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胡人无百年国运”？因为只有够穷，他们才够猛
曾经有朋友私信问了我一个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一共有多少年没发生过战争？对此，我微微一笑，然后便掐指一算……结果这一掐就掐了半个多月，到现在也毫无头绪。估计那位失望的朋友已经把我取关了吧。
可能有人会说“鸟生鱼汤”那个在儒家笔下无比美好的时代应该是和平而安定的吧？可惜哪怕是孔夫子他老人家拼了命的“删六经”，我们仍能在史书的犄角旮旯里看到印象中应该是慈眉善目的老爷爷形象的尧舜们，咬牙切齿的跟三苗、欢兜、共工、鲧等人（或部落）死掐；还有人可能认为西汉的文景之治时怂得一批，应该没啥仗可打吧？可别忘了七国之乱啊，还有老上单于、军臣单于数次犯境、都快杀进长安了，汉文帝刘恒再怂为了保住老巢也得玩命啊？话说后来著名的飞将军李广就是在刘恒的手底下打出名的。
关于尧舜时代的那些美好故事，可能很多都是“被美好”的
剩下那些看似流光溢彩的所谓盛世、治世也大体如此，几乎就没有太平的。如果再把那些因为小规模的民变、流寇等引起的战斗算在内，在这几千年的历史中不打仗的年头加一起有没有一百年？
当然在这些数不清的战争中，大概有七八成以上都是内战。不过尽管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王朝最终都亡于内乱，但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间的所谓“国战”，却无疑有着更大的影响力。
甚至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史，就是一群种地的跟一群放羊的没完没了的相互死磕的历史——而且一个我们不愿面对却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就是，种地的越打越弱，放羊的却越打越强。
在历史上，种地的打不过放羊的很常见，而且越来越常见
但是放羊的通常也得意不了多久。因为种地的曾给他们下过一个非常灵验的“预言”，那就是“胡人无百年国运”。
“胡人无百年国运”？似乎只在元朝灵验了一回。
提起“胡人无百年国运”，就能让我们想起明太祖朱元璋。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老朱在搞定了江南的“安内”大业后，决定开始北伐“攘外”。不过按照常规套路，开掐之前得搞个檄文出来以占据道德和舆论的制高点——这就是著名的《谕中原檄》。
这篇檄文据说是被老朱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起草的，自然文采飞扬、气势磅礴，足以流芳百世。也正是在这篇檄文中提出了“胡虏无百年之运”的论点，经常被人当成“胡人无百年国运”这句话的出处。
《谕中原檄》并非“胡人无百年国运”最早的出处，但却是最出名的
也许是被这句对异族来说恶意满满的预言搔到了痒处，后来老朱多次引用过这句话。比如在写给逃亡塞北的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的劝降信中，老朱就颇为幸灾乐祸的重揭人家的旧伤疤：
“我师未至，君已弃宗社而去。朕谓君自知胡无百年之运，能顺天道，归我中国故土，上策也。”（《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六》）
不过，把老朱或是宋濂当成这句预言的首创者其实只是个误会，毕竟在《谕中原檄》中，这句话的前边可是有“古云”二字为前缀。话说“古云”这俩字可不是一般人能混上的，要么是孔孟这样的圣贤，要么像秦皇汉武这样的牛人，起码也得弄个千古名臣、名儒大家的名头，否则只能贻笑大方。那么《谕中原檄》中的“古云”，到底有多古、是出自哪位高人的金口玉言？
查了半天的资料，得出的结论却有些让人失望：“胡人无百年国运”最早的出处，居然是隋朝著名的“佞臣”杨素。不过，老杨虽然人品不咋地，但打仗可从来不怂，数度出塞北击突厥，杀得那些曾经嚣张跋扈到不可一世的突厥人嚎啕大哭——请注意，这里既不是夸张也不是污蔑，而是突厥人真的被打哭了：“杀伤不可胜计，群虏号哭而去。”（《隋书·卷四十八·列传第十三》）从此以后，一个卫王杨爽、一个楚公杨素就成了突厥人的梦魇，几乎使其畏惧到了闻风丧胆的程度。
二十出头就能以赫赫军功扬名域外的，除了霍去病就是杨爽了
老杨杀得这么爽，难免就有些嘚瑟。于是他便得意洋洋的赋诗两首，并在其中一首里“恶毒”的给这些手下败将们下了一个诅咒：
“漠南胡未空，汉将复临戎。飞狐出塞北，碣石指辽东。
冠军临瀚海，长平翼大风。云横虎落阵，气抱龙城虹。
横行万里外，胡运百年穷。兵寝星芒落，战解月轮空。
严鐎息夜斗，骍角罢鸣弓。北风嘶朔马，胡霜切塞鸿。
休明大道暨，幽荒日用同。方就长安邸，来谒建章宫。”（《出塞二首·其一》）
可惜的是，隋唐几乎是华夏王朝对外征战史上的最后一抹余晖，从此以后便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当然明初除外）。
种地的对放羊的战场劣势在中唐以后已经显现，到宋明时则更加明显
在杨素嘚嘚瑟瑟的跑到异族人的地盘上“大放厥词”近700年后，南宋宰相文天祥被蒙古人俘虏并慷慨就义。在死前老文可能是想起了当年老杨的壮举，于是咬牙切齿的写了一首名为《二王》的诗作，继续画圈圈诅咒蒙古人：
“一马渡江开晋土，五龙夹日复唐天。
内家苗裔真隆准，虏运从来无百年。”
杨素的预言并没有成真。像小强一般顽强的突厥汗国虽然被屡屡隋唐两朝的组合拳揍得东倒西歪，却屡屡分而后合、亡而复立，直到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才被回纥人彻底干掉，最终享国168年。而文天祥却一语成箴——如果仅算元朝的话，蒙古人只在华夏作威作福了98年，死活没熬过一百个年头。
当然，这个观点蒙古人肯定不同意。毕竟从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即蒙古大汗位始，至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蒙古末代林丹汗之子额哲向皇太极投降为止，蒙古汗国在实际上延绵了430年之久。其实不只是突厥和蒙古，像匈奴汗国（国祚418年）、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国祚148年）、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国祚209年）、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国祚119年）、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国祚189年）等等，其实统统都熬过了一百年这个“关口”。更别忘了还有一个满洲人建立的清朝，不但像蒙古人一样完成了一统，还坚挺了276年。
从秦到明，汉人王朝里国祚最长的汉朝不过407年，还没有某些放羊的能熬
乍看之下，似乎“胡人无百年国运”这个预言好像就在元朝灵验了一回，其实事实远非如此简单。
说起汉人搞出来的那个神神道道的“国运”，异族人还真少有能过上一百年好日子的。
看到了吧，不管是老杨、老文还是老朱、老宋，人家强调都是“国运”而非“国祚”。
那么何为国运？
如果要用最简单的文字概括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核心要素，恐怕只需“阴阳”二字即可。反正在中国古典哲学中，任何自然规律也好、一切事物的发展演变也罢，甚至于人生的悲欢离合都可以用阴阳的变化来阐释，当然国家也跑不掉——一个政权在存续期间所必然要发生的、而且是按照“阴阳交替”的规律周而复始的进行变化的过程，就是国运。
我对这玩意是一窍不通
您看明白没？反正我是觉得没写明白，因为我也搞不懂这种玄而又玄的东西。比如隋朝的一群神人们认为可以用坎、坤、震、巽、乾、兑、艮、离以及太阴和太阳组成个九宫八卦来论断和分辨国运，只要国运卦属于阳卦的，就预示着国运兴隆，否则就会国运维艰。
而据说是由东晋道士许逊所著的《玉匣记》，对于国运的论断就更像是属于“封建迷信”的范畴了：
“甲子丰年丙子旱，戊子蝗震庚子乱，惟有壬子水滔天，俱在正月上旬看。”（《玉匣记·杂占篇·占上旬丙子日》）
啥意思呢？就是说想要搞懂国运的走势，只需翻出黄历瞅一瞅这年正月头10天中的“子日”搭配的天干轮到啥就行了——甲子日是丰收年、丙子日会闹旱灾、壬子日会发洪水，要是戊子日或是没有子日，则很容易发生蝗灾和地震。要是赶上了庚子日，那大家最好提前打好小包袱准备跑路，因为很快就要闹兵灾啦！
想说“我信你个鬼”，但有时却难免心虚……
这玩意您信吗？反正作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是不信的，但难免有点心虚。毕竟要是把历史上的那些事都统统捋一遍，其实瞎猫碰上死耗子的例子还真不少……
看似话题已经跑偏了，其实并非如此——让我们说回到“胡人无百年国运”这码事。如果将这里的“国运”解释为族群的兴旺、军事上的胜利或是干脆就是过上好日子，那我们会发现，那些异族人还真就很难熬过一百年这个关口。
汉太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冒顿射杀其父头曼单于后即位，并很快统一了匈奴各部，建立起了匈奴帝国（因匈奴没有固定的国都，因此史书上称其为“行国”）。匈奴人强盛起来后，很快与西汉发生了冲突，并在白登之围中险些干掉了汉太祖刘邦。
此后的近70年间，是匈奴人最高光的时刻。被一战打断了骨头的汉人面对匈奴人的入侵、劫掠和索求无力抵抗，只能不断献上金钱和美女试图满足匈奴人无穷的欲望。不过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起这种好日子就到了头，忍无可忍的汉武帝刘彻坚定的对匈奴人发动了反击，不惜耗尽国力也要与其死磕到底。
如果没有刘彻跟匈奴人不惜代价的死磕，后来的刘询和窦宪等人哪能赢得那么轻松？
这一仗从元光二年的马邑之谋始一直打到了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刘彻下《轮台罪己诏》为止，足足持续了45年之久。终止战争的原因是西汉王朝国力耗尽、民不聊生，实在是打不下去了，可匈奴人的日子就好过了？
事实上自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以后，匈奴人已经在事实上失去了战略进攻能力；而此前阴山、祁连山这样战略要地的失陷，更是让他们再也无法威胁到中原王朝的根本、再也不能回到当年对汉人予取予求的好日子了。从此，匈奴人只能唱着那首“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哀伤挽歌，在大漠和草原中辗转躲避凶猛的汉人军队，即便偶有胜利，但也不足以扭转大势了。
所以，后来的刘弗、刘询和窦宪等人才会那么轻而易举的一战即可解决匈奴之患——若是没有刘彻豁出去日子不过了也要跟匈奴人死磕到底的决心与气魄，若是让匈奴人过上百年以上的好日子并不断的发展壮大，那么汉匈之战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了。
封狼居胥不但是大汉朝和霍去病的无上荣光，更是敲响了匈奴人衰亡的丧钟
与匈奴人命运相似的还有蒙古人——横扫了欧亚大陆，将盘踞在中原的南宋、金、西夏等政权统统吃干抹净的他们，看似不可一世，实际上他们牛皮哄哄的好日子仅限于十三世纪。从铁木真建国之日算起，他们的“国运”其实也没熬过百年，剩下的时间不过苟延残喘而已。
蒙古汗国始于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百年后应该是元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那就让我们看看此时的蒙古人日子过得咋样吧。
元世祖忽必烈是给元朝或者说蒙古汗国的“国运”带来转折性变化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一方面，在忽必烈的治下，蒙古人终于啃下了历经四位大汗（皇帝）、顽强抵抗了46年的南宋，实现了一统；但另一方面，忽必烈完全无视蒙古传统的“忽里勒台”制度自行称帝建元，造成了蒙古贵族的严重内讧和分裂。从此，原本自成一体的蒙古汗国在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四大汗国自行其是，即便在蒙古本部内也连续发生了海都、昔里吉、乃颜等大规模叛乱。忽必烈为了平叛不得不大肆搜刮百姓导致民不聊生、民变四起，可以说大元朝从建立之始就陷入了一片混乱，直到其灭亡也从未消停过。
窝阔台和拖雷之争是蒙古分裂之始，忽必烈则将蒙古撕成了碎片
即便如此，忽必烈也堪称是铁木真之后蒙古最杰出的君王。所以在他死后，元朝并不会变得更好，只会一步步的走向衰亡——忽必烈于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驾崩以后的40年里，元朝居然换了9任皇帝，平均每人在位时间不足5年，为啥？因为蒙古人都在忙着争权夺利、忙着内讧斗心眼、忙着贪污腐化，他们的眼里只有阴谋、杀戮、权力和金钱。只要自己好，谁会在乎大元朝的死活？
在大德九年，元成宗铁穆耳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政治上，内有皇后卜鲁罕与朝臣勾结，已经干政多年，铁穆耳形同傀儡；外有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兄弟手握重兵，对没有子嗣且患病多年的铁穆耳身后留下的那张宝座虎视眈眈。军事上，曾经横扫八荒所向无敌的蒙古铁军早就成了历史。即便在忽必烈后期，元军便已在远征日本、安南、占城、缅甸与爪哇等一系列战役中遭遇惨败，使得铁穆耳不得不宣布停战罢征，以缓和国内严重的社会矛盾和财政危机。
铁穆耳完全无力解决这些严重的问题，并在两年后撒手人寰。此后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兄弟果然联手逼宫并成功夺权，这就是后来的元武宗和元仁宗——而因为这两兄弟在帝位传承上的分歧，导致此后每次大元朝要换个皇帝时都免不了将人脑袋打成狗脑子。等到终于没人想抢皇位了，坐在上面的却是后来被朱元璋屡屡用“胡人无百年国运”进行羞辱的元顺帝妥懽帖睦尔……
明北伐灭元更像是一场武装大游行，曾经彪悍无比的蒙古人早就毫无抵抗之力了
所以说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忽必烈灭掉南宋，可以说是元朝甚至蒙古汗国落日的最后一抹亮色。而此时距离铁木真称汗建国，才过去了区区74年而已——蒙古人到底也没过上一百年的好日子。
其他异族的命运也没好到哪儿去。
鲜卑人在崛起之前，曾屡屡被匈奴人暴打和奴役，后来又与中原王朝时战时和。在五胡乱华时期，鲜卑人趁机建立了慕容氏诸燕、西秦、南凉、代国等政权，最终由拓拔部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后来北魏分裂成东、西二魏，后来北周又取代了西魏——鲜卑人加在一起共建立过11个政权，这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汉人王朝以外无一族可比。而且鲜卑慕容部后来还分化出一个吐谷浑，直到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才被吐蕃灭掉。
这样算起来，从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到吐谷浑灭亡，鲜卑人顽强的熬过了500多年，这又是一个除汉人外的诸族之翘楚。可要说起所谓的“国运”，鲜卑人可能连匈奴人和蒙古人也赶不上，毕竟整出了超过10个政权啊，成天你打我杀的哪有好日子过？
鲜卑人玩内讧的劲头，同样是诸族之翘楚
唐天佑四年（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直到辽圣宗耶律隆绪在位时国势达到全盛（去世于公元1031年），看起来貌似契丹人的好日子超过了百年。可事实上在辽世宗耶律阮和辽穆宗耶律璟在位期间昏庸不堪，导致国内叛乱四起、民不聊生，国外则被周世宗柴荣打成了狗。幸亏后来的辽景宗耶律贤给力，才慢慢的恢复了国力，否则大辽朝弄不好就得亡国——所以非要说契丹人的“国运”超过了百年，实在有些勉强。
西夏的党项人的好日子则可能只有立国的前十年左右，此后就被像牛皮糖一样甩不脱、打不跑的北宋折磨得痛不欲生。这场历时80年之久的宋夏战争把本就穷嗖嗖的西夏彻底打成了赤贫阶级，要不是北宋非常意外的被金国灭掉以及女真人瞧不上这帮比他们还穷的穷鬼，可能西夏的国祚都维持不到百年就得亡国。之所以他们还能继续苟延残喘了几十年，全靠“国中平头哥”的死磕精神硬挺，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党项人不但亡了国，而且绝了种。
金国的女真人也没好到哪儿去。初出茅庐的他们号称“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砍瓜切菜般的就干掉了辽和北宋这两个庞大的帝国。可是他们堕落腐化的速度也堪称是史上无一——自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的富平之战后直到亡国（公元1234年），女真人居然再也没打赢过一场像样的胜仗！话说此时距离他们建国反辽（公元1115年）才过去了16年而已啊！
女真人的战斗力曾经天下无敌，他们腐化堕落的速度同样天下无敌
唯一的例外就是清朝了。无论是从立国后金算起（公元1616年），还是从改国号为清（公元1636年），哪怕是从清军入关建立起全国政权（公元1644年）开始算，到象征着清朝开始走向衰落的乾隆末年（大约在十八世纪中后期，弘历驾崩于公元1799年），时间都超过了一百年。
胡人之所以过不上百年以上的好日子，在于他们只有够穷，才够猛。
就像前文所讲过的那样，这些放羊的异族人真的很猛，猛到了种地的汉人哪怕曾一度占到了些上风，但最终还是被揍得徒有招架之功而少有还手之力。
放羊的为啥这么猛？可能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太穷了。
比如说匈奴。匈奴鼎盛时期的疆域以蒙古高原为中心，东至今内蒙古东部，南沿长城与秦汉相邻，并一度控有河套地区，向西跨过阿尔泰山，直到葱岭和费尔干纳盆地，北达贝加尔湖周边——据现代学者推算，匈奴汗国的疆土面积达到了600万平方公里以上。
匈奴人的地盘是很大，但却缺乏价值和产出
这样一个疆土放到今天可以排在世界第七的庞大帝国有多少人口呢？还是靠现代学者推算，可能不会超过200万。
平均每3平方公里生活着1个人……为啥会这么少？因为穷啊！
如今我们都知道，当年匈奴人占据的土地下边，埋藏着无数的资源和财富。然而在当时，这片土地除了可供匈奴人放牧牛羊以外几乎一无是处。再加上匈奴人的文明极端落后，连种地都不会，所以偌大的土地却养活不了多少人口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比这更可怕的，是塞北草原大漠上恶劣的生存条件：
“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
这就是让游牧民族闻风丧胆的“白灾”。反过来要是冬季少雪甚至无雪，又会酿成同样可怕的“黑灾”，一样会使匈奴人畜死伤惨重。
匈奴人看似凶猛实则脆弱无比——雪下大了或是下小了对他们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让匈奴人忍饥受冻，苦不堪言，可以说是生不如死。而在他们的南方，那个汉人统治下的中原王朝有着温暖的气候、富饶的土地、繁华的城市、无尽的财富、漂亮的姑娘……这一切就自然而然的对他们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同时农耕民族温顺的性格、贫弱的武力和糟糕的机动能力，更是激发了他们埋藏在骨子的劫掠欲望，于是两者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而糟糕的生存环境和生不如死的境况，更使得这些放羊的家伙天生就是战士，而且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的拘束，自然比那帮种地的能打：
“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菟，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引用同上）
而且种地的跟放羊的开掐，还有无数个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
胡人在战场上悍不畏死，因为他们活得生不如死
放羊的除了会放羊，懂得什么生产，又有什么经济可言？一旦开战，他们只需赶着几只羊就不愁吃喝，甚至连羊都无需赶，只需到种地的家里抢就行了。对于放羊的来说，打仗除了会死人外几乎毫无成本，哪怕只是抢回几口铁锅，这一仗都算不白打。即便打败了也不过是撒丫子开跑而已——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对于匈奴人而言从来就不是什么负担，他们没有城池、没有固定在土地上的财富（毕竟牛羊都是长腿的），那还有什么是不可以放弃的呢？
可对于种地的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作为农耕民族，天生就注定了根本无法跟游牧民族比骑射、比机动性还有对战争的狂热什么的——而这些因素对于冷兵器时代战争的结果是有决定性影响的。宋朝曾把农耕民族比较擅长的步兵军阵和弓弩战术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却也只能守成而无法决胜。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汉唐铁骑也曾扬威异域，打得蛮夷连他妈妈都认不出来——但这需要投入比蛮夷高出十倍百倍的成本，才能训练出战力与后者相仿的骑兵，再加上谋略、纪律和装备技术等农耕民族的强项加持，开疆拓土、四夷宾服就没什么悬念了。可前提一是能搞到战马，二是有庞大人口支撑的强大的经济体系经得起这样的消耗——而这样的条件，除了汉唐其他朝代几乎不可能做到。即便是汉唐，也有汉武帝刘彻这样的把国家消耗到接近破产，但还是无法将匈奴人彻底打垮的例子。
汉人军队打仗极度依赖后勤，这往往成为胡人军队打击的首要目标
放羊的打仗可以不要后勤，种地的却不得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从后勤的角度而言，种地的根本就不可能打败放羊的。要想打赢、哪怕是打平，种地的都需要比放羊的多付出无数倍的成本。
更要命的是，放羊的可以毫不在意的放弃土地，带着气喘吁吁的汉人军队在草原大漠绕圈跑，而种地的却只能死战不退——土地就是汉人的命根子，地都没了，你还让他们种啥？更别提那无数附着在土地上的财富和人口，没有哪个是能轻易放弃的。
有句俗话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而历史证明，在汉胡之间的持续了数千年的战争中，真正敢于不要命的人，大多是那些穷疯了的胡人。
那时候的他们，真的够猛。
可是一旦让他们打赢了、从种地的那里劫掠到了无数的财富和人口以后，自然就不再穷了。那么当放羊的不再受穷以后，他们还够猛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抢粮抢钱抢女人——当放羊的腰包鼓起来时，很快就由狼变成羊
突厥人就是典型的例子。突厥人的崛起赶上了好时候，中原王朝不但南北分裂，而且跟他们近邻的北方还在东西对峙。为了先“安内”，无论是东西魏还是北齐周都纷纷讨好突厥人，希望引以为助力，于是无数的金钱美女乃至于公主砸得突厥人头昏眼花，自然无须过什么苦日子。可惜好景不长，隋文帝杨坚一统天下后便不想再交保护费，手头变紧的突厥人就想自己动手去抢一把，结果招来了杨爽、杨素以及史万岁等一大堆杀神，被揍得哭爹叫妈，只能赶紧屈膝投降认爸爸。
可见没受过穷的突厥人，真的一点都不猛。不过架不住他们运气好——中原很快又乱成一团，像李渊、王世充、薛举、刘武周这样的汉人枭雄又得反过来管突厥人叫爸爸了，甚至连后来的贞观大帝李世民也不得屈辱的与他们签订了城下之盟。
可是没过过苦日子的突厥人终究不是塞外风雪打造出来的真的猛士。在渭水之盟签订后的仅仅4年后，大唐名将李靖雪夜破襄城，突厥人彻底玩完，他们的颉利可汗只能被押解到长安给李世民献舞求生。
突厥人实在太菜，白瞎了贞观大帝的赫赫武功
同样的，要是没有汉文帝和汉景帝不断的以金钱美女腐蚀匈奴贵族，汉武帝后来的仗恐怕会打得更加艰难。
只要不受穷了，放羊的就堕落如此。一旦让他们占据了中原、成了富翁，结局就更惨了。
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20位皇帝中，恐怕就太武帝拓跋焘这么一个明白人，所以他搞了一出太武灭佛。可惜拓跋焘尚未功成就被宦官宗爱给弄死了，然后他的子孙们几乎统统都成了忠实的佛家信徒——如今我们还能在北方看到的那些佛窟，大都是这帮鲜卑皇帝们搞出来的。一帮子曾经面目狰狞的强盗开始吃斋念经了，可想而知这个王朝离完蛋也不远了。
鲜卑人还算好的，他们后来的那些同行们表现得更糟。比如说契丹人，本来是凭借着快马利箭才逞威一时，结果自从不跟宋人打架了以后，却疯狂迷恋上了宋人的文化。以至于他们不但以“诸夏”自称，还认为“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
“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所而众星拱之’，道宗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邪？’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松漠纪闻·卷上》宋·洪皓）
事实上契丹人的学习能力很出色，哪怕是他们的皇帝也是如此——辽兴宗耶律宗真所作的《信誓如山河诗》、辽道宗耶律洪基所作的《题李俨黄菊赋》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被追尊为辽义宗的耶律倍更加了得，其画作流入北宋内府后被誉为“神品”，恐怕只有晚生了近200年的宋徽宗赵佶亲自出马，才能将其压下一头。
不好好的玩骑射，非得学汉人搞艺术——契丹人的衰落便已注定
可是契丹人付出的代价，就是曾经以骁勇善战著称的他们变得越来越文弱，在战场上的表现越来越垃圾。
堕落得更可怕的则是文明程度更低的女真人。那些曾坚忍不移、能忍受常人所无法忍受的艰苦，在护步达冈一役中以区区两万骑兵大破70辽军的女真人，在入主中原这个花花世界、成了“人上人”之后，随即便改头换面成了另一副样子，其堕落程度堪比光速：
“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欲望家给人足，难矣！”（《金史·卷四十七·志第二十八》）
不过十几年的工夫，曾经骁勇无比的女真人已经到了“其中多不能弓矢”的地步，遇到战事只能签发汉人代替——问题是女真人的战争关汉人毛事？所以每逢签发便地方骚动、乡里嚎啕，被征发的“签军”不情不愿，士气极为低落，根本无心作战。这种兵连南宋都能经常打得落花流水，换成面对蒙古人一溃千里也就没什么稀奇的了。
所以当这些放羊的不再受穷了以后，他们非但不猛了，反而变成了羊。
离开了白山黑水的祖宗故地，女真人就变得一无是处
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满洲人，原因在于他们很聪明——满洲人在几乎全盘继承了前明的典章制度的前提下，一直没有放弃对尚武精神的提倡与坚持。在康雍乾这个清朝极盛期的134年里，满洲人几乎就是打了134年的仗，虽说最终打得国力衰退，但好歹也挺过了一百年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