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迦派的炫目时光:元朝时期西藏人口的估算

《西藏的教派时代》第九篇:

八思巴在第一次回藏期间,完成了两项重要的政治遗产:划分十三万户创立蒙古新字(八思巴文)。

十三万户的划分,彻底改变了西藏的政治版图,将始于蒙哥汗时期,互不隶属的万户之封,整合成了一个完整的行政体系,并和元朝的操作系统无缝对接。

凭借这番操作,萨迦派在蒙古人大碾压的背景下,在西藏建了个小碾压的背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敢没有任何一个势力敢触其锋芒。

八思巴重构的地方行政体系,便是通常所说的萨迦地方政权

它在借助蒙古人,但不完全依赖蒙古人的诉求上,达到了非常完美的平衡。

某种程度上,你可把它理解为最早版本的西藏自治区。

由于八思巴方案的睿智,这种治理西藏的方式,也被后世的中央政府多次借鉴。

我们之前多次提到,萨迦派自身的硬实力,不足以形成一个稳固的地方政权系统。

因此,八思巴在划分十三万户时,也在着力改变这种窘境。

在十三万户划分的过程中,他打出了一套软硬兼施的组合拳,既扶持自己的拥趸,又打击不折服的势力。

于是在十三万户尘埃落定时,有七个万户(拉堆洛、拉堆绛、曲弥、绛卓、羊卓、甲玛、嘉域)是萨迦派的铁杆粉丝,其中的绛卓羊卓两万户,更干脆是为有功的本钦(萨迦行政领袖)而设。

在日后爆发的权力斗争中,这些万户始终坚定地站在萨迦派身后。

其余的六个万户(止贡、帕竹、蔡巴、雅桑、夏鲁、达垅),背后有各教派支持,封地也基本是固有的教派控制区,可认为是八思巴拉拢妥协的产物。

但其中的夏鲁万户与萨迦派有姻亲关系,雅桑万户则是萨迦从帕竹万户中硬切出来的,二者也都要算在萨迦派的朋友圈里。[1]

拉一派打一派是政治斗争的真谛,八思巴也不能免俗,毕竟烙饼的面积是个定量,你多切一块,别人碗里就少了一块。

万户之封中有人兴高采烈,必然有人怒火中烧。

帕竹噶举就属于心中愤懑的类型,这也造成了两个势力之间长期的矛盾。[2]

元末明初西藏不世出的政治家,帕木竹巴政权的缔造者——大司徒· 绛曲坚赞,便在几十年后抱怨道:

“蒙哥皇帝曾经下诏,将阿里果绒多以上、波日山脚以下的地方,封给我们(帕竹噶举派)所有。

上师八思巴趁前世古谢(仁波且)在萨迦时,对他说:'你们在阿里管辖的米德与羊卓浪卡子的民户交换。’

古谢(仁波且)说:'我不能决定,需派人回去请示。’

他派人向上师甲哇仁波且(丹萨替寺京俄)、多吉贝(帕竹万户长)请示。

得到的回答是:'浪卡子万户(羊卓)本是止贡派所辖,被萨迦人取去,(若交换)则止贡人不悦。阿里地方本来就是我们的米德,而且有师徒檀越关系,不能舍弃,因此不换。’”[3]

帕竹噶举的领袖洞悉了八思巴的小心思,既想拿走阿里地区,又想用羊卓万户,离间帕竹和止贡两派。

要知道,长久以来帕竹和止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个教派的初期,几乎难分彼此。

止贡派的创始人仁钦贝,是帕竹派创始人帕木竹巴·多吉杰波的得意弟子,曾一度接任了教主宝座。

仁钦贝的弟子扎巴迥乃,在老师的帮助下,于1208年成了帕竹噶举的教主。当他于1235年接任止贡派教主之位时,将帕竹教主的宝座,让给了亲弟弟,也就是大司徒· 绛曲坚赞口中,拒绝了八思巴的甲哇仁波且。

史料没记载八思巴被拒绝后的反应,但一些感觉大势已成的萨迦官员却不乐意了。

第二代萨迦本钦贡噶桑布是个很有能力,但手腕强硬的领袖,干脆玩起了阴谋。

他买通帕竹首领南萨拔希身边的一个侍卫,让他放毒将南萨拔希毒死,作为报酬这名侍卫,得到了墨竹白蔡地方的一块土地。

萨迦本钦毒死南萨拔希后,阿里地区成了萨迦派的囊中之物。而本来作为交换筹码的羊卓万户,也被从止贡派身上切了下来。

这种不择手段的做法,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以至于八思巴不得不罢免了贡噶桑布。

但遭受损失的帕竹噶举始终愤愤不平,绛曲坚赞便在文中直言不讳地写道:“阿里万户即被萨迦人侵占,是不能忘怀的旧恨。”[4]

噶当派高僧迥丹热智也曾写诗嘲讽八思巴贪图权位,说他成不了圣者:

“佛陀教法被衙署乌云所遮。

众生幸福被官长一手夺去,

浊世僧人正贪图官爵富贵。

不懂这三条就不成为圣者。”[5]

八思巴则反唇相讥,称其不明大理,不识时务。[6]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八思巴划分的万户里,连夏鲁雅桑噶举这样的小教派都顾及到了,但居然没有噶玛噶举派这条大鱼。

别忘了,噶玛噶举的势力,可曾是上达天听(蒙哥汗),获封国师层面。

但现在却连一个万户都没弄到手,此事只可能是一个原因,就是忽必烈记仇了。

忽必烈龙游潜底之时,噶玛拔希果断投奔了蒙哥,现在峰回路转,忽必烈成了大汗,不弄你弄谁?!

整个元朝,噶玛噶举都在扮演受气包的角色,直到明初才算缓过气来。由于太憋屈了,以至于憋出了活佛转世的大招。

如果当时噶玛拔希成了忽必烈的上师,那也就没萨迦派什么事儿了。

因缘际会、成王败寇,只在方寸之间,这就是历史的魅力。

《汉藏史集》记载的十三万户名号

八思巴为划分十三万户,在西藏进行了详细的人口普查(括户),于是关于如何计算当时的人口数量,便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课题。

按照《汉藏史集》的记载,人口统计时是按6人为一户的标准记取。但即便如此计算下来,整个西藏也只有25万人左右。

这数字与八思巴1277年举行大法会时,参加僧人达7万名的记载明显不符。[7]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万户的户口没有一个超过4千。

按之前介绍过的米德(俗户)拉德(僧户)之分,二者的比例是四六分成。

所以《汉藏史集》记载的人数,应该只有米德,而不包括拉德,如果这样计算,西藏的人口应该在60万左右。

可能有人觉得整个西藏才60万人也太少了,那我这还有另外一个证据,可以说明西藏可能真的没有多少人口。

清朝时期的西藏地方政府,曾向全藏的百姓按户口发放物资。

因为这是花钱的事,主持工作的第巴·桑杰嘉措(达赖喇嘛的总管)有很详细的记载。

据《第五世达赖喇嘛传补遗·锦绣云裳》的记载,当时全藏蒙古族人口为13128口,藏族人户为108457户,每户平均6口计算,总计人口为663870口。

这就意味着,四百年后的十七世纪,西藏民众即便算上蒙古族,也不超过100万人。

当然,藏族一般情况下不分家生活,所以每户六人的算法,似乎略显保守。

但即便考虑到该因素,藏族人口数量也不会有本质性的提升。而且直到解放前,西藏人口的平均寿命都很低,也就四十多岁。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西藏人口数量的上升。

对于元初西藏人口的数量一直存在争论,我的计算方式也不见得准确。

但综合学者们对各历史时期,西藏人口的估算数据可以发现,高原人口呈现逐渐下降的走势。

对应于唐朝的吐蕃王朝,人口估算在200万以内,到了元初明清便减到了100万以下的量级。

这种人口下降的趋势,不能全部归咎于佛教让西藏损失了增长的动能,也和古代气温的变化暗合。

历史气温走向图

吐蕃王朝时期,恰逢历史气温的高点,可能与现在的温度接近,而从五代开始气温便一路走低,到明朝更是出现了一段小冰期。

西藏作为一处高原,气候的变化应该比中原更加明显,气温升高可能促成了吐蕃王朝的辉煌,而气温降低则可能制约了人口的增长。

最后,再来说说萨迦政权的基本属性。

虽然,忽必烈对八思巴的信任终其一生,萨迦派因此在西藏拥有很高的话语权,但这并不能改变其中央授权管理的基本属性。

有些藏文史料记载,“1253年,八思巴第一次为忽必烈传授灌顶,忽必烈将十三万户相赠作为酬谢”。[8]

按照这个记载,似乎十三万户成了八思巴的私人财产,不再受国家的管辖,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

且不说元朝在西藏不但有断事官常驻,还有维护驿站的军队驻扎,就是在时间线上,这说法也不能成立。

至少在1265年前,西藏根本没有十三万户的概念,忽必烈不可能在12年前,先知先觉地将十三万户赏给八思巴。

其次,1253时蒙古的老大是蒙哥,忽必烈不过是个宗王,还是那种不咋受待见的类型。

一个宗王随手就把整个西藏赏给了上师,这事儿想都犯错!

对于萨迦地方政权来说,有几点必须要明确认识:

首先、其政权的法统依据,源于元朝的册封授权。

八思巴之后,大量的萨迦领袖被册封为“帝师”,其实可看做是中央政府对萨迦派的不断授权。

其二、通过元朝皇帝的授权,萨迦派掌管西藏行政机构。

如万户、千户的设置划分,给有功人员赏赐农奴、庄园等,对反抗元朝和萨迦政权的贵族和寺院,则没收其庄园和农奴。

其三、萨迦派有权举荐和委任西藏各级官员。

萨迦的本钦、朗钦和各万户长,由帝师举荐皇帝任命,千户长以下官员以及萨迦拉章勒参的官员由帝师任命。

其四、通过萨迦本钦处理西藏的行政、户籍统计及诉讼等事务 。[9]

有种论调认为,萨迦派政权具有独立性,与元朝中央政府是一种所谓的“供施关系”。

这显然没有任何道理,别说八思巴的经历中,看不出有任何独立的倾向,就是有估计他也不敢。

别忘了,忽必烈亲王出镇的军队,就在川康地区趴着呢。

其后,西藏多次发生叛乱,每次蒙古军队进藏平叛,萨迦派的僧兵都参与了蒙古的军事行动。

如果萨迦政权是一个独立政权,这不成了投降政府,伪政权了吗?

萨迦的盛世在八思巴手中徐徐展开,但盛世之下必有隐忧,萨迦的最高首领八思巴长期居住在元大都,于是行政领袖萨迦本钦便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晚年的八思巴,即将面临一个来自教派内部强力人物的挑战,他和忽必烈将会如何处理呢?

请看下一篇《萨迦派的炫目时光:来自内部的挑战者》


参考书目:

[1][5]、《萨迦王朝的兴衰》__丹曲;

[2][7][9]、《帝师八思巴传》__ 陈庆英译;

[3][4]、《朗氏家族史》__大司徒·绛曲坚赞;

[6] 、《西藏历代的边事、边政与边吏》_张云;

[8]、《萨迦世系史》__阿旺贡噶索南 著__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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