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 处方的圆形配置图娄绍昆：《辅行诀》中有大小朱雀汤，就是《伤寒论》中的黄连阿胶汤，大概张仲景没有认可，所以就没有了朱雀汤。根据《外台秘要》记载的朱雀汤为十枣汤成分，所以一般人认为是攻下的十枣汤与大承气汤。娄莘杉：在图2中能寻找到麻黄附子细辛汤吗？它应该在哪里？娄绍昆：应该能够找到。麻黄附子细辛汤应该在右上角。詹利辉：在图2中能寻找到桂枝加芍药汤与桂枝加大黄汤吗？它们应该在哪里？娄绍昆：《伤寒论》279条：“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尔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历来医家争议颇多，莫衷一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兼表与无表之争：有的认为桂枝加芍药汤与桂枝加大黄汤均为两解表里之剂，有的认为两方都是治里之剂；二是证候虚实之争：有的认为属虚证，有的认为属实证；三是桂枝加大黄汤证的阳实与阴实之争：有的认为属于阳明实证，有的认为属于太阴实证。从桂枝汤证以及芍药证、大黄证的方药本身来考虑，桂枝加芍药汤与桂枝加大黄汤应该安插在五苓散与桃核承气汤之间为宜，这样就能一目了然地知道桂枝加芍药汤与桂枝加大黄汤归属于太阳阳明病。这样一来，“腹满时痛”与“大实痛”的症状就会得以合理的解释了。以方证辨证来解读《伤寒论》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认同这种既朴素又明了的归类方法。我记得冯世纶先生也持这样的见解。娄莘杉：看了这两幅图，大家可能都会发现，图中把白虎汤归于和法（即少阳病）的范畴，那么它的根据是什么呢？娄绍昆：（1）阳明病的提纲症——胃家实，是指承气证而不涉及白虎汤证。陆渊雷曾经提到这一点。（2）少阳病的提纲症也经常在白虎汤证、泻心汤证、栀子豉汤证中出现，并不是柴胡汤证所独自具备。（3）诸多医家认为，对于少阳病的地位比较确定的方法是排除法。三阳病的阶段，“不可发汗”“不可吐下”的患者就是少阳病，白虎汤证完全符合以上要求。我没记错的话，冯世纶老师也是持这个意见。（4）《伤寒论》中白虎汤证是阳明外证，《温病条辨》称白虎汤是辛凉重剂，我们可以体味到白虎汤证是夹在表证与里证之间，可以把它归属于少阳病的方证。詹利辉：请举例说说方证与六经提纲症的关系。娄绍昆：六经提纲症是某一类疾病的主症，方证是疾病在发展过程中某一个阶段的病理表现与解决措施。六经提纲症是方证辨证的路标，如果抓住了提纲症就为下一步的方证辨证指明了方向。譬如“头项强痛”是太阳病的提纲症，在破伤风初期、小儿麻痹症初期、颈腰椎疾病、慢性血管神经性头痛、脑病等疾病中都可以出现。临床告诉我们，只要抓住了“头项强痛”这一个主症，就知道这些疾病的这一个阶段是太阳病的桂枝、麻黄适应证，使用续命汤治疗中风等脑病就是运用这个思路的结果。唐代诊治中风后遗症基本上就是运用续命汤这类方子，《千金要方》中光是以续命汤为命名的方就有10来个，不同药物组合的大续命汤就有4个。然而纵观金元以降，续命汤的命运就会使人感慨万千。现代药理认为：续命汤中的麻黄、桂枝有升高血压的作用，现代治疗高血压病基本都被禁用。张山雷的《中风斠诠》对续命汤治疗中风也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用此方治疗中风是“论者新奇，病者无命”。风药治中风的历史，被认为“数千年来暗如长夜，不知枉杀多人”（冉雪峰）。因此，在通往续命汤治疗脑病的道路上荆棘丛生，然而很多经方医师如喻嘉言、陈修园等人凭着方证辨证的原则还是大步前行。现代陈鼎山、江尔逊、黄仕沛等临床上运用麻桂类药成功治愈不少脑病病例，值得我们学习与总结。娄莘杉：四年前我碰到一个老外，以色列人，男，46岁，暗红脸孔，身材高大。患结肠肿瘤，10年之内已经做过7次手术，因此产生了对西医手术疗法的怀疑，下决心使用中医药治疗。他是我丈夫外贸上的朋友，所以就向我求诊。当时患者手术后已经过了半年，除了舌下静脉紫暗、脾气暴躁、胸前剑突特别肿大有压痛之外，没有太多症状。我与父亲商议后，给予他桂枝茯苓丸料煎服。服药1个月后，脾气明显好转，胸前肿大的剑突稍稍变小，他信心十足，服药比中国人还认真。1个月后，由于回国，改用桂枝茯苓胶囊吞服。一年来他服药没有间隔一天，面色暗红减少，心情变得开朗，胸前剑突稍有肿大，医院体检没有发现结肠肿瘤复发。由于胸前剑突稍有肿大与舌下静脉还有紫暗，所以还不能停药，不过改为间歇性服药。每年都有几次碰面，至今结肠肿瘤没见复发。他最后在离开中国的时候很认真地看着我，问了一个问题：“The diseases like me have lots in western，we cannot treat them except operation，just cut，cut，maybe cut to death.Chinese medicine is so mysterious， why so simple Chinese medicine can deal with the diseases？”（类似于我这样的疾病在西方有很多，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治疗，只有手术，切，切，切，可能要切到死。中医药真是神奇，为什么如此简单的中药居然可以把它治愈？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娄绍昆：中医不能识别现代的疾病，但是能够治疗许多现代医学无法医治的疾病。我们通过方证辨证，使用桂枝茯苓丸治疗反复生长的结肠肿瘤取得疗效，也只是“方证相对应”而已。在千千万万年的人类历程中，疾病的种类在不断地演变，然而人体抵抗疾病时所出现的症状与体征，如发热、恶寒、头痛、呕吐、胃痛、腹泻、心悸、脉象、舌象、腹证等，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因为生物体的这一些病理性反应是雷同的和重复的，它不会因为疾病种类的蜕变、更换而有所变化。病的症状、体征以及它们的有序组合类型，其实都是机体病理性反应的外在表现而已。机体抗病时的症状、体征以及它们的有序组合类型不变，与它们相对应的有效方药以及它们的组合类别也不变，那么方证以及方证谱系也是千万年一而贯之，这就是中医药能够医治疾病的奥秘。这个病案告诉人们：运用方证辨证而获得成功的病例，往往是一种“事实上的应该”，而不仅仅是“逻辑的必然”。詹利辉：那么方证相对应，是不是意味着它就是一个相对固定不变的结构，自古至今一而贯之，使用的时候最好不要随意拆分？娄绍昆：我先引用一下岳美中先生使用五苓散的临床体会。有一次他用五苓散治疗一个水肿、小便不利的患者，好转后原方加一味车前子，发现病情出现反复，于是他重新使用原方而收效。有人以五苓散为课题，研究治疗动物水肿、小便不利的疾病模型，发现根据原方药味分量比例的那一组疗效最佳。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方证相对应的结构是固定的，使用时不要随意拆分，不要随意加减。譬如苓桂术甘汤，论中67条云：“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我治疗一个胃病的年轻人，消瘦，心悸，起则头眩，每天好几次泛吐清水，腹诊发现心下有振水音。基本符合苓桂术甘汤证，投方一周有明显效果，原方加当归芍药散，连服1个月而愈。后来，这个患者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他有一次问我：“2000年前张仲景的苓桂术甘汤为什么会治好我的胃病，现代的西医为什么没有治疗我这种病的药？”我说：“原因在于2000年前的苓桂术甘汤证没有变，又一次在你的身上出现，我们发现了它，抓住了它，于是就治愈了。”我们要怀着虔诚崇敬的心态去学习它、使用它，随意加减就意味着一种理性的自负。日本汉方家做得更加绝对，他们把所有成方制成锭剂供医师临床使用。这样，一个方就成为一种药，让医师就是想拆分也拆分不了。众所周知，自然科学化最重要的是在永恒不息的运动中寻找到相对静止的、不变的东西。牛顿发现自然科学中抽象的“不变性”——牛顿力学与万有引力定律，所以被公认为近代第一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关于运动的相对论，显然是建立在光速不变性的基础上的。由此，我们再一次领会到形式逻辑“同一律”（不变性、绝对性）的重要性。所以“方证”的发现，是经方医学走向中医学自然科学化技术的先声。娄莘杉：你说方证相对应是中医学自然科学化的先声，和岳美中先生说的方证辨证“实逼近科学之堂奥”意思相近。我想进一步了解药证演变成方证的过程是不是也是沿着自然科学化的路径？娄绍昆：我感觉这一个问题叙说起来有点难度。为了自我解惑的需要，我试着自己提出一种大胆的假说。狄德罗（1713—1784）曾说：“我们研究科学有三种主要的方法，即对自然的观察、思考和实验。观察收集事实，思考把它们组合起来，实验则证实组合的结果。”用狄德罗科学研究的三种方法，来对照先人发现方证辨证的过程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方证辨证“实逼近科学之堂奥”的结论。古人对“自然的观察”就是发现病痛以及寻找药物消除病痛的过程，由于对病痛的关切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所以发现病痛以及寻找药物消除病痛是蛮荒时代先人的普遍行为。古人的“思考”，表现在运用野性思维对偶然发现单味药的主治目标以及进一步有意识探索两味、两味以上药物联合使用诊治病症的经验，这就是把药证组合成方证的“思考”。古人对药证组合形成方证的“实验”，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表现在把药证相对、方证相对的经验反复使用于类似的病症之中，由此经方医学自然科学化更倾向于解决实用的问题——消除病痛，即是以疗效来证实药证、方证组合的结果。这种倾向于实用化的科学研究，其趋向应该是科学化技术。詹利辉：方证出现已经把经方医学推进到科技的前沿，“实逼近科学之堂奥”，那为什么不继续向前推进呢？娄绍昆：原因当然非常多，其中可能是中国古代的哲学观点及文化思想下的路径依赖阻挡了它的发展。中国古代东方式的智慧和哲思对于科学性技术保持有高度的警惕。对于当时盛行的“桔槔”汲水的原理，中国古代杰出科学家墨子比阿基米德还早500年就已经做出了科学的假说。他指出，称重物时秤杆之所以会平衡，原因是“本”短“标”长。用现代的科学语言来说，“本”即为重臂，“标”即为力臂，写成力学公式就是力×力臂（标）=重×重臂（本）。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利用“桔槔”来汲水一事，庄子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即庄子认为技术会“玷污”人的心灵，也就是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会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他高度警惕人的这种理性的自负会打开人类无穷无尽的欲望，从而远离和谐为目的的天地大道。这种反对科技的思想，几乎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的共识。如老子指出：“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孔子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君子不器。”庄子针对“桔槔”汲水一事明确地指出：“吾非不知，羞而不为。”在一派指指点点的合唱声中，古代先贤给科技研究颁布了禁行令——奇技淫巧，典礼所禁。我们在批评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反对科技发展的同时，也要思考一下他们是否也有一点合理的地方。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一方面它站在前现代的立场阻挡了古代科技向科学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却能用后现代的眼光洞悉到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弊病。现代科技在“知识就是权力”的鼓动下，在创造了辉煌奇迹的同时，的确也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问题，特别是“人定胜天”的理念深入人心以后，对大自然的掠夺性开发没有了限度，如1958年大跃进时期流行有一首民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民歌中那一种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道的气概，表露得非常明显。然而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这种勘天役物的观念已经濒临破灭。正像海德格尔所说的：“人渐渐成为科技的后备军。”人被自己所创造的科技异化疏离。回过头来想想，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天人合一”的观点在阻碍科技发展的同时，又具有超现代的启示作用。对于张仲景的方证研究已经“实逼近科学之堂奥”而不能进一步深入研究一事，我们真的不知道应该为其惋惜呢，还是为其庆幸？娄莘杉：前面我们谈了很多有关中医、经方、药证、方证、理法辨证等中医学的基本概念，最后请你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次访谈的内容。娄绍昆：任何学科的基本概念都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概念是最最重要的，经方医学也不例外。－END－有用就扩散有用就点在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