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楚炎：荀玫原型为袁枚考
荀玫是《儒林外史》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在小说的第二回荀玫便已出场，在第七回，荀玫的故事集中展开。而此后，虽然荀玫再没有直接露面，但在第十七回、第二十二回、第二十七回、第二十八回、第二十九回、第三十回、第四十六回，荀玫却以匾额题名以及被人谈论等多种形式出现在小说中。
清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
一方面，与荀玫有关的情节前后连缀，构成了一部可以几乎横贯小说始终的“荀玫传”；另一方面，这些与荀玫有关的情节又以草蛇灰线的方式勾连起小说中的诸多故事和人物。因而，荀玫固然是小说的一个主要人物，却也是一个颇为特殊的主要人物。
和小说中的很多人物一样，荀玫应当也是以原型为基础塑造出来的小说人物，对于这一点，学界并无异议。但关于荀玫的原型人物究竟是谁，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最早提到荀玫原型人物的是同治八年（1869）金和为《儒林外史》所写跋语，在提供了诸多原型人物信息的同时，金和也提及了“荀玫之姓苟”[1]。
此后，在光绪三年（1877）天目山樵为《儒林外史》所做的识语中则说：“荀玫姓苟，疑是姓卢，盖用卢令诗意”[2]。
而在平步青的《霞外攟屑》卷九中，在列举了金和所说的“荀玫为苟某”之后，又沿用了天目山樵的说法：“评本云云，似指卢雅雨”[3]。
“苟某”是否真有其人，据现有研究仍不得而知，且这一说法似乎从未得到过学界的重视，并被认为是“错误的说法”[4]，而“似指卢雅雨”之说则被诸家所接受。
《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
卢雅雨，也便是曾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在何泽翰所著的《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一书中，便认为“这一说很可信”，并通过行迹与小说情节的比对，认为卢见曾事“均与《儒林外史》所写荀玫的事相合”，“荀玫的原型即是卢见曾”[5]。
在李汉秋所编的《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中，则认为“《儒林外史》中季苇萧在扬州依盐运使荀玫，颇似李葂与卢见曾的关系”[6]。
从《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一书的体例来看，其第一编《重要人物考实》是以小说人物的出场顺序为序进行讨论。因此，在《重要人物考实》所涉及的小说人物中，荀玫应当是第一个被讨论到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何泽翰虽然认同“似指卢雅雨”之说，并且试图通过比对证明这一说法，可何先生却并没有将荀玫放在第一个，甚至没有单列出荀玫进行讨论，而只是将荀玫附在了季苇萧的后面，这显然是因为卢见曾是由季苇萧的原型人物李葂推论而出。
也便是说，其确实性其实还有待进一步的证明，而这或许也是李汉秋只是指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并没有明言荀玫的原型即是卢见曾的原因所在。
正由于有关荀玫的原型人物存在着异说且并非完全确定，因此有必要在前人讨论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考证和辨析，既考察荀玫的原型人物，同时也探讨由此引发的相关议题。
卢见曾编《国朝山左诗钞》
荀玫“似指卢雅雨”之说之所以被接受，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卢见曾与吴敬梓存在着较为密切的交往。
两人之间的相识或始于卢见曾任江宁知府时。而“吴敬梓早年出游淮扬，就曾得到卢见曾的赀助”[8]。
乾隆五年（1740），卢见曾获罪，被遣戍塞外边地的军台效力，士人高凤翰等人绘了一幅《雅雨山人出塞图》为卢见曾送行，有近二十位士人为此图题诗，其中便有吴敬梓所写的《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一诗[9]。
乾隆十九年（1754），卢见曾再任两淮盐运使，吴敬梓来到扬州，“盖依老友卢见曾”[10]。而在此年十月，吴敬梓病逝于扬州之后，王又曾“告转运使卢公，敛而归其殡于江宁”[11]。
可以看到，吴敬梓与卢见曾之间交往密切。而据现在已发现的原型人物可知，很多原型人物都是吴敬梓身边的朋友，吴敬梓完全有可能将熟识的卢见曾也写进小说。
其次，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关系也将这一原型人物指向了卢见曾。
在《儒林外史》第二十八回，季苇萧称荀玫为“年伯”，并说荀玫送了他一百二十两银子，且让他在“在瓜洲管关税”；在第三十回，鲍廷玺也称季苇萧曾被荀玫照顾了“几百银子”；在第四十六回，据季苇萧所说，由于厉知府是荀玫的门生，因此邀请季苇萧担任他的幕客[12]。
卢见曾补传《感旧集》
从这几处可以知道，季苇萧曾得到荀玫的颇多帮助和关照。季苇萧的原型是吴敬梓的好友李葂。而李葂与卢见曾之间的关系恰恰也是如此：卢见曾非常赏识李葂的诗才，不仅出资帮助李葂刊刻其诗集《啸村近体诗选》，还曾推荐李葂参加乾隆元年（1736）的博学鸿词之试[13]。
而何泽翰也正是“证以卢见曾（雅雨）和李葂的关系”，因此判断《霞外攟屑》“似指卢雅雨”之说“很可信”[14]。
再次，卢见曾的某些行迹与荀玫相合。与荀玫一样，卢见曾是二甲进士；荀玫曾任两淮盐运使之职，卢见曾同样曾任此职；荀玫由于贪赃被拿问，卢见曾亦曾获罪被遣戍塞外。而这三件事的相合，也成为何泽翰认为荀玫“似指卢雅雨”之说很可信的主要证据。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以上三点似乎都无疑义，但在以上三点之外，荀玫和卢见曾之间却同时还存在着巨大的裂隙。
其一，据其他原型人物可知，在小说人物和原型人物的姓名字号之间会存在某种联系，也便是金和所说的吴敬梓会用“或象形谐声，或廋词隐语”[15]的方式，在原型人物姓名字号的基础上形成小说人物的姓名字号。而这也是此前学界在考论《儒林外史》原型人物时异常关键的一个方面。
但就此而言，在荀玫和卢见曾之间却建立不起任何联系。天目山樵认为荀玫原型姓卢，“盖用卢令诗意”[16]，“卢令”应指《诗经·齐风》中的《卢令》一诗：“卢令令，其人美且仁。卢重环，其人美且鬈。卢重鋂，其人美且偲。”
卢见曾辑《雅雨堂丛书》
而从这首诗中也看不出“荀”与“卢”有何联系。就名号而言，荀玫在小说中只有姓名而已。卢见曾，字抱孙，号澹园，别号雅雨山人，两者之间亦无关联。在荀玫和卢见曾的姓名字号之间全无联系，这在已知的原型人物中极为罕见。
其二，两者之间事迹的相合多集中于荀玫这一人物的后半段，也便是荀玫已然退场，只是凭借言传状态出现在小说中的阶段。
而倘或将荀玫做整体性的统观，特别是细观荀玫出场露面的相关情节，则会发现其与卢见曾有极多的不合之处。在上面所举相合的三件事中，真正足以为据的是荀玫所任的两淮盐运使之职以及因贪赃被拿问。除此之外，荀玫与卢见曾之间的差异则十分明显。
在小说中，荀玫的父亲荀老爹先于荀玫出场，虽然相对说来荀老爹“穿齐整些”，且看似“田地又广，粮食又多”，但也只是薛家集上的一个普通百姓而已。
而在荀老爹故去之后，“家里田地渐渐也花费了”，荀家也堕入贫寒的境地，从“荀家把这几十吊钱赎了几票当，买了几石米”[17]可知，荀玫一家平时只能靠典当维持生计。
而卢见曾的卢氏家族则是德州的望族，其父卢道悦是康熙九年（1670）的进士，曾任陇西县令、偃师县令等职[18]。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
在第七回，小说叙及荀玫是一个“清秀少年”，范进也称他为“少年才俊”。据小说叙述可知，在第二回荀玫初登场时只有“七岁”，此时王惠则是“约有三十多岁光景”[19]。而在两人同榜登科时，王惠是五十岁[20]。
据此推算，时间最多过去了十九年，荀玫的年纪至多不会超过二十六岁。因此，从科名的角度说，荀玫在小说中最重要的身份也便是“少年”进士，这与荀玫的两位老师周进与范进出场时都是老童生，最后通过科举考试成为的“老进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卢见曾在康熙六十年（1721）成为进士，此时他三十二岁，虽然成名也不算晚，但和小说中的荀玫比起来，却不可同日而语。
荀玫是在进学成为秀才之后，在来年的录科中“取了第一”[21]，并由此一连通过了乡试、会试和殿试，成为进士，他科举之途的早达和坦荡在整部小说的人物中也几乎是首屈一指的。
而卢见曾则是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成为秀才，康熙五十年（1711）考中举人，此后一连经历了三次会试落第，在康熙六十年（1721）的时候才考中进士[22]，科举征程的的时断时续也与荀玫的一马平川大为不同。
从以上对举可以看到，在家世、家境、年岁、科名等诸多方面，卢见曾都与荀玫有显见的差异，并且这些差异都发生在人物形象极为关键的地方：
卢见曾雅雨堂刻《易传》
荀玫就是以一个普通乡民之子的身份出场，在贫寒的境遇中却凭借科举考试成为春风得意的早达者。而倘或抹平这些差异，荀玫也就不再是我们看到这个人物。因此，很难想象吴敬梓是以在这些方面全然不似的卢见曾为原型，塑造了荀玫这一形象。
事实上，这里有必要分清“原型人物”和“本事人物”。刘勇强先生便认为在“不少本事研究实际上被等同于人物原型研究。这两者虽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从总体而言，本事研究更关注的应是事迹或情节，而原型研究更偏重人物身份、样貌、性格，间或顾及其关系、经历等”。
而对于在原型和本事使用方面“堪称代表”[23]的《儒林外史》而言，这一问题又格外突出，因此也便有更为细致地分辨“本事”与“原型”的必要。
在《儒林外史》的人物写作中，作者会以某个人物为原型塑造小说人物，但与此同时，作者往往又会将其他一些人物的行迹带入进来，附着在小说人物的身上，这两者之间显然是有所区别的，只有前者才是小说的“原型人物”，而后者则可以被视为“本事人物”。
对于小说人物的塑造来说，原型人物与本事人物应有主次之分，即以原型人物为主，本事人物为次。
可从研究的角度来看，由于受到掌握材料的制约，又往往难以区分主次，因此也便很难清晰辨别谁是原型人物，谁又是本事人物。
吴敬梓塑像
可对于《儒林外史》来说，问题则没有这么复杂，因为原型人物往往有一个明显的标志，这便是前面所说的原型人物和小说人物在姓名字号之间的关联。吴敬梓通过这些关联透露了原型人物的信息，并显露出初始的创作意图和笔锋所指，而这些关联也自然可以成为我们考辨原型人物的重要线索。
因此，从与作者吴敬梓的交往、小说人物的关系、人物与小说情节的对应等方面可以看出，吴敬梓应当是将卢见曾的某些行迹写入了小说，并附着在荀玫这一人物的身上。
但从两者之间事迹的诸多不合，尤其是姓名字号全无关联又可看出，在荀玫原型和卢见曾之间难以画上等号。从这一意义上说，卢见曾应是荀玫这一人物的本事人物，却并非原型人物。
以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为例，我们也能看到本事人物和原型人物的差别。匡超人是以吴敬梓之友汪思迴为原型塑造的小说人物，在两个人物之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姓名的联系：
匡超人姓匡名迥。“匡”与“汪”是同韵谐音，且字形相近，而“迥”与“迴”更是形近[24]。而在姓名的关联之外，无论是选家的身份，还是曾经编选的科举用书，乃至科名、人物关系、籍贯等，汪思迴的诸多行迹都被写入小说，成为匡超人身上颇为重要的人物特性[25]。
连环画《匡秀才》
但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汪思迴之外，吴敬梓同时还引入了好友宁楷的一些事迹融合在匡超人的身上：
匡超人以拆字少年的形象出现在《儒林外史》中，这来自宁楷的真实人生：由于家贫，宁楷在十四岁时就不得不辍学，“卖卜于市以供菽水”。而宁楷开始为士大夫所知并走上成名之路也与匡超人一般无二：宁楷虽然家贫，却“日夜读之无倦”，“乙卯秋，江宁令张公嘉纶折柬相邀，府君莫知其从来。既往谒，乃知昨夜读书，有客扣门闲话而去者，公也”。
正是在江宁县令张嘉纶的赏识和帮助下，宁楷才得以进入钟山书院并最终“成就学问，名震于时”[26]，在《儒林外史》中，匡超人便是由于夜读受到知县李本瑛的赏识，并在其提携之下考取秀才。此外，从现有资料看，汪思迴并无“孝子”之名，而宁楷则是其朋友公认的孝子[27]。
从以上列举可以看到，匡超人身上兼具汪思迴和宁楷两人的行迹，但对于匡超人而言，宁楷只是他的本事人物，汪思迴才是他的原型人物。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做进一步的探讨可以发现，作为本事人物的宁楷之行迹都用于性格转变前“孝子”阶段的匡超人，而逐渐堕落的匡超人基本上则多与汪思迴的生平行事相符合。
连环画《匡超人变质》封面
也便是说，吴敬梓将本事人物的行迹用于前半段的匡超人，同时又将原型人物的行迹用于后半段的匡超人，而人物塑造的重心则在后半段，也便是以原型人物为基础完成的人物塑造。
匡超人的人物塑造方式，以及体现在其中的原型人物和本事人物的差别对于荀玫原型人物的考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本：
荀玫的后半段与卢见曾行迹相合，而人物塑造重心所在的前半段则与卢见曾大不相合，这也就意味着在本事人物卢见曾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型人物，荀玫这一人物的前半段应当就是在此原型人物的基础上塑造而成的。
根据现在已发现的《儒林外史》中的原型人物，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即这些原型人物或是吴敬梓的友朋，或是与其友朋有交往。
前者在已知的原型人物中占据了绝大多数，而后者则较少——如向鼎之原型商盘、王玉辉之原型汪洽闻等都可归入其中。
但即便是后者，也是据现有资料，尚且没有发现他们与吴敬梓有直接的往来，但实际上由于所处时段、活动区域都相合，且彼此之间有共同的朋友，在这些原型人物与吴敬梓之间或许也存在着相当大的交往的可能性。
换言之，已发现的原型人物形成了一个原型人物圈，这个原型人物圈既与吴敬梓的交游圈关系极为密切，同时也基本在吴敬梓所能接触到的士人圈内，而这也为我们对于其他原型人物的考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叶衍兰绘袁枚造像
吴敬梓于雍正十一年（1733）从全椒移居南京，此后“四方文酒之士走金陵者，胥推先生为盟主”[28]，而在当时的南京，还别有一个“盟主”，此人便是袁枚。
乾隆七年（1742）及九年（1744），袁枚曾两次游历南京[29]，乾隆十年（1745），袁枚担任江宁知县之职。乾隆十三年（1748），袁枚“以三百金购得江宁隋氏废园，易名随园”，并于此年辞官，“解组归随园”[30]。
吴敬梓与袁枚都是当时南京城中交游甚广且颇具声名的士人，在吴敬梓和袁枚之间也有很多共同的友朋：程廷祚、樊明征、程晋芳、卢见曾、郑江、戴瀚、杨绳武、朱卉、宁楷、汪思迴、徐紫芝、周榘、李葂、陶湘、陈毅、江昱、杨凯、严长明、涂逢豫、金兆燕、王又曾等，这些士人都与吴敬梓有较为密切的交往，也与袁枚保持着交谊。
并且在这些士人中，程廷祚、程晋芳、严长明等既是吴敬梓的挚友，同时也与袁枚最相契厚。因此，吴敬梓和袁枚其实都存身于一个由彼此之间共同的友朋所组成的士人圈中。
此外，从原型人物的角度看，在两人共同的友朋中，至少程廷祚（庄绍光之原型）、樊明征（迟衡山之原型）、郑江（周进之原型）[31]、宁楷（武书之原型）、李葂（季苇萧之原型）、汪思迴（匡超人之原型）、杨凯（汤镇台之原型）、朱卉（牛布衣之原型）等人都被作为原型人物写入了小说，如果再算上与袁枚交游频繁的商鼎（向盘之原型），以及袁枚曾为之写序的王藻（杨执中之原型），这些友朋又以可观的数目构成了原型人物圈中的重要部分。
这也就意味着，无论从交游的角度看，还是从已知原型人物所组成的士人圈来看，袁枚都是探讨原型人物时不容忽视的一个人物
《随园全集》
“袁枚字子才，小字瑞官，号简斋，又号存斋，世称随园先生”[32]。在《儒林外史》中，荀玫只有姓名，却别无字号。袁枚之“枚”与荀玫之“玫”恰为同音，且字形相近。而袁枚的小字瑞官之“瑞”与荀玫之“玫”也偏旁相同。
不仅是名字上的联系，在姓氏上也是如此。在谈论史书时，论者往往以“荀袁”并称，便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言“而编次总括乎荀、袁”，下有小注：“荀悦《汉纪》三十卷，袁宏《后汉纪》三十卷，皆易纪传为编年”[33]。
荀悦所著的《汉纪》与袁宏所著的《后汉纪》，和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一样，在有关汉代的史籍中是最重要的著作，但与《汉书》、《后汉书》所采用的纪传体不同的是，《汉纪》与《后汉纪》所采用的都是编年体，这也是为何论者往往会如同“班范”一般，亦将“荀袁”并称的原因。
对于清人来说，“荀袁”是他们非常熟悉且常用的词语。在宁楷所写《挽吴赠君敏轩四首》其四中有“可惜雕龙未有终”之句，下有小注“赠君方著《史汉纪疑》，未毕”[34]，可见对于熟知汉代史籍的吴敬梓而言，“荀袁”亦会是信手拈来的词语。
而在袁枚友朋的著作中也经常会用及“荀袁”。如厉鹗便有“夫班、范两史，荀、袁两纪之所载，其功德炳焕于简册者”[35]之语，杭世骏在《史论》一文中也说道：“荀袁纪东西汉之始终”[36]。
由于“荀袁”并称且是熟典，因此，在当时的语境中，倘或看到“荀”，时人也自然会联想起“袁”。
荀玫是山东兖州府汶上县人，倘或仅从这一点来看，似乎荀玫的籍贯也受到了本事人物卢见曾的影响，因为卢见曾便是山东德州人。
《儒林外史》邮票
但需要注意的是，《儒林外史》小说人物的籍贯多与原型人物有别，特别是小说上半部的主要人物则更是如此。吴敬梓往往会对原型人物的籍贯做较大的调整，跨越其原本所在的省份，形成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籍贯。
例如冯祚泰是安徽滁州人，在小说中马二先生则是浙江处州人；王藻是江苏苏州府吴江县人，其小说人物杨执中则是浙江湖州府德清县人[37]；李本宣是江苏扬州府江都县人，而以其为原型塑造的小说人物蘧公孙则是浙江嘉兴府人[38]；汪思迴是安徽省池州府东流县人，匡超人则是浙江省温州府乐清县人。
因此，卢见曾与荀玫都是山东人，非但不能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参之以小说中的叙述通例，还降低了卢见曾是荀玫原型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儒林外史》中，周进与荀玫既是师徒，也是同乡。周进的原型人物郑江是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而虽然在袁枚的籍贯上存在“钱塘”、“仁和”两说[39]，但无论是钱塘还是仁和，都属杭州府，从籍贯上说，袁枚与周进的原型人物郑江也恰是同乡。
在小说中，年已五十的王惠与二十多岁的荀玫一起考中进士，成为同年，而这显然是三十多岁的王惠在初见当时只有七岁、刚刚开蒙上学的荀玫之际万万不能相信的事情。
袁枚书对联
而相类的事情在袁枚的身上也曾经发生过，康熙六十一年（1722），七岁的袁枚拜三十七岁的童生史中（字玉瓒）为师[40]，但史中此时肯定也不会料到两人竟会一起成为秀才：师生二人于“雍正丁未，同入学”[41]，在两人同时进学之时，“时枚年十二，而先生年已四十二矣”[42]。
荀玫在二十多岁的年纪和时年五十、“须发皓白”的王惠同榜成为进士，借这一悬殊的年纪所显出的“年少”是荀玫的突出特征。
对于袁枚来说，“年少”也正是其追求科名的过程中为旁人所钦羡、并为自己所自诩的重要一端。乾隆元年（1736，当时只有二十一岁的袁枚受到广西巡抚金鉷的举荐进京应博学鸿词之试，
乾隆元年，余与翰林前辈吴㯶坪先生同受广西金中丞知，荐鸿博。入都时，先生鬓发全白，而余一领青衿，年才弱冠，同试保和殿上。[43]
在“鬓发全白”的吴㯶坪的衬托之下，袁枚的“年才弱冠”无疑显得更为惹眼。事实上，此次博学鸿词之试的应征者多为“老师宿儒”，因此，当金鉷专门写了一道章奏推荐袁枚“称某年二十一岁，贤才通明，羽仪景运，应此选克称”时，“天下骇然，想见其人”[44]。
不仅是袁枚所自诩的“二十华年海内惊”[45]，当袁枚来到京师时，他也确实是所有应征者中最为年少的一个，为此袁枚写下了《同一百九十三人试博学鸿词于保和殿下时班中无弱冠者诸王公都来疑年口号以对》[46]之诗，其《随园诗话》中也道：“乾隆丙辰，召试博学宏词……二百人中，年最高者，万九沙先生讳经；最少者为枚。全谢山庶常作《公车征士录》，以先生居首，枚署尾”[47]。
而在其友朋杭世骏、周大枢、张凤孙、胡天游等人的诗文中也屡屡言及此次博学鸿词的考试中袁枚最为年少[48]。
《随园三十种》
在《儒林外史》中，荀玫一连通过了乡试、会试和殿试，联捷成为进士，如前所论，中进士时，其年纪至多不会超过二十六岁。乾隆三年（1738），袁枚在北京考中举人，乾隆四年（1739），联捷成为进士，当时的袁枚只有二十四岁。
需要注意的是，小说中有一处记叙：荀玫“匆匆进京会试，又中了第三名进士”，此后“传胪那日，荀玫殿在二甲”[49]，两相对读，中间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即通过会试后，荀玫并不是“进士”，而只是“贡士”，只有“殿在二甲”之后，才能称进士，因此，这里的“第三名进士”应当有误。
而微妙的是，所谓的“第三名进士”与“殿在二甲”也正与袁枚的科名相仿佛，袁枚在殿试中被钦点为二甲第五名进士，并因此写有“我愧牧之名第五”[50]的诗句。
不仅是“少年才俊”，在写到荀玫时，小说还特意称其是“清秀少年”[51]。而其时袁枚恰恰也是“长身鹤立，风姿绝佳”[52]的少年。
可以与之对比的是，就形容而言，卢见曾则大为不如，由于他“长不满三尺”，因此“人呼矮卢”[53]，并与同样“长不满三尺”的杭州太守李慎修有“‘两短人’之号”[54]。
袁枚款寿山石印
在中进士为官后，由于其母过世，荀玫不得不从京城回乡守制，而在回乡治丧之时，“一连开了七日吊，司、道、府、县，都来吊纸。此时哄动薛家集，百十里路外的人，男男女女，都来看荀老爷家的丧事”、“整整闹了两个月”[55]，虽是丧事，却办得极为热闹，对于出身贫寒的荀玫来说，是一次异样的衣锦还乡之旅。
而袁枚在中进士后，同样有一次热闹而显赫的归乡之旅。乾隆四年（1739）冬，当时已成为翰林院庶吉士的袁枚“乞假归娶”，“得准，将赴佳期，赋诗留别诸同年，一时和者如云。子才集诸诗为一册，并绘《恩假归娶图》纪之”[56]，从袁枚所写的“多感群仙送暮云，真珠密字赠纷纷”[57]中，可以想见当时返乡送行的盛况。
事实上，便如王文治诗中所言：“即如科名人共羨，登科归娶谁弗愿。稗官院本作常规，求之史册岂数见”，虽然翰林回乡归娶是小说、戏曲的故套，可在现实中却并非常见之事，正所谓“馆阁百年惟五人”，据王文治自己所做的注释，百年间也不过“公与史文靖相国、秦芝轩开府、祝芷塘侍御、李松云太守”[58]五人而已。
对于百年间曾回乡归娶的翰林，祝德麟另有一说：“百年已来，词馆恩假归娶余所知者：溧阳史文靖公，华亭张文敏公，静海励衣园侍郎，无锡嵇相国，秦芝轩开府，李松云太守，简斋及余八人而已”[59]。
钱慧安绘随园老人像
但无论是五人抑或八人，翰林回乡归娶之事都鲜见到屈指可数，对于“年少才绝奇”[60]的袁枚来说，这也无疑更增加了其以翰林之尊返乡的光耀程度。颇具意味的是，袁枚此次的返乡，也不止是归娶而已，他一路南行，于乾隆五年（1739）回到杭州成婚。
婚后，袁枚还曾“往拜祖坟，以未及奉养祖母为恨”[61]，对于未能报答对自己疼爱有加的祖母柴氏的抚育之恩深以为恨。此外，对于同样有抚育之恩、并与他情同母子的亡姑沈氏，袁枚或也有改葬之举[62]。
如前所说，荀家颇为贫寒，在荀玫进学之前，只能靠典当维持生计，王惠也因此称荀玫为“是个寒士”，并在荀玫回乡之后“共借了上千两的银子与荀家”[63]助其完成丧葬之事。
而袁枚也出生贫寒，其诗文中所言的“家贫”[64]、“吾少也贫贱”[65]、“余幼时家贫”[66]、“寒家贫甚”[67]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正是因为“惭愧少年贫里过”，因此袁枚“无力早娶”，一直等到成为翰林之后才能成婚。而据《诸知己诗》其五“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公嘉淦”：“我来温卷时，春风吹满面。已助阮修婚，更作正平荐”可知，便如同《晋书》中的阮修曾受到王敦等人的资助成婚一样，在袁枚成婚的过程中，“其时孙嘉淦或亦有资助之举也”[68]。
《小仓山房文集》
综上所述：
从名字上说，“玫”与“枚”同音且形近，“玫”与袁枚的小字“瑞官”之“瑞”也偏旁相同；
就姓氏而言，由于“荀袁”并称且是熟典，因此在时人的眼中，“荀”与“袁”其实是相互之间可以自然勾连的姓氏；
从地域的角度看，荀玫与周进同乡，都是山东兖州府人，而袁枚与周进的原型郑江都是浙江杭州府人；
七岁的荀玫与三十多岁的王惠日后同榜考中进士，而七岁的袁枚同样与三十七岁的老师史中在五年后同时考取秀才；
二十多岁的荀玫与须发皆白的王惠成为同年，衬显出的是荀玫的年少，而在袁枚被举荐应博学鸿词之试时，相形于“鬓发全白”的吴㯶坪，以及其他所有应征者的“老师宿儒”，二十一岁的袁枚的年纪最少则为世人所铭记；
据小说相关叙述可知，荀玫成为进士时年纪至多不过二十六岁，袁枚则于二十四岁时成为进士；
荀玫曾联捷考中“第三名进士”，并殿在二甲，袁枚也是联捷，在殿试中获取的名次则是二甲第五；
荀玫是一个清秀少年，袁枚则是风姿绝佳的少年；
袁枚手迹
在为官之后，荀玫曾从京城回乡，虽是治丧守制，却颇为隆重显赫地实行了一次还乡之旅，而在成为翰林之后，袁枚也曾从京城返乡，既是归娶，同时也祭拜祖坟，并或有改葬亡姑之举，且回乡的过程同样显赫而热闹；
荀玫是一介寒士，由于得到王惠的资助才能完成回乡的丧葬之事，袁枚同样家境贫寒，在返乡成婚的过程中应当也得到了孙嘉淦的资助。
由以上列举可见，在荀玫与袁枚之间存在着极为绵密的联系，小说中荀玫的原型人物应该就是当时在士林中鼎鼎大名的袁枚。
对于袁枚与《儒林外史》之间的关联，此前学界也曾有关注，并认为这一关联主要体现在小说第四十一回在沈琼枝故事中出现的江宁知县身上。
在何泽翰的《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之“沈琼枝”一条中，所附的便是“某知县”，并通过小说相关叙述和《随园诗话》卷四张宛玉一则的对比，认为“所写的知县即是袁枚”[69]。
在李汉秋所编的《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之“江宁知县”一则中，也认为“江宁知县即用袁枚事”[70]。
《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
在陈美林的《吴敬梓评传》中则认为在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过程中，“就曾采撷与袁枚有关涉的一些‘时事’写入作品中去”，并以杜少卿赞扬萧云仙的“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乃化用袁枚相关轶事以及沈琼枝故事为例，证明这一观点[71]。
商伟亦认为在“处置沈琼枝案的县令与处置张宛玉案的袁枚之间”要建立“对应关系”[72]。
近来，郑志良发现了宁楷所写的《避雨文木山房赠茸城女子歌》以及吴敬梓的佚诗《后新乐府》之《茸城女》等材料[73]，根据这些材料，井玉贵认为“《外史》中审案的江宁知县，无疑就是袁枚”[74]。
由此可见，袁枚其实一直在《儒林外史》的研究视野之中，并且也被视为小说的原型人物。虽然从人物形象上说，江宁知县在小说中并不重要，但借由这一人物所形成的袁枚与小说人物的联系却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换言之，袁枚有充分的可能性被写入小说，而这也为袁枚就是荀玫的原型人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佐证。
因此，与吴敬梓以宁楷作为原型人物塑造了武书，但同时又将宁楷的某些行迹融入匡超人这一人物相类，吴敬梓应是既以袁枚为原型塑造了小说中的荀玫，同时又将袁枚审张宛玉之事附着在了江宁知县的身上。
被学界关注的不仅是袁枚与小说的联系，还有袁枚与吴敬梓之间的关系。
程十发绘吴敬梓
如前所论，吴敬梓与袁枚都是南京城中交际颇广的文人，且都存在于由彼此之间的诸多共同友朋所组成的士人圈中，两人之间完全应当存在交游。
戴瀚《雪村编年诗賸》卷十二有《芦渡园消寒小集励行南招同吴蒙泉龚退庵冯粹中吴敏轩朱草衣宋润九涂长卿沈廋岑樊圣模顾秋亭即席各赋次仲弟粒民韵四首兼呈徐药川顾秋庭程绵庄》一诗，论者便认为“据此可知，其时朱卉与吴敬梓、涂逢豫、樊明征等人曾于金陵芦渡园作消寒会。则袁枚或亦与之有过从。”[75]
退一步言之，即使吴敬梓与袁枚从未见面，由于两人有诸多共同的友朋，且一些朋友对二人而言都是无话不谈的密友，他们也会通过友朋听到彼此的声名。
在二人共同的挚友中，程晋芳是一个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程晋芳与吴敬梓、袁枚二人都是过从甚密的至交，亦是因为程晋芳多次提及了《儒林外史》，这在吴敬梓的友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乾隆四年（1739）袁枚与程晋芳结交于淮安[76]。乾隆六年（1741），吴敬梓与程晋芳结识，此年冬，“应程晋芳邀请，至其家，‘与研诗赋，相赠答，惬意无间’”，一直到乾隆七年（1742）春初，方“从淮安程家回南京”[77]。
而在乾隆十七年正月（1752），“程晋芳以应乡试来江宁，到访随园。子才出所藏奇书，互通有无，更示以手编志怪之作”[78]。也正是在程晋芳来南京的这段时间内，吴敬梓“偕严东有往访。从此，风雨晨夕，无不聚会，频蜡雨屐，鼓棹烟水，酌酒破愁，赋诗取乐，极尽生平之欢。”[79]
《吴敬梓诗传》，李汉秋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年7月版。
由此可以看到，袁、程二人之间的结识与吴、程二人的结识时间相近，且无论是淮安，还是南京，袁、程以及吴、程之间都有极为密切的交游，因此，很难想见袁枚与吴敬梓从没有自共同的至交程晋芳那里听到对方。
事实上，袁枚与程晋芳常“剪灯对数海内人物”[80]，对此，还可参阅程晋芳所写的《望奎楼偶稿序》：
曩余与钱唐袁子才尚论海内文人，统存殁计之，才得六十余辈。余与子才交游最广，自谓此外当无复有人，有则必识之也。[81]
由此可以看到，即使吴敬梓与袁枚并不相识，以程晋芳与吴敬梓之间的交情，在程晋芳与袁枚在纵论海内文人时，也定会说及吴敬梓，反之，程晋芳在与吴敬梓交谈时也理应同样会说到袁枚。
也便是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至少以程晋芳为中介，吴敬梓与袁枚都应知道对方。
但奇怪的是，从情理上说，既然在吴敬梓与袁枚之间有诸多共同的友朋，其中也包括程晋芳这样无话不谈的挚友，两人理应有交往或至少彼此互闻，可据现有资料来看，非但两人的诗文作品从未提及对方，也找不到任何两人存在交游的文献。
《续新齐谐》
论者因此将吴敬梓与袁枚之间的关系视为“关心和研究吴敬梓及其《外史》人的一个谜。同时，也成为研究袁枚及其著述人的一个谜。”[82]
这个“谜”曾得到学界的热议。李汉秋在《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一书中便认为“吴、袁两人的集子中却见不到对方的名字，估计两人曾发生龃龉”[83]。
在《儒林外史研究纵览》中李汉秋亦认为“从种种迹象来看，吴敬梓与袁枚很可能发生过‘龃龉’”[84]。
而在孟醒仁、孟凡经所著的《吴敬梓评传》中，则明确认为两人之间的互不提及应是由《儒林外史》所引发的：“袁枚正式看到脱稿后的《外史》，大概在他辞官退隐南京的时候。因袁氏大发反对议论，闹了一场风波。”
对于袁枚为何竭力反对《儒林外史》，孟醒仁、孟凡经认为《儒林外史》中对于八股取士的态度、将“功名”与“学问”分开、鄙薄时文士和假文士以及反对娶妾等“都深深地触怒了袁枚”。
但这些都属猜测，并无实据，为此，两位先生又举出袁枚的《答某山人书》、《寄程鱼门》、《答程鱼门》等诗文为证，认为“山人”指的便是吴敬梓，而诗中所云的“一史”则是《儒林外史》[85]。
《吴敬梓评传》
对孟醒仁、孟凡经的这一看法，晨光曾写专文进行商榷，明言“‘某山人’不可能是吴敬梓”，而“一史”也与《儒林外史》无关[86]。
此外，陈美林、杜贵晨、王进驹等也对晨光的商榷意见表示肯定。但至此之后，对于吴敬梓与袁枚之间的关系，以及两人之间互不提及的原因，却也没有更多的讨论和进展。
就此而言，从袁枚是荀玫的原型人物入手，或许可以为吴敬梓与袁枚之间交游谜题的破解提供某些关键的线索。
通过小说人物荀玫和原型人物袁枚的比对可以知道，吴敬梓实际上是用往往与“袁”并称的“荀”作为小说人物的姓氏，又采用与“枚”同音形近的“玫”作为小说人物的名，虽然“荀玫”别无其他的字号可供比对，但“荀玫”与“袁枚”两个姓名却已密切地关联在一起。
除此之外，如前所论，吴敬梓还将袁枚的籍贯、科名、形容、年岁、家境以及一些著名的轶事等都附着在荀玫的身上，这都使得两个人物之间构成了颇为绵密的联系。
因此，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很多读者应该都能看出“荀玫”影射的究竟是何人，尤其是吴敬梓与袁枚共同的那些友朋——当然也包括袁枚自己。
从人物形象上说，小说中的荀玫是一个少年进士，科举之途上的早达以及顺畅是其人生境遇中最为突出的特征。
袁枚书扇面
但除了令人艳羡的科举经历，荀玫在试图匿丧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对于孝道的背离，以及最后由于贪赃而被拿问则为这个人物笼罩了一层黝黯的灰色。这也意味着与上半部书的其他主要人物周进、范进、王惠、二严兄弟等一样，荀玫亦并非一个形象正面的小说人物，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其性情与结局的灰暗甚至掩盖住了早达科名所带来的光耀。
从本质上说，小说人物与原型人物永远不能等同，但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可能未必会持有其这样明晰的小说意识。在他们眼中，可能对于原型人物的影射就是小说人物的全部——而在被影射的人读来，或许更会如此。
所以我们不难想见袁枚在读到《儒林外史》中荀玫这一人物时的观感。考虑到在吴敬梓和袁枚之间有如此众多的共同友人，以及当时《儒林外史》“人争传写之”[87]的传播热度，特别是他们彼此之间共同的挚友程晋芳曾不止一次地在《怀人诗》（其十六）、《哭吴敏轩》、《文木先生传》等诗文中提到《儒林外史》，袁枚也应当会读到这部小说。
从这个角度说，李汉秋所提出的“估计两人曾发生龃龉”以及孟醒仁、孟凡经所认为的两人之间的互不提及应是由《儒林外史》所引发，可能正切中了两人交往的实情。
但与前辈学者所推测的状况不同的是：两人之间的交恶并非由于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写及的对于科举的反思、假名士的批判以及娶妾的讽刺等所引发，而就在于吴敬梓其实是以袁枚为原型塑造了荀玫这一人物。
《增补随园诗话》
从人物塑造看，作为主要人物的荀玫与其他主要人物也有所区别。与小说中和荀玫关系密切、并且同时出场的周进、范进、王惠等人相比，用在荀玫身上的笔墨似乎更淡一些。相形于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以及王惠附逆等经典情节，在荀玫的故事中似乎没有出现如此跌宕的情节波澜。
这种淡淡着墨的人物写作，或许也是受到了原型人物袁枚的影响：吴敬梓可能不得不考虑两人之间的诸多友朋，以及袁枚在吴敬梓所属的士人圈内的影响力，因此选择了用更为含蓄蕴藉的笔墨去塑造荀玫这一人物。
因此，我们看到的荀玫既没有夸张的言行，也没有被置于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冲突中。在荀玫故事集中展开的第七回，我们只看到一个清秀少年在迅速到达科举顶峰之后，又因为回乡守制而仓促退场。
荀玫七岁时便已出现，并在乍一出现时就被预言了日后的显达，就此看来似乎这个人物被寄予了作者颇多的深意，但其仕途的骤然中断以及匆匆归去又似乎消解了作者寄予更多深意的可能性，就在这种欲语还休的状态中，荀玫完成了自己的出场和故事。
《儒林外史会校会评》
单单只看荀玫露面时的这些表象，似乎荀玫是一个被作者宽待的人物，又或是一个没有充分达到其原初塑造目的的半成品，但实际上，作者所给予这个人物的深意也正是通过这些淡笔点染出来的。
可以看到，在七岁的荀玫一开始登场的时候，虽然没有任何的对话或是动作，但人物性情的刻画便已经开始，这主要是通过他的父亲荀老爹呈现出来的。
荀老爹所体现出的恳挚本分以及对于师道的尊重，在整体气氛浇薄而功利的薛家集中可谓一个异数，从荀老爹的身上，我们可以窥见荀玫本来的品性。而此后荀玫在贫寒的家境中与母亲相依为命，并通过一力苦读成为“少年才俊”，则是这种本性的最好显现。
但在荀玫踏入仕途之后，其品性却显露出明显的变化，在陈和甫递名帖试图拜见时，荀玫建议将他请进来“问问功名的事”，在见到陈和甫后他和王惠则都表示要“问一问升迁的事”，以此两处细节为津梁，荀玫最后的选择也便显得顺理成章：
在应当丁忧之际，他却采纳了王惠的建议试图匿丧以及夺情，其目的只是为了能尽早地“考选科、道”[88]。就如同他的迅速登科、匆匆退场一样，从一个本性淳朴、恪守孝道的少年，到蜕变为满腹功名热念、背弃孝道的小人，荀玫堕落的速度同样迅疾。
需要注意的是，荀玫在应当丁忧之际却欲图匿丧之事，在原型人物袁枚的身上并无着落。
袁枚书札
因此，有两个可能，其一，就此处情节而言，吴敬梓可能是借用了其他相关的本事材料来塑造荀玫。其二，这一笔或许是完全小说化的虚构。
事实上，就明清两代而言，自明初开始，便已“夺情纷纷,其中不乏营求者[89]，因此，这一笔既是虚构，却也反映了较为普遍的官场世情。但无论是哪种情形，结合原型人物袁枚以及小说中的叙述脉络来看，这一情节放在荀玫身上仍然有其内在的原由。
在考取翰林后，年少得意的袁枚“颇钟情于声色娱乐”[90]，而在回乡归娶时，这种得意在袁枚的整个翰林生涯中也达到了顶峰。
与之相类的是，荀玫将丁忧归乡后的丧仪办得隆重而热闹，借助于这种别样的衣锦还乡，表面看来呈现的是位于仕途低潮的荀玫，实则却凸显出一个在功名路上渐行渐远、且功名热念无比高炽的荀玫。
换言之，荀玫是以归乡的方式宣告自己对于父辈以及既往的彻底背离，这种背离与荀玫的试图匿丧异曲同工，却又更为确实。
从小说的叙述脉络来看，尽管袁枚的回乡归娶与荀玫的回乡丁忧有或婚或丧的区别，但在整个上半部的小说中，婚礼与丧礼的交替进行本身就共同形成了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在荀玫故事的前后接连写到了范进母亲的丧礼、王氏的丧礼、严监生的丧礼、严贡生之子的婚礼、蘧公孙的婚礼等，这些描写各异的丧礼和婚礼串联起了诸多的故事，也体现出“礼”在小说叙事中的特殊价值[91]。
就此而言，婚礼与丧礼的区别其实并不重要，它们共同凝聚而成的那个“礼”字才更为关键。
因此，吴敬梓有可能将原型人物袁枚的回乡归娶改写成了荀玫的回乡丁忧，但这两者的区别却并非问题的核心，更为重要的是，与其他人物的故事一样，吴敬梓运用的其实是涵盖面更为阔大、意义也更为深邃的“礼”去书写荀玫这一人物。
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儒林外史》
因此，荀玫既是一个具有独立形象价值的特殊个体，又是一个存身于全书有机的人物谱系之中并与其息息相关的主要人物。
从家世来看，荀玫突出的特点是出身贫寒，这与此后出场的同是少年的蘧公孙便有显见的不同，而与楔子部分的王冕则颇为一致。特别是在与寡母相依为命这一点上，荀玫也与王冕极为相似。
但不同的是，王冕以贫寒始、以贫寒终，在贫寒的生活境遇中却始终保持着高洁的品行，特别是对于母亲的“孝”。荀玫则在贫寒的境遇中实现了人生的奋起，但其实现奋起的方式却恰恰是王冕曾表达过质疑和隐忧的八股取士，而荀玫品行的堕落以及对于孝道的背离也恰如王冕的预言。
可以说，在楔子部分的王冕之后，正文的第一个少年寒士荀玫便以起点相似、终点迥异的另一种人生开启了全书对于士人如何对待“文行出处”的深切追问。
荀玫的特点不仅在于其出身贫寒，更在于他是一个少年进士。如前所论，与贫寒的家世相类，这点同样和原型人物袁枚有密切的关联：在乾隆元年的博学鸿词之试中，袁枚年岁最小；而在袁枚联捷成为进士时，也只有二十四岁而已。
这一“少年进士”的身份被直接引入小说中的荀玫身上，并成为荀玫最为突出的特征。同是考中进士，荀玫的年少凸显出他的一众师友周进、范进、王惠等人的“暮年登上第”，而同样是少年，荀玫的科途得意又与蘧公孙、匡超人等人在异途功名之路上的辛苦跋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江南贡院
从科举的角度说，荀玫或许是全书之中最幸运的士人，可年少登第并没有让荀玫从名利场中迅速脱身而出，相反，这反而使得荀玫过早地陷入功名利禄的泥淖中无法自拔。
因此，读者会在感叹周进、范进等人科举之路的崎岖之余，钦羡荀玫科举之途的顺达和坦荡。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周进、范进固然在科考中耗费了数十年的生命，可他们某些朴质的品性却也得以保存数十年之久。
而对于荀玫而言，速成的功名带来的则是品行的速朽，这或许也是周进、范进等人虽是晚遇却能在仕途保持令名，而年少得意的荀玫却终不免因贪赃被拿问的原由所在。
立足于小说整体性的人物设置还可以看到，在小说上半部起始部分现身的荀玫与上半部末尾部分出场的匡超人之间也产生了微妙的照应。
在各自的故事正式展开时两人都是出身贫寒的少年，两人都经历了品行大幅度的变化，匡超人显达之后对于母亲的不闻不问与荀玫在其母去世之后试图匿丧也都体现了相同的“不孝”。并且如前所论，两个人物的塑造都经历了原型人物和本事人物行迹的拼接。
而从人物关系的角度看，两人蜕变的过程也都相类：荀玫在书中有颇多的际遇：书中的两位名宦周进和范进都是他的老师，富有而“敦友谊”的王惠则是他的同年，但也就是这些高端的人际关系，促成并加速了荀玫的堕落：无论是王惠劝其匿丧以及夺情，还是两位老师周进、范进认为“夺情”之事“可以酌量而行”[92]都使得荀玫深陷名缰利锁之中。
连环画《匡超人》
对于匡超人来说也同样如此，匡超人在小说中获得了几乎是最多的知遇：马二先生、潘老爹、李本瑛、郑老爹、潘三以及杭州的一众士人等都曾真诚地帮助、提携、接纳过匡超人，但所有的这些知遇在让匡超人的生活境遇越来越好的同时，却也一步步地将他推到人性的深渊。
因此，荀玫和匡超人在上半部小说中构成了首尾呼应的两个端点，通过这两个端点，我们能够勾勒出儒林世风日下、品行堕落的集体性状貌，并能在由此及彼的纵横交错中品鉴出个体士人和整个儒林之间那种纷繁复杂但同时又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谬感。
但在诸多相类性的背后，荀玫和匡超人之间也有关键性的不同：作为终点的匡超人，其变化的过程异常显著，而作为起始点的荀玫，其蜕变的过程则更为隐晦，这既是首尾两个端点的特性使然——从隐晦到显著，是首尾两端应有的状貌，但也未必不是由于原型人物的介入所给予小说写作的别样契机。
也就是说，可能正是顾及到彼此之间在士人圈中盘根错节的各种友情，以及袁枚在士林中的现实名声，吴敬梓没有用较为浓烈显豁的笔墨去刻画荀玫这一人物。
但这种淡笔恰恰使得荀玫成为儒林集体性沉沦的一个合乎情理的端点，并以其淡而有致、隐晦曲婉的故事伏案了其后出现的士人更为显著而剧烈的品行蜕变。
连环画《周进与范进》封面
与此同时，与其他色彩更为鲜亮的主要人物周进、范进、王惠、二严兄弟、匡超人等人相比，用淡笔写出的荀玫又成为一个重要的素色人物，使得上半部书的人物谱系浓淡相间、色泽协调。
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何荀玫在退场后仍以匾额题名以及被人谈论等多种形式出现在小说中，并几乎贯穿小说的始终。
荀玫退场后的这种余音袅袅、含蓄不尽正与这一人物出场时的蕴藉婉曲相照应，而与荀玫有关的情节以草蛇灰线的方式勾连起小说由首至尾的诸多故事和人物，也正是由于荀玫的品行变化其实伏案和贯穿了整个士林的沉沦。
在这一视角的观照下，本事人物卢见曾的加入也便具有了双面的特质：
从一方面来说，将卢见曾的某些行迹融入退场后的荀玫身上，借助于这些与袁枚的经历相异的本事，可以进一步冲淡小说对原型人物袁枚的影射，这与对于荀玫的淡笔书写其实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与卢见曾相关本事的融合也使得荀玫成为交织了不同士人命运的复合体，因而进一步摆脱了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孤立状态，具有了更为深广而复杂的群体性意蕴，并最终成为了一个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小说形象。
《霞外攟屑》
综上所述，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九中所提及的荀玫“似指卢雅雨”之说存在着诸多疑问，通过卢见曾和荀玫的对比可知，两人姓名字号之间全无联系，在家世、家境、年岁、科名等诸多方面，卢见曾也都与荀玫有显见的差异，并且这些差异都发生在人物形象极为关键的地方。
因此，卢见曾并非荀玫的原型人物，而是在塑造这一人物的过程中借用了其某些事迹的本事人物。
通过考辨可以看到，在姓名字号、籍贯、科名、形容、年岁、家境、行迹等方面，在荀玫与袁枚之间都存在着极为绵密的联系，且在袁枚和吴敬梓之间有诸多关系密切的共同友朋，而其中的很多友朋都被吴敬梓作为原型人物写进了小说。
因此，袁枚应当便是小说中荀玫的原型人物。
作为原型人物的袁枚可以帮助我们破解袁枚与吴敬梓之间的交游谜题，两人之间的互不提及很有可能正是由吴敬梓以袁枚为原型人物塑造了荀玫这一人物所引发。
实际上，在袁枚与吴敬梓的彼此无视以及卢见曾与吴敬梓之间交情的生死如一之间也产生了一个有意味的对比：
和袁枚与吴敬梓的交往在文献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不同的是，卢见曾和吴敬梓的交情却始终不变：在乾隆十九年（1754），吴敬梓去扬州主要便是为了去见再任两淮盐运使之职的卢见曾，而在吴敬梓逝世于扬州之后，也正是在卢见曾的资助之下，才能“敛而归其殡于江宁”。
这一微妙的对比也从侧面说明，卢见曾并非荀玫的原型人物，而只是借用了其些许经历的本事人物。
《儒林外史学术档案》，甘宏伟、白金杰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由此我们也可以对小说中的原型人物和本事人物有进一步的认识，《儒林外史》是一部在原型和本事的使用方面显得尤为突出的小说，这也意味着对于小说中原型人物和本事人物的细致分辨显得更为重要。
而小说本身也提供了区分原型人物和本事人物的可能性：小说人物和原型人物在姓名字号上的关联便指明了相应的路径。经由对于原型人物和本事人物的分辨，我们能够更为细密地剖析小说人物层层累积的生成过程，对于人物意义的生成过程也能有更为明晰的一个审视。
借由原型人物袁枚，吴敬梓实际上是将对于年少得意的科举顺达者的观察和反思都浸透在荀玫这一人物中，并展现出少年进士荀玫与其他各类士人殊途同归的生存困境。
从人物写作的层次看，塑造荀玫所用的淡笔、含蓄以及绵长与其他主要人物均有所不同，这或许是受到了原型人物袁枚的交游与声名的影响。
《儒林外史与中华文化》
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影响之下，荀玫这一人物呈现出了有别于其他人物的韵味和特质，而经由卢见曾本事的加入，又将对于士人群体命运的赅括和隐喻融入了荀玫这一人物，荀玫也由此成为了承载小说意旨的重要伏案和贯索。
需要指出的是，袁枚与吴敬梓之间的交游谜题可以从荀玫身上得到解释，但对于两人的关系而言，还存在着诸多尚未厘清的中间环节：两人之间的交情始于何时？交恶又发生在何时？程晋芳、程廷祚、樊明征等共同的友人有无进行调解？这些友人的调解又是否使得吴敬梓对于荀玫这一人物做出了某些改变，从而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状貌？
凡此等等，既与袁枚与吴敬梓的交游相关，也与《儒林外史》的成书过程、传播过程密切相连，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以及追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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