钉”。应该像营造营商环境一样营造干事环境，把”鼓励和保护“措施前移，将支持和激励”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为他们凝聚能量，去努力干大事、创伟业。

那样，就会大大压缩发生问题的概率。减少犯错，就是节省干事成本。不必施以“宽容”，就是节省管理成本。这不正是“鄂纪励”想到到达的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