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为争天下几乎将关外人马全部调入，康熙朝后逐步重视东北
众所周知，清朝是从关外打进来的，而且在大家的印象中，清朝十分重视东北，甚至将该地封禁。既然清朝对当地如此重视，自然也要派兵把守了。不过毕竟清朝统治时期长达200余年，期间驻扎东北的兵员每个时期人数不尽相同，更头疼的就是相同时期的不同文献说法还不一样，可以说这是一笔糊涂账。但是好在文献数字上的误差不是很大，大致有多少人还是能知道个大概的。
首先来看看清朝刚刚入关时候在东北所留兵数，这个时期由于全国尚未平定，清廷从东北调兵数量极大，毕竟要争天下，清廷恨不得把东北所有的战争潜力都榨干投放到内陆来压制农民起义军和南明势力，这个时候算是东北兵力最空虚的时段。在这一时期只能这么形容东北：仿佛身体被掏空。
从清初传教士卫匡国所写的《鞑靼战纪》记载，清廷几乎动员了东北广大地区所有民族的壮丁参战，连黑龙江极边地区的人都没放过（被清廷统称为索伦人）：“大批鞑靼军进入中国：他们不只来自女真国、奴儿千，也来自古老的西鞑靼，以及鱼皮国——它在更东边，位于日本上面。”
顺治元年（1644年），吴三桂开关迎降之后，清军首批入关的部队为满、蒙八旗的三分之二，汉军旗的全部和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的部队。总兵力约为13万到14万人之间。
但是，这仅仅是首批入关部队，随着战争的深入，清廷很显然把东北当作了后备兵员基地，在《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中，又留下了多处清廷从东北调兵的记录。
1644年形势图
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命留守盛京的何洛会，从原来每牛录派1名披甲的基础上，再增派4名披甲到内陆。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命何洛会于每牛录再派2名披甲前来。
所以，可以想知清朝在入关后为了与南明、农民起义军作战，其关内作战、戍守部队肯定会比初始派出的13万到14万名军人的基础上增加很多，当然后续派出的人数已经不可考，也不再做进一步分析。但是，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提供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还是能反应清廷当时在东北兵力情况的：“顺治元年，设驻防盛京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兵八百名，箭匠、铁匠各十名。驻防兴京八旗满洲兵五十名。”此书在顺治元年（1644年）只提供了盛京（沈阳）和兴京（赫图阿拉）的兵力，而吉林和黑龙江的缺载。顺治十年（1653年）以后稍微详细了些。
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在其“龙兴要地”盛京和兴京的总兵力仅仅只有870人，顺治十七年（1660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盛京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了603名，吉林和黑龙江的兵力有930人。可见关内战事对清军分布影响之大。可见清朝统治者在争霸中原的同时，根本无暇兼顾东北老家，当时出使清廷的李朝使者返回时便云：“北京留军十余万，以此无敌于天下。而山海关外，则有同无人之境矣。”还有在顺治朝的朝臣屡次建议清廷重视东北防务，这些史料都是当时东北空虚的明证。奉天府尹张尚贤在《皇清奏议·谨陈奉天形势疏》说：“盛京形势，黄沙满目，一望荒凉，倘有奸贼暴发，海寇突至，猝难捍御，此外患之可虑者。以内而言，合河东河西腹里观之，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此内患之甚。”
直到康熙年间清廷才开始慢慢重视东北防务，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开始陆续将内陆的八旗军重新发往东北，并将当地的索伦部族于康熙十年（1671年）编为“新满洲”，增加东三省的防守力量。在雅克萨之战后，更加重视对东三省防御体系的建设工作，但是进展是缓慢的，康熙时期东北驻防力量上涨的很有限。据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大清会典》显示，东北奉天府、牛庄、盖平、凤凰城、广宁、兴京、开原、锦州、宁古塔、黑龙江等地兵力（驻防甲兵加军官数量）加起来只有10257人（此数据不排除算错，疏漏者）。
其后，清朝在东北的防务大幅度提升，兵力有很大的增加，根据魏源所著《圣武记》引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大清会典》数据为盛京将军下管辖兵数为19276人，吉林将军下管辖兵数为14392人，黑龙江将军下管辖兵数为8557人，共计42225人。其后兵力调出参加各种战事，东三省各城驻防之兵有35400人。
瑷珲满洲八旗驻防营址
而根据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大清会典》显示，清廷的防守兵力比乾隆年间又有所下降，“东三省各城驻防，四十有四，兵三万五千三百六十一人”，根据其所列细目，盛京有兵约18340人、吉林有兵约10279人、黑龙江有兵约6742人。而在咸丰末年编成的《皇朝兵制考略》上，东三省兵力合计为44552人。
所以，从以上史料得出，清朝初期在东北的兵力是几百至数千，大部分时间段在东北的兵力总体来看达到了3万到4万多人，尽管不能精确到个位数，但大致数量还是能确定下来。
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辽、吉、黑三省的兵力沿革，现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将三省兵力各个时期数据分别罗列（乾隆及乾隆以后年月）：
盛京：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大清会典》记载为19276人、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大清会典》记载为18340人、咸丰末所著《皇朝兵制考略》记载为19862人、光绪四年（1879年）《盛京典制备考》记载为18696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沈故》记载为15110人。
吉林：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大清会典》记载为14392人、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大清会典》记载为10279人、道光四年（1824年）所著之《吉林外记》记载为10692人、咸丰末所著《皇朝兵制考略》记载为13267人。
吉林官庄官仓
黑龙江：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大清会典》记载为8557人、嘉庆十五年（1810年）之《黑龙江外记》记载为11394名、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大清会典》记载为6742人、咸丰十年（1860年）所著《黑龙江述略》记载为13831人、咸丰末所著《皇朝兵制考略》记载为11423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黑龙江志稿》记载为10300人（但此数据据称是抄自嘉庆《大清会典》，应该是抄写失误）。
东北的军队与其他各省不同，是以八旗军为主。从东北三将军的布防分布来看，很明显有一种“重南轻北”的趋势，其兵员数量当属龙兴之地的盛京最多，吉林次之，黑龙江又次之。这从乾隆、嘉庆年间所编订的《大清会典》里就可以看出来，这两部会典显示（上有数据），乾隆年间吉林和黑龙江的兵力加起来仅略高于盛京。而嘉庆时期，盛京的兵力居然还比吉、黑两省多了1319名，这个格局在咸丰末年还是没有质的改变，很明显清廷对更靠近沙俄的吉林和黑龙江地区重视程度不够，而且三省兵力存在很大的不足，给东北的军事防御问题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由于东北的驻军颇有战斗力，其军事力量被清廷大为倚重，乾隆帝就曾说：“东三省人多精壮，能着军功”，凡有战事必调东三省的军人参战，据《黑龙江志稿》统计，光是黑龙江军人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征噶尔丹开始到光绪年间，前前后后共参战高达“六七十次，转战几达二十二省”，可谓频繁。
一方面，东北军人骁勇善战，他们为维护国内稳定和包围边疆安全方面功勋卓著。但另外一方面，长期在关内、西北、西南边疆的作战也给东北人力和军力带来了巨大的消耗，“详查被调官兵，大都效命疆场，其获生还者，十不得一”，历次参战光是索伦兵总的损失就高达6万多人，这还没算上清初入关参战的人数，这个数据已经不可考了。
在同治年间，东北军人的精壮兵员发生枯竭现象，吉林省“存营半数伤残，难以驱策”，黑龙江“近年征调频仍，存营官兵不敷委用”，大量得用军人长期在关内战死或伤残，对东北的边防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即便是清廷勉强补齐东三省之兵员，战斗力也大不如前，本来从兵员数量上来说，应付沙俄就已经不足，更何况兵员素质还很堪忧，《黑龙江志稿》说：“自校猎之制不行，加以先后奉调出征者四十余次，大都亡于战阵，户口凋零，其凯旋回旗者，又侈然以功自矜，习于安逸。举纠桓精锐之士，悉变为疲软。”后果可想而知。
总体来说，东三省兵员数量长期以来大概是3万多到4万多人，而东三省的兵员数量虽然大致与内陆各省基本持平，但是要应付日益严重的北方危机还是不足，且有大量的关外军人在关内战场战死，无疑让东北的防务雪上加霜，更加御侮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