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再新：一代学人的终极关怀

　　2014年2月14日是元宵节，又是情人节。下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术馆和太平洋电影文献库的白珠丽（Julia White）主任发来唁讯，高居翰（James Cahill）教授因病不治，于今晨去世，享年八十七岁。很快，各国的同行间，互相传递电邮，讲述各自关于这位前辈的感人故事，表达深切的哀思。这是继去年9月28日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教授、12月29日业师王伯敏教授过世后，中国艺术史学界的又一巨星陨落。我曾先后在《南方都市报》（2014年1月28日）、《新美术》（2014年第1期）发表回忆文字，感念他们的教诲。而对高居翰教授的学术，我从1980年代开始进行译介，随时请益，启迪尤深，并和范景中、曹意强教授为《风格与观念：高居翰中国绘画史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年）一起写过序、跋、评介（刊于《新美术》2011年第2期）。从2011年到今天，又有许多和高先生相关的学术活动，值得称道和思念! 特别是去年8月13日参加了高先生八十七岁庆寿活动后，又两次拜望这位重病之中的长辈，感触至深，不能不记录在此，以表明一代学术人物，如何回归其终极关怀，走完敬业的人生！
　　开拓新的学术空间，这是高居翰教授的毕生追求。美国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2011年3月底在夏威夷召开年会，我应高先生的要求，参加了关于他网络讲座系列《溪山清远——中国早期绘画》的工作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于通史教学的经典范例，和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维斯理学院等国际一流学院的免费网络经典课程同一思路，作为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网站的品牌。我在发言中作了一个对比，说明网络时代为美术史学人提出的挑战和给予的机遇：1992年，在高居翰教授的明代董其昌研讨班上，我是大陆唯一的访问学人，有幸坐在他的课堂里，一睹学术大师的思想风采；谁想象得到，二十年后，世界任何地方任何对中国绘画史有兴趣者，都可以上网无偿选读高居翰教授的演讲! 尽管荣休多年，但高先生对本学科的贡献，依然是开风气之先，举世无双！
　　在技术的层面之上，高先生回归到更重要的一个命题，那就是通史的观念，在今天以专题、个案为时尚的学术圈内，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中央美术学院的黄小峰教授曾就高先生的绘画史观，发表了很好的意见。随着我们对每一个时段和专题的认识的刷新，通史观念的重建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高先生晚年的专题研究，也在颠覆他过往对后期中国画史的宏大叙述。
　　原来，2011年高先生最新的英文专著《致用与娱情的图像：大清盛世的世俗绘画》经过多年的推敲，终于问世，引起学界诸多的争议。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如何运用视觉图像，看待文人艺术之外的市井艺术？其中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在于明清小说的流行与实用性图绘之间的关联，以往只注意插图木刻版画，而对城市作坊画家的作品，往往忽略不计。高先生从大量传世的市井图像中，发掘出“世俗绘画”这一类型，和乔迅 （Jonathan Hay）教授从明清便携式玩物器用的研究，异曲同工，发前人之所未发，别开生面。我给《牛津艺术杂志》撰写的书评《展示明清时期艺术消费的多重空间》（中译本刊于《美术学报》2013年第2期），指出高先生的学术胆识和勇气，和较他年轻一代的学者同样令人敬佩，敢于以今日之我和昨日之我决裂。因为高先生在1950年代是美国和西方较早提倡元代文人画理论和实践的代表人物，而到1990年代后，他看到了文人收藏所摒弃的那些“另类”作品的艺术和社会价值。其成果非常惊人，如对“美人画”的深入研究，成就了他和白珠丽去年9月在伯克利美术馆合作的《红妆丽影：中国清代美人图》项目，不但是海内外这一专题的首次重要展览，出版了精美的图录，而且还在11月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向高居翰教授致敬（参看陈芳芳女士在台北《典藏·读天下》杂志2014年第2期的详细报道），其意义不言而喻。
　　高先生的晚年, 除了个人著述，还与中国的年轻学者合作，如《不朽的林泉: 中国古代园林绘画》一书，就是和黄晓、刘珊珊两位建筑史专家一同完成的，由三联书店于2012年出版。在三联书店编辑杨乐女士的支持下，高先生非常高兴地看到他的主要著作都收入了三联书店出版的“高居翰书系”，包括我和高士明、高昕丹合译的《诗之旅：中国和日本的诗意绘画》（2012）等。他高兴的理由是书的开本适中，便于携带，有比原著更多的彩色图版，而且书价便宜，使更多的读者能够购买阅读，一句话，就是能满足读者的求知需要。
　　这种“学术为公”的理念和实践，集中地汇聚于高居翰教授的个人网站（http://www.jamescahill.info）。我曾在《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22日）发表的《谈高居翰的学术和为人》一文中，具体谈到这一点，而他晚年孜孜不倦地努力，就是以网络这个公开的平台，向世人分享他一生学术耕耘的果实。他丰富异常的经历和超乎常人的精力，都无私地奉献给社会和学界。在和高昕丹教授一同编辑出版了《风格与观念：高居翰中国绘画史文集》后，范景中教授提出在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建立和“贡布里希纪念图书室”并立的“高居翰纪念图书室”，引起了高先生的一系列思考和设想。2012年10月，我参加完杭州的一次学术会议返回美国前，在上海浦东机场和范教授通报相关的进展。很快，到2013年春，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张坚教授应邀携同范白丁、曾四凯两位博士，赴美住在伯克利高先生家中，在数周内，将他常用的两千多册专业图书，打包托运，寄往杭州。等到我夏天从杭州母校讲学返美后不久，所有的图书，已顺利抵达南山路218号。基于高先生的整体设想，他建议在两个纪念图书室的基础上，成立“视觉研究中心”，把图像的重要性，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其中还包括了捐赠他多年拍摄的中国画幻灯图片的数码图像库。在整个过程中，高先生最关心的，就是让中国绘画研究的视觉性和世界性，成为人们的共识。
　　一位大学者，在其职业生涯中，体现的不只是个人的魅力，还是一个时代的风采。我1992年作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中国青年学者”，在伯克利度过了改变我一生的半年研修时间。到伯克利后，高先生在一家中餐馆为我接风，餐后他的幸运果签条写着“祝您有新的著述”。高先生让我看过，一笑，说他常得到同样的幸运果签条。到了晚年，在电邮中又和我谈及敬业精神（professionalism）的重要性，认为这对我们的一生举足轻重。他是这方面身体力行的模范。1999年我在美国高校申请教职，高先生慨允为我写推荐函。其中有一个学校，当时他的家人也在申请，高先生完全可以不写，但他还是一视同仁，让我得到去那个学校面试的机会。每念及此事，更让我由衷敬佩高先生的公心，这决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
　　在和高先生接触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回味再三。那是2010年8月13日，我和内人开车去温哥华的一家中餐馆，参加一个小型聚会，为高先生庆寿。他的讲话，表达了他如何感恩其充实人生的态度，那就是帮助他人。散席时，我在门口看到他持着手杖，行走略有不便，考虑到他曾做过心脏手术，就问了一下他的身体近况。他挥挥手，很淡然地回答，“这个不要紧”，意思是不要再问了。我颇纳闷：身体不要紧，那什么要紧呢？
　　我曾问过高先生对宗教的态度，他电邮回来，说他没有宗教的情绪。这使我想到大学时期的恩师黄时鉴教授的一句话，“我们没有宗教，那就信一个学术教吧！”黄先生是去年4月驾鹤西归的，但他的敬业精神，和高先生并无二致。2013年的元旦，是别样的一天。内人去拉美远游学习西班牙语，留我一人在家过年。高先生也给照顾他的两位护理放了年假，孑然一身。从31日晚9点到元旦晚12点，我们互相通电邮，没有几句讲个人的事情，而是围绕着高先生一直在思考的中国画学的话题，仿佛像两个小年轻在网上流连。这是一次非常奇特的感受，让我体验到一个智者的孤独年景，同时也分享他孩童般的美好憧憬。
　　这种奇特感受，在去年8月13、14日，和11月10日，一次比一次强烈，深深地打动着我，因为每一次，我看到的都是一位大师更清晰的终极关怀。就在他的赠书从伯克利送往杭州后不久，高先生被查出身患晚期癌症。等到放疗后，他的学生白珠丽和他女儿莎拉·卡西尔（Sarah Cahill，一位卓越的钢琴家）筹划为老人办一个生日庆典。8月13日，我从西雅图飞往旧金山，前去参加聚会。高先生很高兴，情绪非常高。只见他躺在床上，卧室内开着电视，床上放着当日的《纽约时报》，几本非美术史专业的书籍，兴趣范围比我们健康人还要广，身旁还有一个录音机，随时记录下他的写作灵感。那天来宾近三十人，如他的老同事、著名的印度佛教艺术史学家乔安娜·威廉姆斯（Joanna Williams），还有高先生的众多高足弟子，最远的有来自北京清华大学——高先生的两位合作者。大家一一前来卧房问候，并和老人合影留念。高先生和他们叙谈的不仅是往昔的美好记忆，而且有刚刚读到的伯克利校史上的政治议题，好像根本没有生病一样。兴奋之下，他坐上轮椅，到厨房客厅和大家一起，发表感言。其内容和温哥华聚会一样，表达了他对充实人生的感恩，其谦逊诚挚之心，打动着众人。等生日颂歌唱罢，蜡烛吹熄，蛋糕用毕，高先生又重新躺下。我向他告辞，说我明天再来。显然，这次聚会，令老人非常喜悦。他说，“这是历史，看来我还要再多活几年。”第二天，我去美术馆，白主任把高先生建立起来的中国画藏品拿出不少，从蓝瑛、曾鲸到美术馆近期购藏的市井美人，一起讨论，有些细节不清楚，准备下午去看高先生时请教。等我们到了高家，才知道他下午和医生有约，所以我单独和他坐了一会，询问刚才碰到的问题。他回忆其中一些细节，宛如昨天才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这就是一个敬业者的一种示范。很快，我们帮着把坐在轮椅上的老人送上面包车，驶往医院，我也乘地铁去机场回家。
　　晚上，白主任电邮通报，高先生因放疗后遗问题必须住院观察。这使我们稍感放松的心情，又遽然收紧。后来出院，老人等到了《红妆丽影》展览开幕，也获知了特别敬献给他的学术研讨会。就在11月9日，我去湾区南海画廊办一个学术演讲，正好能顺道去看望老人。10日晚上7时许，我敲门进去，由护理带到老人的卧房。他马上让我坐下，非常高兴。他声音洪亮，思路敏捷，指着病躯，苦苦一笑，说那使他很难下床再坐到电脑前工作。他只能先录音，让助手整理打印，他再编辑打印稿，笔耕不辍。我将刚重印的《中国美术史》大学教材（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增订本），签好名赠送给高先生。老人情绪不错，说等我走了他会再看。我则坚持请他读了我的献词，让他知道该书索引479页“高居翰”项下有十一条，反映出我受益于先生的教诲，在跨语境的学术范畴中，展开视觉命题取得的进展。读罢，老人马上讲到他还想完成的工作。
　　去年12月13日，我在广州开完会，回到杭州，收到高先生给我的最后一封电邮，他希望我去他那里，再讨论关于给中国美术学院一批中国画幻灯片的数码处理问题。今年1月6日，高先生病情恶化，在家进入临终护理阶段。但他的精神仍然很好，欢迎大家去探望，聊谈。
　　春节前，中国美院图书馆长张坚兄电邮高先生，告知他的网络视频讲座《溪山清远》已正式上传至该馆的网站（访问者可点击http://61.130.6.245/Lecture/ 或进入图书馆网址http://lib.caa.edu.cn/，然后点击“自建特色资源”栏目下的“高居翰讲座视频”即可），以飨国内爱好和研究中国绘画的广大读者。我想高先生知道后肯定会感到很宽慰的。行文将毕，范景中教授发来微信，寄托哀思：“先生驾鹤，无沉疴病榻之痛，又享高年，按中土风俗，亦是喜归。况著述宏富，四海扬芬，数万人中亦难擢一也。话虽如此，只为达观，实悲从心来，殊难为怀，不胜感慨。”
　　高居翰教授的晚年，就像康德，在病魔、死亡面前，依旧闪烁着一种真正的人文精神，永远为世人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