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育飞：清末民初徽州官员的过年时间
春节，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传统节日之一。普通人的年俗，迎来送往，古往今来变化不大。在清末，官员过年，也祭祀祖先，出门拜客吗？需要给上司送礼吗？传统四民社会中“官—民”的隔阂，天然导致官民年俗的差异。而这些记载，在官方的文献中，也往往不容易发现。但在私密性的日记中，节日礼俗有着详细的记载。
近年来，随着一大批近代日记的公布，清末民初官员如何过年的习俗慢慢浮出水面。以《王振声日记》（凤凰出版社，2017年）为例，就记载了王振声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民国11年（1922年）这近20年的过年经历。王振声（1842-1922），北通州（今北京通州）人，同治十三年（1873年）进士，长期在翰林院任职，光绪十一年简放徽州知府，此后回京，鼎革后赋闲居住在北京一带。通读王氏日记，可以发现其在徽州知府任上的过年别有意思。他们的行为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官僚群体年俗的现代性起源。
王振声在光绪三十一年腊月初十日（1906年1月4日）方抵达徽州府署，很快就迎来了除夕。将其日记辑录一番，可见光绪三十一年除夕前后这位徽州知府是如何过年的。
腊月二十三，晚，祭灶，徽俗供素菜三碗，另自备南糖四碟。礼房届时请花衣补褂，上祭礼，书赞礼。是夜爆竹声不断。
二十四日，祭刘猛将军，即八蜡神。辰起八点，首县来贴请，花衣褂至城隍庙旁，有刘猛将军殿。阖城文武官齐集上祭。
二十六日，申刻，备香烛在中堂向北边拜家忌。晚，给家人开工食，每人二元。自十二月起，令厨房预备过年除夕元旦晚饭，皆全席，请幕友。初二、初三亦果席，早饭皆便席，至初四日后仍照常开饭。
三十日，早饭便席，请幕友同坐，晚请幕友果席。午后，本城属员来辞岁，旋差帖拜参府、分府，辞岁。合属书役上禀本辞岁。晚饭请幕中冯子樵、曹峙熊把酒畅谈。终席后祀灶、祀大仙。公馆后有楼房，历任官至此皆祀大仙，亦相沿旧俗，姑从一祭。
从王振声的记载可以看出，在忙过年的腊月，他参与的活动有相当一部分都带有公务性质。如腊月二十三日是祭灶，虽是遵照徽州习俗，但却是公开的官方仪式，须着礼服前往。而当时徽州的祭灶活动，也是鞭炮接连不断，可见祭灶是不挑时辰的。腊月二十四日则是祭拜刘猛将军庙。刘猛将军俗称八蜡神，传说可灭蝗虫、保庄稼，因而深受百姓崇信。看来，王振声等文武官员参与这项祭祀，仍是官方庆祝过年的规定任务。到了腊月二十六日，王振声才有点闲暇时间来安排自己的家族活动。王振声家族的惯例是每年腊月二十六日举行家祭活动，纪念先祖。这一年王振声游宦在外，只能朝着家中的方位遥祭。这一天，距离除夕也越来越近，王振声必须加紧安排。他一则给家中仆役发放工资;一则嘱咐他们预备好过年的宴饮，主要内容则是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幕僚们吃饭。除夕这天，王振声和幕友一块儿吃团圆饭，仿佛一家人一样。已往研究已注意到幕僚在清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但从幕僚与官员其乐融融一道贺新年看，幕僚们在晚清政府运作中的作用也许比预估的还要大。徽州人除夕这天还有祀灶活动，此类活动在我的故乡江西广昌至今还有遗存，不过名为“上锅灯”。王振声也一仍其旧，入乡随俗。除此之外，王振声还得参与祭祀黄大仙的活动，这是徽州府署流传下来的特殊旧俗。
春节期间，官员就该与民同乐，为民祈福。不过在晚清，官员公共性质的活动多是祭祀：一方面是向公众的祭祀，以祈祷来年无灾无害，物阜民丰，从而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则是衙署内也有相沿而来的习俗，如祭祀黄大仙等，从而安抚衙门工作人员。在众多公务活动中，官员还得挤出时间，去完成私人家族性质的祭祀及其他准备工作。肩负着这三重任务，王振声可算忙完了年前的准备。
守岁之后，进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初一，王振声日记记载：
正月初一日，辰初，朝服至万寿宫朝贺。礼毕，换花衣补褂，顺路拜文庙、武庙、文昌宫、赤帝庙、龙王庙，回署祭灶爷。饭后出门，拜合城文武官员贺年。回署，拜幕友贺年。晚备全席请幕友。向来初一至初三，不收外文，不办事。
初二日，早晚与幕友同席闲谈，饬谕警察局，《禁赌简明告示》再缮多张，遍贴街巷，派兵勇认真稽查。
初三日，许继唐来，定议中学堂由书院移设贡院，腾出紫阳书院，立初等师范学堂。自除夕至初三日早晚皆与幕友同席。
正月初一至初三，原本是官员放假休息、不办公事的日子。但整个初一这一天，王振声的时间都奉献给各类祭祀活动。其中又涉及祭祀灶王爷的活动，而在正月二十日，王振声再次祭祀灶神，可见在农业社会，“民以食为天”，灶王爷的地位十分崇高，真是令人称羡。初二，王振声却又不得不开始工作了。1905年，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已在全国开展，这时王振声也开始注意推行这项政策。禁烟运动后来也被认为清末新政成效最大者，与王振声这些地方官员大力推动不无关系。初三，歙縣人、著名书法家、教育家许承尧（许继唐，1874-1946）就来商议新安中学堂和紫阳师范学堂办学事宜。而第二天，王振声就给予批示通过。为何王振声办事效率如此高？因为在前一年八月十四日王振声觐见时，慈禧太后就宣谕他：“现在兴办学堂甚要紧，须多设蒙小学堂以开民智。”王振声看来是一位兢兢业业、忠于王事的职业官僚。忙完这些，对王振声而言，最为轻松的春节三天假期就算度过了。至于饮食，他每天都是和幕友一块儿吃饭，如此而已。人们常说，当官的节假日更忙，起初我还怀疑，读《王振声日记》则令人信服。
按照中国人过年的传统，正月初三之后，春节并没有结束。春节持续时间很长，还会与立春活动缠绕在一起。1906年的立春在正月十二日，此前几天，歙县就送来金花一对、八台亮轿子一乘，以备立春活动使用。徽州的习俗是立春前一天迎春，立春当日打春。故而王振声在初十的迎春活动是，“至关帝庙少坐。舞狮，祭芒神，礼毕，各官前到舁牛芒神进城，绕行南北街，至署仪门外安芒神位，一揖各退”。把牛芒神请来之后，第二天就是打春牛了。日记记载：“午初刻同步出，至仪门芒神前行礼后，执鞭绕春牛三匝打春，礼毕进署，各官禀贺，书役叩贺。”打春牛的活动对农业社会的中国而言，意义非凡，寄托着新年丰收的愿景。而王振声参与的这一套打春牛流程，当然是居住在北京的皇帝打春牛活动的微缩版了。
立春的插曲过后，年却还没过完。按照北京师范大学萧放教授的话来说，传统春节直到元宵结束才算过完了。而正月十五这一天，王振声果然又忙了起来。他一大早起来之后，又到城隍庙、赤帝庙、龙王庙行香，文庙、武庙实在忙不过来，就让府署的工作人员代为行香。回到衙门，又是下属来恭贺元宵。晚上，和幕友吃饭。夜晚上灯以后，歙县官方的龙灯彩船队伍前来闹腾，于是和幕友一道观看，放鞭炮，挂红。至此，徽州知府王振声才算过完了乙巳蛇年，迎来了丙午马年。
1906年的臘月，对王振声而言，与前一年没有多少区别。不过增添了十二月初八，煮腊八粥送幕友，祭祀灶神。此外，这年年三十晚上十点钟，他在“中堂设香烛遥拜神佛，拜祖先，令家人持帖与幕友辞岁后院祭紫翠楼”。可见，对京城外放官员王振声而言，尽管贵为一地之长，但远离故乡，“每逢佳节倍思亲”，内心不免黯然，故而在年三十晚上，宁愿支开亲友，一个人独处，默默祷告神佛、祖先，向神明诉说心中的念想。至于正月里的活动，与上一年的春节没有多大区别。唯一的例外是，王振声出门拜贺的对象除了同城官员僚属，还增添了教堂里的各位传教士。由此可见晚清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境内的地位。新来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很快获得士绅的地位，俗话说“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此言的确不虚。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王振声卸任徽州知府，回到北京。此后他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一直在北京及附近地带过年。在此，有必要了解此时王振声的过年经历，因为这更有助于理解他在徽州知府任上过年活动的意义。光绪三十三年腊月，王振声过得很轻松。腊月十三日写对联，二十二日天乐园听戏，二十六祭祠堂家，除夕祭祠堂，祀神。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初二日本家祠堂拜祖先，以后都是到处轻松游玩。去琉璃厂买书，带着孙儿戏院听戏，王振声过得怡然自得。结合以后多年王振声日记的记载，可知王氏家族在腊月二十六日申刻举行家祭活动，腊月二十八日在祠堂悬挂祖先容像，正月则派子孙到祖先坟墓拜祭，正月十七日午后祭祠堂，收起祖先容像。而这些过年时期家族性的活动，是作为地方官员的王振声所不能享受的，只有退居林泉、居家养老时他才能获得真正的阖族团聚。
晚清官员过年活动的一些特点：第一，有大量的公务性的活动，主要为祭祀，与同僚及下属的贺年互动。第二，由于中国古代“异地为官”的传统，官员多远离家乡，无法参与家族祭祀，也无法对祖先容像行礼，只好在衙斋设案遥祭祖先;至于团圆宴席，则与同是宦游人的幕友一道庆贺。第三，衙署中多有特殊的祭祀活动，如祭祀黄大仙等。官员在地方为官，多遵从当地过年习俗，对淫祀等活动也持有包容态度。第四，清末民初的官员在庆祝贺年活动中，已经有了西洋人的影响，传教士也被动地参与进中国新年习俗中。对清末徽州知府王振声过年活动的粗略勾勒，可见春节传统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限于篇幅，清末官员还有许多特殊的现象未曾勾勒。如白谦慎《晚清官员日常生活中的书法》，揭示官员们热衷书法写作，书法应酬极大，这种现象在春节期间愈加频密。书法成为官场人际互动的重要媒介。又如晚清以来碑拓十分火热，以官员为中心的礼物往来，有相当一部分是碑拓，这与传统佳节中节敬贺礼多为金银、食物特产等也有区别。晚清官员春节期间的礼物流动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
本文所要说的是，清末官员虽然贵为一方大员，权势张扬，十分风光，然而一到过年期间，其生活一大部分为公事占据，幸福感还不如赋闲在家、退隐林泉的时候呢。一言以蔽之，“民生各有所乐”，在20世纪初，地方官员过年时的幸福感很可能不如在家团圆的普通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