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 事 | 颜真卿·解放盛唐

原创：中华珍宝馆宰其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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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与颜真卿，旷古烁今，并立书法之林的两位巨匠，分别代表了两个时代；

前者以卓越的文采、翩若蛟龙的书技以及琅琊王氏的身份，被誉为“书圣”，创立了后世书写的规范；

而颜真卿的光芒，则源于他伟大的人格，与人格在笔下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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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见」

提到颜真卿，首先想起的一定是雄厚的真书。

·颜勤礼碑（碑侧）

这是一种以气势取胜的书体，有别于王羲之宛转妍丽的风格，颜真卿的字中仿佛含有一个恢弘广大的世界。可以将二人的字检出对比，感受这种差异的魅力；

·王羲之《平安帖》

以王羲之《平安帖》，对比颜真卿的书法，前者强调笔锋的动态、线条的流转、字形的聚散，书写宛如舞剑，起伏跌宕，重在“姿态”；

而后者平正敦厚、含蓄而有力，蕴藏仿佛随时将喷薄而出的能量，源自它饱含的“气势”。

·平安帖与颜勤礼碑

简单地分析两者缘由，大约是王羲之的字体，单字中宫收缩而四体舒张（字的中央结构紧密，四周笔画舒展），视之力量如从中央向四周扩散，再由笔画的呼应产生字与字之间的连结，如“来”字横画末端的回锋与“十”字的起笔；

而颜真卿的字体，中宫开阔、四体收束，呈现“内松外紧”的面貌，字的力量被向内聚集，字形内部释放出空间，外表严整有序，内里力量涌动，所以显现宽博、充满气势。

·兰亭八柱第二本单字与颜勤礼碑

联系颜真卿所处的时代——公元8世纪的唐朝，这种气势与“盛唐”紧密连结在一起，它豪迈而庄严、典雅而古朴，与李白、杜甫的诗歌，张旭、怀素的狂草一同，充满了光和热、裹挟着风与沙，构建出一个广袤宏伟、无可比拟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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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盛唐」

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不久前才从武则天治下复辟的李唐王朝亟待振奋。颜真卿出生于京兆府万年县，即今日陕西西安，家中排行第六，前有五个兄长。

身为孔门颜渊之后，颜氏家族世代习儒，颜真卿继承家统，二十六岁登科致仕，由吏部校书郎任起，官至监察御史。在此之间，随着仕途逐渐声名远扬的，还有他的书法。

颜真卿出场前，初唐书法正处于困局之中。

作为一种端正妍秀的字体而言，高踞初唐书坛的“三品”——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褚遂良《雁塔圣教序》无疑是卓越而经典的；但作为艺术而言，“三品”则显得不足且怯懦。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局部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局部

·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局部

理解这一点，不妨先了解“书法”作为艺术的概念。

“书法”一词，简单地看，是“书”与“法”的结合。“书”是书写，一种行为，含有实用的意义，而“法”是法则，一种规范，用于归纳书写的方式，将书写引往美的方向。

在规范下书写，犹如带着镣铐起舞，符合于所有经典而伟大的艺术，这两者间的协调与平衡，共同构建为“好的书法”，如果一方失去平衡，那么书法作为艺术的价值便会大打折扣——

比如魏晋六朝留下的写经、以及更早时期遗存的简牍，虽然有一种高古的气息，但它们仅仅是写下的文字，作为历史的价值大于作为艺术的价值，并不能认作是典型的书法；

·六朝金刚经论残卷局部

而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法书，则暴露出“法”的失衡，他们近乎完美地追求书写的规范，字形过于端庄，进而缺乏重要的“势”与“韵”，简而言之——缺少感情。

赵孟頫《心经》局部

·赵孟頫的法书作为字体几乎是完美无瑕的，堪称典范，但透过他大部分的书迹所看见的都是一个无趣的人，只有一些题跋、尺牍、信札体现出他真正高超的艺术水准，对比《心经》的平乏，《惠竹帖》显得灵动优雅，有直追王羲之的风度。

《兰亭序》微妙的伤感、《祭侄文稿》强烈的倬痛与《寒食帖》跌宕的悲切意味着：好的书法一定能体现出书写者的感情。而一旦书写的目的受制——关系到书写者的身份，个人的感情即被抹杀，个性便由共性取代。

初唐书法正陷于这样的困局——“三品”如果不加以分析，很难辨别是否是同一人所写，它们的字形与运笔没有个性上的区别，更不用说字迹背后的感情；

这可以归结为它们都为某种功利的目的书写之故，所以不便于在文字中流露内心，因此注定了它们只能成为典范——而无法以独特的魅力打动人心。

但是，在同样的情形之下，颜真卿震撼登场，他留下的法书具有同一的特质——只需一眼，便能断定它们源于这位气度非凡、震古烁今的巨人。

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44岁的颜真卿受西京千福寺楚金禅师之托，承写《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记述建造这座传奇佛塔的原委与经过。

·颜真卿《多宝塔碑》

这件高约三米，共书两千余字的碑书劲秀刚健，丰茂致密，是颜真卿早期书风的代表作。虽然碑文中笔画的棱角尚显锋利、结字也不够开阔，但已然足具颜氏书风，成为盛唐不可多得的法书名品。

《多宝塔碑》的首要特点，在于强烈加粗的竖画。某些单字中的竖画几乎粗过横画五倍。这种晋人写经中常见的方法既丰富了变化、又统一了基调，书家也因此可以写出更加强有力的转折；

同时，笔画的起笔与收笔力度剧增。犹如“蚕头”的“逆锋”与“回锋”使力量被包裹于横画之中，用力下压然后提笔收起的捺画形成“燕尾”的雏形，这种“收”与“放”兼具、力量洋溢的风格，令初唐端正拘谨的面目焕然一新。

前后相较，“三品”如同木棍支起的架子，而颜书则像斧釿凿出的印痕。

但此即便如此，此时的颜真卿，尚未脱离重“法”的藩篱，对于一件艺术品而言，《多宝塔碑》终究还是太过于规整了，初唐规范、端庄、格式化的弊病依旧像影子一样盘踞在字里行间，所以被极具艺术洞察力的米芾称为“颜鲁公行书可教，真书便入俗品”。

与米芾同时的苏轼则言：

“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凛乎若见其诮卢杞而叱希烈。”

此时的颜真卿，正是京师一位恪尽职守的官吏，他身处盛世，肩负继承家族的使命，与《多宝塔碑》中表现出的谨严庄重表里如一，苏轼“书如其人”的评价，在此时并不过分。

如果世界一直这么运转，盛唐一直这么延续，可能颜真卿会继续他的规整与格式，成为下一个虞世南或褚遂良，他的书法依旧会被后人赞誉，但历史会失去一位比肩王羲之的艺术巨匠。

然而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浩劫扑面而来，安史之乱犹如汹涌的洪水，改变了唐王朝的进程，也改变了颜真卿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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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史之乱」

写下《多宝塔碑》的次年，公元753年，官任武部员外郎的颜真卿因其刚正不阿，遭到宰相杨国忠排挤，调离京师，任平原郡太守。

平原郡地属安禄山的势力范围，到任半载，颜真卿已然察觉前者谋反之心。他一面遣使入朝密奏，一面暗中加筑城墙、储备粮草。为避免备战的举动露出端倪，当安禄山遣使巡视平原郡时，颜真卿欣然与之同游东方朔庙，撰写《东方朔画赞碑》。碑文之下，隐藏山雨欲来、满楼疾风。

·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碑》

755年冬月，安禄山于范阳起兵，二十万大军连克数十郡，直逼东都洛阳。两河郡县尽皆沦陷，唯颜真卿持守的平原郡城防森严，屹立不倒。

是年年底，叛军攻克洛阳，安禄山遣使携洛阳守将李憕首级赴平原郡招降颜真卿，颜公大义凛然，斩遣使，祭忠烈，誓师戡乱。他与时任常山太守的兄长颜杲（gao）卿集结义军，一时收复河北十七郡，拒叛军于潼关之外。

756年正月，史思明攻陷常山，诛杀颜杲卿、其子颜季明等颜氏家族三十余人；一个月后，长安失陷，玄宗入蜀。

安史之乱对于颜真卿的打击与摧残，是同时期的王维、杜甫等人不可比拟的。对后者们而言，需要保全的毕竟只有自身、亲朋，而颜真卿的责任，是整个大唐的河北。

对国家的忠诚与强烈的意志支撑下，在折射了这段时光的《修书帖》中，颜真卿写道：

贼军未平，使仆不愤见，

故先修书，但召诸子弟与语。

不具。真卿。

寥寥数语，置地铿锵，痛失兄长至亲的悲怆中，颜真卿坚守孤城，作为李唐王朝在东方最后的希望。

·颜真卿《修书贴》

历史的波澜，总会由各种缘由复归平静。

757年，安禄山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刺死帐中，随后唐军陆续收复长安、洛阳，叛军退守范阳，局势基本平息。

758年，颜真卿遣人往河北寻访侄子颜季明遗体，仅仅携回匣中一颗头骨。

悲愤之下，颜真卿援笔写下千古名帖《祭侄文稿》。

·颜真卿《祭侄文稿》

如果要问：什么是好的书法？

可以答：即此篇。

可能有人觉得写得很乱，可能有人读不懂，可能有人无从下手去欣赏，这都不重要，历史上有一类艺术品是不需要解读、而是用于视作神明去崇拜的。

如同王羲之《兰亭集序》、李白《上阳台帖》、范宽《溪山行旅图》，不用在意它们的真伪、技艺的高低、也无需任何术语与观念去修饰，任何一个尊重文化之人，当通过它们与自己的先贤时空交汇的一刹那间，一定感受到其中撼人的魄力——只要想到它来自于那个空前而绝后、千年而不朽的灵魂之手，便足以顶礼膜拜。

《祭侄文稿》即是这样的一件作品，关于它为什么好的讨论很多、说它没那么好的讨论也很多，但这些都无所谓，从音符般错综的点线、摧枯拉朽似的笔画之中，溅出的是血泪、是长号、是怮哭，是超越时空的悲壮，也是神圣的凄凉。

对作品的分析，不就是拨开它们的面纱，使人更感到它的打动、感到它的迷人吗？若当它的光彩刺破所有帷幕，当它予人的震颤无需任何事物传达，一切分析不过是苍白，不如逐字逐句，想象它的形象、诵读它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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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解放」

浩劫之后，颜真卿的灵魂重获新生，他的书法也跃出《多宝塔碑》的规整与格式，迎来蜕变。

如日中天的大唐，高情似海，狂士辈出，其中能同李白争辉者却只有一人——张旭。

前者以诗无敌，飘然不群，自称酒中仙人；后者醉时以头濡墨，挥洒如龙，狂逸犹在谪仙之上。

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

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

——李颀《赠张旭》

令人感到沉稳深厚的颜真卿，虽然早年追随过褚遂良，而他真正的老师正是张旭。

·张旭《古诗四帖》局部

·颜真卿《刘中使帖》

张旭的书法，无论怎么看，都不是常人能够写出的。他自公孙大娘剑舞中悟出的笔法变化莫测、连绵不绝，字的形态、结构、字与字间的距离、比例都被打破，细如游丝，壮若垣柱，充满了各式各样戏剧性的转折、流动、起伏、交织。

而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像抽象绘画一样欣赏，还在于它极大地解放了书法的表现空间。

这是初唐书法困局中最关键的一点：空间被限制了——无论是书法中的空间，还是书写者心中的空间。所以趋向于格式化、样板化地重复，书家只有精研字的造型，如同使一集体舞更加完美无瑕、整齐划一；

而狂草的意义，正在于一个卓越的舞者，离开了群体，走上一处荒凉的舞台，以生命作为能量舞动。

面对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赵孟頫、董其昌，观者很像在看一场群舞，惊讶与它们的严整、均衡、完美，但仅此而已；而面对张旭，我们什么也看不懂，但它会牢牢映刻在脑海中，终有一日将你征服。

——凭什么？凭它是万物之灵的人、抒发出的最真实且痛快的灵魂！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颜真卿成为了那个最关键的改革者。他融汇早年师从张旭、由狂草中领悟的真谛，与历经浩劫的心境糅合，自工整中走出，终于形成他光耀后世的成熟书风。

71岁时，颜真卿完成了两件巨作，一件是碑，一件是帖，前者写给过去，纪念自己的家族；后者写给未来，告诫今后的君主。

·颜真卿《颜氏家庙碑》

·颜真卿《自告身书帖》

两件巨作体现出他的蜕变——由早年的工整与美观，转变为此刻的古朴和雄浑。

初唐谨严的结字、秀媚的体态，至此被端庄与坦率涤荡一空，笔画看似不修边幅，却始终峻劲而真诚，犹如汉魏的碑刻、子美的诗歌、五代的山水，出自天然的性灵。

纤细的笔触全部被摒弃了，此前横竖的强烈对比荡然无存；字形更加方正，令人想起汉隶朴拙高古的造型；中宫愈发开阔、四体愈发收敛，笔画愈发平正——它们不那么“好看”，甚至被称为“丑怪”与“恶俗”，但是字的力量感被完全解放，每一个单字仿佛都能撑起一扇城门。

·《颜氏家庙碑》局部

自古以来，书法的美，从来是笔锋与纸间的摩擦，亦是磐石在刀下的战斗，其中最不可或缺的即是力量。

力量，可谓是颜真卿书法之道中永恒的追求，也是大唐不变的灵魂。

面对他所经历的一切，安史之乱、藩镇夷祸、无数敌人的站起与倒下，他比任何人都渴望而需要力量。

这力量起初带着锋芒，像是刺穿敌人的决心；而在成熟之后，锋芒被圆融取代，决心化为包容，焕然流露出雄浑的精神。

一样事物，同时兼具力量、宽博与包容，那么它一定比单纯的美更加深刻、隽永。细察这样的作品，想象它们被书写时、握笔之人的心境，哑然于第三列那缩到很小的“中”，敬畏于十二列平淡而沉重的“社稷”，以及二十二列包含期许的“太子”——

至此时，高尚的品行、卓越的人格、铿锵的行笔，纷纷熔铸其中。它们最终定格为四个词汇：

丰茂、雄壮、浑厚、圆融

回首前文苏轼“书如其人”的感慨，透过文字，背后凛然矗立一位千古大夫——诮卢杞、叱希烈，冲天正气，不朽不衰，直到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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