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最重要的一篇政论
西汉初年最重要的一篇政论
编辑：瑞秋的春天
☄ 所谓“垂拱”、所谓“政不出房户”，所谓“刑罚罕用”，皆是指不搞事便是最好之事，皆是陆贾《新语》中“无为而治”的基本内容。
在统治术层面，刘邦时代有一项重大妥协，便是推行无为而治。
虽然今人喜欢机械地将汉初的无为而治理解为所谓“道家学派”的黄老之术，但明确以政论的形式建议刘邦推行无为而治者，其实是儒生陆贾。
陆贾乃是楚人，秦末乱世中以门客自居追随刘邦。游士为了推销自己，往往口才出众擅长辩术，陆贾也不例外。战争年代，陆贾常奉命为刘邦出使诸侯。战事结束后，他拾起儒学，时常寻机向刘邦灌输儒家的《诗》《书》理念。《史记·陆贾传》如此叙述这段历史：
刘邦对《诗》《书》无感，显示他在青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涯里与儒学并无多少共鸣。陆贾能够成功引起刘邦对《诗》《书》的兴趣，是因为他告诉刘邦，这些学问里藏有“长久之术”，能够帮助刘邦将马上征战得来的天下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刘邦无意去读《诗》《书》，于是撰写政论阐释秦帝国因何灭亡、汉帝国因何兴起、总结政权成败规律的重任，便落在了陆贾身上。
陆贾最后呈递给刘邦的《新语》十二篇，其中的第四篇便是《无为》。《无为》开篇便说：“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治理天下的理念当中，最要紧的莫过于“无为”；治理天下的举措当中，最要紧的莫过于“谨敬”。
那什么是“无为”呢？
陆贾举了舜和周公两个正面例子：
（1）舜治理天下时，“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舜将精力放在弹琴歌诗上，好像没有忧心天下要努力治国的意思，结果却是天下大治。
（2）周公治理天下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周公将精力放在了制定礼乐祭祀天地山川上，不四处征战，不搞严刑峻法，结果却是四海来朝。然后又举了秦帝国的灭亡为反例：
显而易见，陆贾笔下“无为”的涵义，乃是指统治者不要搞事情，具体来说就是不要动不动就对外征战，不要无节制地搞严刑峻法，不要总觉得自己雄才大略必须发挥一番。统治者搞的事越多，天下就越乱；统治者制定的律法越多，天下百姓就越恨他。陆贾的结论是：“故无为者乃有为也”，对那些负责治理天下的“君子”而言，不去实施某些作为，便是他们最大的作为；不去追求某些治绩，便是他们最大的治绩；不去实践雄才大略，便是他们最大的雄才大略。
那“谨敬”又是什么呢？
陆贾举了一堆反面案例来解释：
周襄王“不能事后母”，不孝顺自己的后母，所以他下面的人也“多叛其亲”。
秦始皇骄奢淫逸，追求富丽堂皇的高台楼榭和宫殿，于是天下豪富之人也纷纷效仿。
齐桓公好美色“妻姑姊妹”，所以齐国境内“淫于骨肉”的现象很多。
楚平王奢侈无度，于是楚国之臣也奢侈无度，搞到了“君臣无别”的程度。
陆贾提供的这些案例，在今天看来，史实层面未必成立，逻辑层面也有问题。但陆贾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很清晰的：“君子”治理天下，最紧要的举措不是治理百姓，而是治理“君子”自己，即所谓的“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则者也，举措动作，不可以失法度”——先要君王自己遵守法度，王城的治理遵守法度，才谈得上让天下的百姓遵守法度。所谓“谨敬”，指的是作为统治者的“君子”自己要身体力行，做遵守制度的表率。
陆贾的《新语》是汉初政治中极为重要的一份历史文献。《史记》中说，《新语》里的十二篇文章，是每写成一篇便进呈给刘邦阅览，书名也是刘邦所赐：“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3]，足见其受重视程度。《汉书》同样也将《新语》放置在很高的位置：
萧何制定汉律，韩信制定军法，张苍制定上计章程（指地方官定时将境内户口、赋税、治安等情况编造计簿逐级上报，以实现中央对全国的文书化管理）、叔孙通制定朝堂礼仪，皆是汉帝国初年制度建设层面的大事。班固将“陆贾造新语”与这些大事并列，足见《新语》所阐发的、包括“无为而治”在内的治国理念，在刘邦时代已相当于是一种获得了官方认可的共识。
虽然刘邦一生征战不休，直到临终前夕才停止战事与军功列侯达成“白马之盟”，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无为而治”者，但在具体的郡县与王国之内，“无为而治”是得到了实施的。曹参相齐便是一个例子。据《史记·曹相国世家》的记载，刘邦将长子刘肥封为齐王时，以曹参为齐国丞相。曹到任后“尽召长老诸生”询问治国之道，结果百余人论说纷纭难有定论。曹参最后采纳了“善治黄老言”的盖公的建议，以“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为施政理念，扼要言之便是不搞事，让百姓自然而然地安定下来好好生活。司马迁后来评价说，曹参“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5]
吕后时代，曹参接替萧何回长安担任丞相，又将这种“无为而治”移植了过来：“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6]——简言之就是完全按前任萧何定下的规矩办事，不搞任何政策层面上的改革；百姓遂以民谣赞美曹参。
此外，按司马迁的说法，“无为而治”也得到了吕后的支持。他对“惠帝-吕后”时代的评价是：“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7]——所谓“垂拱”、所谓“政不出房户”，所谓“刑罚罕用”，皆是指不搞事便是最好之事，皆是陆贾《新语》中“无为而治”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