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 | 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

盛夏，空气里都翻滚着热气，用将近一天的时间两倍速地看完了一部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我不太喜欢刷剧，两倍速没有加任何快进，是我对一部剧最赤诚的肯定和喜爱。早上起床，用吃早饭的时间快速刷完昨日更新的《三十而已》，在腾讯的推荐剧目里发现了这部剧，看到评分很高，出于好奇点了进去。

“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有标准答案吗？”这是该剧简介中的一句话，也是在十集剧情中不断令人思考的一个问题。该剧的主色调比较灰暗，以一场无差别杀人案为背景，围绕被害人及其家庭、加害者及其家庭的生活状况和心路历程展开，从不同立场、不同参与者的视角引发观众对“人性”的思考。该剧自2019年播出后，豆瓣评分高达9.5，很多短评中都提到了“生而为人，务必善良”的感慨。我并不认可“务必善良”这样听上去有些强制性、甚至有时候需要通过委屈自己来善良待人的话，更多时候，我喜欢说：“人心存善，但需锋芒”，没有棱角的善良很容易变成软弱，有棱有角也并非就是不善或者伪善。

王赦是剧中的一名法扶人权律师，为那些罪犯提供法律协助。当他为无差别杀人事件罪犯李晓明辩护时，他受到公众的“泼粪泄愤”、受到妻子的指责威胁……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为坏人辩护就是'恶’的帮凶”。但他，其实就想知道真相，去监狱探视、去加害者家里访谈其家人、去精神病院寻求专业支持……他做着律师行里最难、最没有胜算的工作，领着政府微薄的补贴，却总能带着最饱满的热情为这些“坏人”辗转奔波。他是不善吗？“帮”着“坏人”就是不善吗？可这群坏人偏偏是公众用愤怒盖住所有带着理性思考去关注的“角落群体”，那帮助“角落群体”的人又算不算善良？解决伤害最好的方法是善后和预防，当罪犯被处决的那一刻，案件就真的可以结束了吗？

并没有。

李大芝（原名李晓文），无差别杀人事件罪犯的妹妹，因为哥哥杀了人，他们全家人受到公众的谴责和唾骂，她也因此戴上了重重的隐形“镣铐”，从大学辍学、在电视台只能做不用露面的编辑、遇到受害者母亲的领导选择避让辞职、去哪儿都会遭到媒体、大众的“臭鸡蛋”。她是无辜的，却因为血缘关系被一并加盖了“标签”；她改了名字，却无力改变“杀人犯妹妹”的事实；她总是披着遮脸的长发、低着头、连“笑”都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当她被自己的同事跟拍，被公然放置于媒体大众面前时，她也被“杀死”了，开枪的是所有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和议论纷纷的“我们”。如果她是无辜的，那么站在对立面的“我们”还能称为“善”吗？

被贴上标签的人生像铺满乌云的天空，渴望阳光的人身处其中，连抬头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大芝把自己关起来，直到遇到了“同病相怜”的房东应思悦。思悦的弟弟思聪患有思觉失调症，即精神分裂，有着导演梦的他在事业上屡屡受挫，某次偷溜进幼儿园拍片，被当作挟持儿童的罪犯，掀起一阵舆论风波。后来，他被诊断为“思觉失调症”。“精神障碍”是一张难以撕除的标签，“神志不清”走进精神病院并非会造成患者本人太大的心理压力，但当他们情况稳定，准备好重新融入社会时，才是人生中又一道难跨的关卡。思悦，被贴上“精神病人的姐姐”的标签，原本即将步入婚姻的爱情破碎，原本独立幸福的生活被无情打破。家庭养护的压力不仅源于精力上的消耗，更是心理上的挑战 ，而这种压力，没有期限。

“杀人犯的妹妹”和“精神病人的姐姐”，大芝和思悦因为相似的遭遇而产生惺惺相惜的“抱团取暖”——大芝没有嫌弃患有精神障碍的思聪，继续租住着思悦的房子；思悦也没有因为邻居对大芝的指点而将大芝赶走。大芝和思悦对彼此的理解和包容，让她们对糟糕透顶的生活有了一丝丝勇气，勇敢笑开，对好运有所期待。《奇葩说》里马东说：“心里很苦的人，只要一点点甜就可以填满。”

思聪出院后，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又开始工作的，但面对职场上的压力和异样目光，他自行停了药，某天在家突然发病，砸东西自伤，而后拿着碎镜片，出现在了精神科社工师宋乔平的办公室。独自一人面对情绪失控、随时会伤人或者自伤的精神障碍患者，宋乔平恐惧、害怕，但她并没有逃跑、退缩，她保持冷静、小心谨慎地平复着思聪的情绪……事后，她的丈夫问她：“为什么不用你的黑带三段逼退他？”她说：“因为他是我的患者。”

乔平之于思聪，思悦之于大芝，王赦之于罪犯，“我们”之于“他们”……孤立无援的时候，哪怕只有一个人的倾听和理解，绝望也可以穿过乌云，看到背后的微光，那也许就是善带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