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胡适与周汝昌往来信札》校读感言（大嘴说红学之五）
无论是从红学史还是从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胡适与周汝昌先生都是有着较大影响的重量级人物。有关两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那段具有传奇色彩的交往，无论是学界同仁还是一般公众，都是很感兴趣的。
《我与胡适先生》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这段历史一直模糊不清。胡适先生自1949年离开大陆到美国、台湾后，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论此事，人们的了解基本上是根据周汝昌先生的事后回忆，但周先生的回忆有时前后不一，令人无所适从。
此事事关学术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并非仅为两人之间的私事，因此，还是有必要弄清楚的。
胡、周两人虽然也曾有过面谈，但他们的交往主要是以书信形式进行的，如能看到这些书信，问题自然容易得到解决。但由于这些信件一部分藏在个人手里，一部分藏在单位资料室，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能否看到，不是由读者所能决定的。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读者才逐渐得以大饱眼福。先是耿云志先生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版）一书将周汝昌致胡适全部信件影印刊出，稍后，杜春和等先生所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选择其中一部分整理刊布。
《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
但是，胡适与周汝昌之间的那些信件却迟迟没有全部整理刊布，就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胡适全集》都未能收录，令胡适研究者及对此事感兴趣的读者感到遗憾。
直到2004年，周汝昌先生终于在其《石头记会真》（海燕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的附录中将胡适的相关信札予以刊布。至此，读者才得以看全胡、周二人交往的信件。屈指算来，此时据当初的书信写作已有将近60年的时间。
《石头记会真》
由周汝昌先生本人亲自整理刊布其与胡适先生往来的书信，自然是再好不过。按说周先生公布的整理稿应该是最权威的。但是，笔者将周先生整理的这些书信通读、并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的影印件对勘之后，感到有些遗憾。因为周先生整理刊布的并非全部信件和全文，而是进行了不少删节。这里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首先，1948年9月14日周汝昌致胡适的一封信件没有刊布，该信全文如下：
1948年9月14日周汝昌致胡适
适之前辈先生：
昨寄一草，谅邀青及。现在我发现十六日以前我每日下午都有课，无法趋谒，但又急欲一见《四松堂集》和戚大字《红楼》二书。
先生如果十六日南去，望将该书等交可靠门房人，容我本星期六、日有空走取，又怕门房人无由辨识我，不敢把书交我；或他把书交错了别人。现附去半个名片，我自持半个，嘱尊价如有人来说对了姓名来历，对上名片，就把书交给他，这个法子，不知先生以为如何？如有他书于曹氏或《红楼》有用者，亦望一并惠示，切盼至感！
草草再续，顺颂节安
周汝昌再拜启
卅七.九.十四
其次，已整理公布的书信中有多处删节，具体情况如下：
1948年7月11日周汝昌致胡适
其中，1948年7月11日周汝昌致胡适的书信中有两处删节，被删节的内容分别如下：
只是，从我自己一方面讲，我觉得这次去谒，给予先生的印象一定不好。一、一年以来，不知何故，双耳忽然患重听，十分利害，自觉个人的灵机，便去了一半，不但先生看我有些钝鲁，就是先生所说的话，我也有未曾听清的地方。二、彼时正当大考，那一次进城，是百忙中的奔波；因暑与劳，我身体本不好，竟患了腹疾，又引发痔疮，同时又热伤风，精神体力着实不支，形容因之益加憔顇，而时间又是那样仓卒，我要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1948年7月11日周汝昌致胡适
先生如不以我为谫陋不可教，希望指导我，赞助我，提携我，且此亦不过诸事之一，其余治学作人，我既识先生，即咸需先生之指教提掖，先生肯不弃吗？
1948年10月23日周汝昌致胡适的书信中有两处删节，删节内容分别如下：
1948年10月23日周汝昌致胡适
按理说，今日何日？还有兴致考红考绿？且真理到头究竟是真理，何必目歪曲加多而焦急呢？
他（指俞平伯——笔者注）完全没有在史实上下任何工夫，只是闲扯天。
上面几处删节都有省略号表示，但1948年9月19日周汝昌致胡适书信有一处非常大的删节却没有标明。其位置在“尤佩先生后者”之后，内容如下：
1948年9月19日周汝昌致胡适
巧得很，次日一早，先生第一信亦由舍间转到。先生这样不弃，谆谆教导，迥非常情所及，我如非糊涂人，定感知遇。先生怕我生气，怕我失望，我告诉先生说，绝不会的。彼此初交，先生当然无由知我详细，我已不复是稚气的孩子或盛气的少年，也是三十开外的中年人了。我的学运极坏：自幼在小学便连遭内战，败兵流军，扰村驻校是常事，中学时将要毕业，就是芦沟国变，校舍被轰（南开），大学刚入不久，则又是珠湾战起，八年沦混不算。还加上绑匪水灾种种一再的耽误，言不能悉。先后同级学子，不少海外归来，次者也早在国内作了大学教授，唯有我还是“一介青衿”，但凡略无勇气，早已更行改节，不再作念书打算了。故人中有很多疑我在燕大是执教，一提还是“当学生”，无不哑然！但我私自想想，现在还是沾了学生身份的便宜，因为假如换个地位，先生也许就要委蛇谦抑，而不肯如此开明亲切（“开明亲切”后有作者所加着重号——笔者注）的指导了。我如何“生气”，如何“失望”？（“生气”、“失望”后有作者所加着重号——笔者注）我只有惊宠，庆幸。
我的文章写不到好处，是实在的，但自幼写文言确比白话来得习惯些，白话文更写不好！几次谈《红楼》，因与先生交，还是特意改写白话的，写去总嫌不自然，至于该跋文之用了浅文言，原是为避冗长，先生的原意当然也不是叫我深（文意不通，疑为笔误——整理者注）更深奥的“古文”，我觉得文章造诣，现在已无办法，即使改削，也还是五十步百步之差，但我写此文的主意，还是着重在那几点见解处。几点见解，先生既已蒙大致赞同，我之目的已达。我所以分节研讨异文，也就是剪裁的意思。如果乱糟糟一条条随便地写去，一定又会象俞先生的《梦辨》被人批评为“Chactic Book”。而且若把其余部分删去只存“异文”，该文也就实在无甚价值，何以呢？研究脂本，原是要以异文朱批为材料，以窥探原书各方面本意真象为目的，若只举异文，仅仅几条随手的例子，便难交代，而是非要俟有通体的校记不可的。我此刻回想，该文虽然有欠洁净，但自觉废话尚无有，也不是故意敷演，拉长篇幅，所要说者则说之，枝蔓则力自避免，加以痛删，一则如先生所云“颇感觉不容易”，二则意见皆被牺牲，例如驳俞几处，又正是代表见解的主要部分，删去之后，我的意见如何被尊重呢？先生平心而论，俞跋见地，比我如何？俞跋文字，比我如何？他的表面篇幅虽小，但也幷非简练精采，若再论文字，不但先生的严刻批评下，交代不下去，就是拿到作文班上，教员也不能“文不加点”。请先生恕我放肆，唐突先进，我只是秉公而论，我不因为俞先生是社会知名的名士与教授而势利地一眼看高一眼看低他，更不是传统的“文人相轻”的恶习，先生如知我发言为诚义中而形于外，也必不以我为狂诞而同意我。
1948年9月19日周汝昌致胡适
虽说胡、周两人往来的信件为私人信件，但由于二人都是中国现代红学史乃至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和公众人物，其书信往来的内容也多是探讨学术问题，主要是红学问题。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信件都是十分珍贵的研究史料，又并不仅仅属于胡、周两人。
胡适致周汝昌信件
这样，在整理刊布时，为尊重事实，对历史负责起见，最好还是保持原貌，不要进行删节，何况耿云志先生在其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中已经将周汝昌先生致胡适的书信全部影印刊布，在此情况下进行删节是没有必要的。至于连省略号都不加的删节则更是不妥（当然，也有可能是忽略了）。
同时，由于这些删节的内容还涉及到胡适、俞平伯等人，且和周汝昌先生事后回忆的一些内容相关，可以说并非一人之事，那就更应该保持原貌了。
胡适先生
笔者在上面将被删节的内容一一列举出来，也正是本着这个原则，为不知内情的读者补充一些资料而已，并没有其他见不得人的不良动机，故意对周先生不敬，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这还是要郑重声明一下的。
从被删节的部分来看，基本上没有涉及个人隐私、不便公布的内容，且不说时间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即便有什么个人间的恩怨、过节，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早该淡化了。
对研究红学史者来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对了解胡适的思想人格、周先生的学术发展历程等都很有帮助的。
年轻时期的周汝昌
周先生当时还是一位血气方刚的年轻大学生，面对胡适这样一位有着极高学术名望和社会地位的大人物，即使说些措辞不当的话来，也都是可以理解的，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何况从书信的内容来看，连作为长辈的胡适本人都不计较。
谁都会有年轻、不成熟的时候，周先生何必讳言这些呢？周先生早已到知天命之年，对年轻时发生的一些事情乃至恩怨想必都已经看得很开。由此，笔者以为，既然决定对这些书信整理刊布，还是以不删节、保持原貌的好，避免留下遗憾。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先生
删除了这些内容，读者对有些问题的了解就会变得模糊，比如周先生与胡适关于白话写作的探讨、周先生年轻时的坎坷经历乃至对俞平伯先生的评价等，就无从知晓了，甚至还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而保持这些书信的原貌，则可以使读者看到当时一位年轻大学生与一位学术前辈交往的真实情况，一来可见周先生年轻时的真性情和风采，二来对现在的教授、学生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如今相当多的教授、博导们高高在上，不给本科生开课，学生连见他们一面都难，更不用说在学业方面得到其具体指导和帮助了，至于一位大学校长亲自帮学生借书、改文章，如今恐怕连小说家们都不会再有这样传奇、浪漫的想象了。
年轻时期的周汝昌
读过胡适与周汝昌先生的往来信札，感慨颇多，胡适先生被尊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代宗师，确实是名副其实，其胸襟、其气度，非一般人能及，都是值得后辈学人景仰和学习的。
周汝昌先生年轻时代能遇到这样一位恩师，确实是很幸运的，这是其人生中极为难得的一段缘分。周先生后来在红学研究上取得的成绩，固然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但显然与胡适先生当初的大力提携和帮助是分不开的，是他将年轻的周汝昌领进红学的大门，保持了学术薪火的承传，也延续了自己的学术生命。
胡适先生
胡适与周汝昌那段传奇般的师生交往在中国还有再发生吗？在当下的这种教育体制下，问这样一个问题相信不是无聊。
附记：
小文原刊于《博览群书》2005年第9期，转眼十多年过去，周汝昌先生也已仙逝。因文中提及如何整理刊布近人书札这一文献学问题，也许可以为探讨类似问题提供参考，故再次配图刊发，向学界同仁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