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卓越：另辟蹊径独具只眼——序任增强新著《英美聊斋学研究》
几乎所有的报道，由于均有一对原材料进行选辑、编制的工序，因此也可看作是一种“二手资料”。而翻译，则无论是“归化式”的还是“异化式”的，均意在转录中国人自己的书写。两者的区别，正如杜赫德当年曾描述的，前者是“欧洲人的讲述”，后者是“让中国人自己说话”。
如将西人对中国文献的翻译视为一整体，并聚焦于某一特定的话题，可大体窥见其前后变化的一些轨迹。在19世纪之前，汉籍的西译主要集中在各种“高级文类”上，如“四部”所指涉的经史子集等文献。虽至18世纪稍有变化，零星地出现了几种对“低级文类”即各种民间通俗读物的转译，但也只是十分脆弱的萌蘖。
以目前所知，最初译出的这类作品是载于1735年《中华帝国全志》并由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执笔的《今古奇观》中的几个短篇（马若瑟译出的第一个中国戏曲《赵氏孤儿》也刊于此卷），随后，如不计边界模糊的情况，在整个18世纪后期，由西文译出的民间通俗作品也只有威尔金森的《好逑传》（1761年英文，也称帕西本）。
《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
然而，自入19世纪后，情况却有大幅翻转，各种民间读本受到诸多译者的青睐，尤以英、法两种文字译出的为多，其中既包括流行于民间的教化类、实用类读本，也包括通俗文学读物，如后来饮誉汉学界的马礼逊、德庇时、雷慕沙、儒莲等，除在“高级文类”范畴中继有耕作，也在19世纪初年分别译出了一些通俗文学作品，并由此带动了整个译界风气的转变。
此种变化，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既与欧洲各国的人文旨趣、文学阅读走向相关（如18世纪至19世纪初以来对“通俗罗曼司”的热衷），[1]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译者对中国知识引介目标的重设。
以后者而言，并从英语世界的情况来看，一批以新的身份入华的新教传教士等也希望以之改变前期耶稣会士对中国的认知模式，将视线移向过去多有忽视的民众社会，通过“观风俗”、“入其内”的方式更为全面地探知这个“长黑头发的民族”、“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中国丛报》
有关于此，也可从1832年他们在广州创办《中国丛报》时撰写的发刊词中见出，对于这份杂志的创始人来说，对“现场感”、“在地性”以及更为多样化中国社会信息的把握是十分重要的，可藉之而补缀过去那种悬吊半空或只做些概念化判断的不足，从而建立起一种能够贴近社会世相的知识引介模式。
这一新的构想不仅造成了19世纪初以来有关中国地方风俗、习惯、民间宗教、国民性格等著述的激增，也激发了那些以“本土信息提供者”（native informant）为己任者愿将更多的精力投掷于对通俗读物的迻译。
对《聊斋志异》选篇的英译始于19世纪40年代初的两位新教传教士郭实腊与卫三畏（两人也是《中国丛报》的主要撰稿人），这也是这部“中国传奇”最初被译为西语的两次试水之旅，而热衷于汉译的另一国度要直到1880年才由英伯哈特（Camile Imbault-Huart）将一些篇什译为法文。
循此往后，或以散篇形式刊布于期刊与选本中，或以专集形式出版，各路译者始终未放弃对这部风情斑斓的作品的迷恋与续译，就“小说”这一个大的文类上看，无论是在英文还是法文中，直至目前，其被转译的次数均在同类作品中高居首位。
尽管从漫长的翻译史上来看，诸家选译这一文本的“意图”尚不一致，无法概而论之，但至少从早期至20世纪初的情况来看，除了一些文学化的考虑之外，译者更多地还是从“观风俗”的意义上来选择对之的翻译的。
这种意识当然不限于《聊斋》，其时西人对多数民间化作品的译介也多怀有类似的旨趣，比如德庇时在1829年所译的《十二楼》扉页上便用几个大写的汉字“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来宣明自己的翻译初衷，其后的一些译者在译介《聊斋》等民间作品时也常有类似的解说（似无须在此详举）。
与之同时，译者们也多将这部作品的标题译为“Extraordinary Legends”（郭实腊，1842）、“The Record of Marvels”（梅辉立，1867）、“Strange Stories”（翟理斯,1880；莫朗，1913）等，由此而明确地将之定位于民间传奇、通俗故事的层次上，虽然也可供闲暇之娱，但更可藉此窥探中国民间的生活习俗以及精神、道德状态，无意识的欲望，对鬼神的态度，内心生活中的“明与暗”，等等。
《聊斋志异》翟理斯英译本
这种意识定位甚至于也留存于当代学者的认知中，比如据我对英法两种语言书写的考察，一些海外学者的著述与博论，仍会尝试从民族志的角度来探查、阐述这部作品中折射出的传统社会世相与心理表征。
我当然不认为这种研究方式是不合适的，而是想以之证明这一类的意识是如何扎根与绵延于西人或西学的意识中的，并寄予着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如同东方也会持续地保持着对西方的距离性想象。
从整体的《聊斋》外译史来看，前后接力的各种译事也经历了一个从操控式翻译至学术式的翻译的过程。我这里所说的操控式翻译，有些类似于目前学界常说的“归化式”翻译（但也有所区别），在面对文化差异较大或甚大的异族文献，尤其是文学文本时，早期的译者往往会以一种突出的自我意识，甚至是毋庸商议的自我决断来把控对象，对原代码进行重新编排，比如改动、删减、改写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某种特定的文化心态、观念导向、实用目的的支配，同时也与译者的汉语能力尚有不济有关。
特别是在19世纪的翻译语境中，毕竟绝大多数的译者还属于“业余汉学家”，翻译也尚未成为一门专业化的技艺，或被学术体制所接纳，因而彼时的译事活动大多类此。之后的变化，大约要到20世纪初以后的几十年中才出现，才会有尽可能尊重原文、紧扣本义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学术化翻译，并越至后来，越受到一种规训化的监视。
《聊斋志异》法文译本
这自然不等于说，操控化的翻译在后来就销声匿迹了，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总体上的趋势则如上所述。既然如此，对于《聊斋志异》翻译史的研究，也需大体依据这样的轨迹来加以考察。
以上即我对该书外译情况所做的一个简要描绘与分析。毫无疑问，其中所包含的可解读信息必然是十分之丰富的，惜乎在一长时期中并未及时受到学界的关瞩，这似乎还有待于某种契机的到来。
近十多年来，循汉学史、翻译史炽兴的趋势，学界已始将视线投向这一有待开发的区域，不单限于英语译本，也包括法语、德语、俄语等译本，均有学者探津其间，并陆续形成了一些可观的成果。
增强于读博期间主要专攻的是英语国家的文论研究等，毕业后遂转向对《聊斋》英译与外传的研究，自然也在顺理成章之中。
《聊斋志异》西班牙文译本
当然，我最关心的还是，既然在此期间（或同时）已有一些相关成果做出，那么，增强的研究究竟能在何种层面上形成一套独具的思路，如何去布局新的研究规划，并由此勘发出更多的未谙之秘，以致可无愧于自己数年来付出的勤勉，进而在汉学译介史的研究中占据一属于自己的位置？
尽管之前我也曾断续读过几篇增强已刊发的论文，但毕竟只是一些断片，今适获其书稿，得窥全豹，遂借作序之际，稍敷所想。
增强之著分为两大部分，一即其研究的心得，另一则属研究过程中辑录、整理与转译的数种材料。以下仅就其心得部分谈些体会。
从全书看，可将本书归入“总体研究”之列，而不同于曾有的各种分题研究，这表明，其涉及的将是对《聊斋》外传状况的整体考察，此也可从该书设定的间架与牵涉的多种史料见出。
《聊斋志异》意大利文译本
然而，这种总体性又非限于当前学者所致力的各种译本，而是在此基础上又有所拓展，延伸到了文本“传播”的环节。这些环节包括各种与聊斋相关的评论、影视图像、物品图像等。以新的学术视野来看，一部作品的译出，还仅仅是传播链条上的第一个端点，虽然也可由此窥探译者的心态与译文的表达，但并不代表它所遭遇的全部命运。
一部译作一经问世，有时既已成为一自我闭合的文本，因此只有当时的意义，有时则会以一种多方位蔓延的方式伸向外部的多重空间，从而使其意义得以成倍放大，因此，如果在研究中能做进一步的追踪，便可将这一外传的路径再拉长“一公里”。
当然，虽谓总体研究，增强的著述又不同于那种面面俱到式的对资料的平整化陈列，而是在一个统观的意识下，以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问题为出发点，并从空白处、未尽处，不明处、有疑处入手，由此而使大量有待解决的问题能够从背景中挣脱与浮现出来，并给予尝试性的解答。
《聊斋志异》印尼文译本
此外，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便是对待与处理理论的方式。尽管，所有的翻译都不是按照某种理论进行的，但目前在学术界也形成了这样的看法，似乎缺乏理论的介入，便会使自己的研究处于一种疲弱的展现状态，因此在翻译史研究中，如何运用既成的理论或翻译理论，也便成为一道需要主动迈过的“槛”。
以目前对《聊斋志异》及其他汉籍外译的研究看，一些年轻学者往往多会预先去寻找到一个理论基点，并据之作为撬动史料的杠杆。
与之有别，我们似乎很难在增强的著述中找到这样一个定点，即他不是从某种先在的“预设”（presupposition）而是从规定的“情境”（conjuncture）入手，来面对与处理各种史实的，因此而在解析诸如翟理斯、邝如丝、张心沧、闵福德等译本时，并不拘泥于一套规定的格式，而是不断变换视角，从自己的学理性判断与对象的实际情况出发，或涉及文本的移码、译风、意图、性别观，翻译策略、注释方式、本事考等，或述及译本的跨文本性、期待视野等，并随机概括出一些具体的翻译经验，或更为细小化的“理论要素”，因此而能避开那些机械的套路、平面的叙述，给出切实可信的结论。
《聊斋志异》世界语译本
这种“经验主义”式的研究，也表现在对互证法的较为频繁的使用中，其中包括不同译本之间的互证，译本与原著之间的互证，以及译本与研究之间的互证等，由此而使各种不同层次与区间的文本能够处于某种话语的对流之中。这项工作做起来当然有很大的难度，既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也需要对原著能够吃深吃透。
就特点上来看，值得一提的还有，这部著述虽然是以对翻译史内在理路的疏解为主题导向的，但也设置了一个“出乎其外”的思路。
这种外部性的视角似乎被安插在一个可随时起用的位置上，有时是以直呈的方式表达出来，有时则隐隐地蠕动在叙述的背后，为此而也使得我们所看到的这项研究常常能有意识地跳出历史行进的自然节奏，从一个“今天的译者”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过往的译者”，将对历史的研究与今天的思索衔接起来。作为学者的一种自我期许，固然是无可非议的，也有其自身的价值。
《聊斋志异之胭脂篇》德文译本
这部著作的可圈可点之处，并不限于以上所述。当然，这并不等于我对书中所持的观点都是赞同的，既然如此，则也有必要将增强既已标举的“批评性对话”置于未来的面向上，以便能在一种“批评性延宕”中去发现其他阐释的可能性。想必，增强对我的这一提法也会颔而认之的吧？
黄卓越
2019年春于北京西郊
[1] 从大的方向上看，此也与彼时在精英知识层面上如伏尔泰对“风俗论”观念、赫尔德对“文学民族主义”“民间化”的倡导等相关，由此而在欧洲形成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时代思潮，虽然表达与表述形式会有所不同。此种知识对象的下移进程，在后来又催发了“民族志”这一学科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