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乐经》之有无（《乐经》探秘之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和制约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成为中国文化不朽的灵魂。而儒家经典，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始终处于思想核心和理论指导的独特位置，受到社会的尊崇。《诗》《书》《礼》《易》《春秋》这些先秦儒家薪火相传的典籍，在汉以后一直作为文化经典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研究这些经典的论著汗牛充栋，代有创获。
《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然而，同样被先秦儒家所推崇的《乐》，自汉以后就处于若显若隐、似有似无的状态，成为经学之秘，始终困扰着学术界，也影响着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
笔者不揣谫陋，尝试对此问题加以探讨，以期揭示这一秘密，促进学术界的深入思考。不妥之处，敬请批评。
儒家经典由孔子所确立。“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1]《诗》《书》《礼》《乐》并非孔子所创作，而是孔子整理并阐释的周代传留下来的文化典籍。它们后来被尊称为“经”，成为儒学教育的基本文化典籍。
如战国末年的大儒荀子便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舎也。为之，人也；舎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2]
《荀子集解》
他这里所说的需要学习的“经”，就是儒家推崇的经典，包括《诗》《书》《礼》《乐》《春秋》五种。
其实，“经”并非什么神秘的东西。东汉刘熙《释名》云：“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3]即是说，大家经常使用的重要典籍就是“经”。
因此，先秦各家都有自己的“经”，如道家有《道德经》，墨家有《墨经》，法家有《法经》。而儒家之“经”则主要是由孔子所选择并阐释的西周以来的文化典籍。
在西周，“大司乐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㲈》《大夏》《大濩》《大武》。”[4]“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5]
《乐经或问》
这说明，在孔子之前，本来就已经有《诗》《书》《礼》《乐》之教，并且有相应的教材，直到春秋时期仍然如此。
例如，春秋中期的鲁僖公二十七年（前633年），晋国“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郄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6]
这里将《诗》《书》《礼》《乐》并称，并认为懂得它们就是有德、义，可见学习《诗》《书》《礼》《乐》对于人格培养之重要，这已经成为贵族们的文化传统。
稍后，楚国贤大夫申叔时在回答楚庄王如何教育太子时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之【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7]
《国语集解》
这说明，在春秋时期的楚国贵族教育中，《诗》《礼》《乐》也是其教育内容，而《故志》《训典》等，可归入《书》类文献，应该都有相应的教材。
当然，楚国世子以及西周贵族子弟所学的《诗》《书》《礼》《乐》与孔子教育弟子的《诗》《书》《礼》《乐》虽有联系，但也有很大区别。所谓联系，是说它们一脉相承，难以做截然的分割；所谓区别，是因为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对原有文献进行了整理和加工，其面貌与此前已经大为不同。
至于楚太子所学《春秋》，应该是楚国的国史，也称《梼杌》，不会是鲁国编年史《春秋》，更不会是孔子据鲁国国史所撰的《春秋》，因为申叔时的时代要早孔子半个多世纪，赵衰则早近百年。
上述文献记载表明，儒家经典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对周代传统文化典籍的继承和发展。
《礼记正义》
儒家之“经”，向来有“六经”之说。《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8]
这里提到《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教，其所教内容即后人之所谓“六经”。有人认为《礼记》编定于汉代，因而孔子六教之说不可信。
不过，《庄子·天运》载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乆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9]
《庄子》之书多寓言，说老子与孔子共论“六经”，显然与史实不合，故后人也多不信。好在新近出土的战国楚竹书已经有六经之说，如郭店楚简有言：“《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书》，□□□□）者也；《诗》，所以会古今之诗也者；《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10]又称：“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谗谄无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11]
《郭店楚简校读记》
郭店楚简葬于战国中期偏后，与庄子同时，这说明《庄子》的“六经”之说有现实依据，只是借老子、孔子发表议论而已，不全是妄说。
既然战国时期已经有“六经”之说，《乐经》自然客观存在，不存在有或无的问题。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学界的确存在“乐本无经”的意见，而且有相当大的影响，四库馆臣即其代表。《四库全书总目》乐类总序云：
沈约称《乐经》亡于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雝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隋志》：《乐经》四卷，葢王莽元始三【应为四——引者】年所立。贾公彦《考工记》磬氏疏所称《乐》曰，当卽莽书，非古《乐经》也。）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
汉初制氏所记，葢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义至精，故尊其教得配于经。而后代钟律之书，亦遂得著录于经部，不与艺术同科。顾自汉氏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于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筝琶，亦附于经末。
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悖理伤教,于斯为甚!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12]
《四库全书总目》
细绎序言，至少包括这样几层意思：
一、乐即音乐，内含乐律、乐曲、乐器、乐人；二、由于“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因此，乐并无独立之文本；三、如硬要追寻其文本，也只有乐曲遗谱可据，此遗谱亦非圣人之经；四、乐之配经是对其特有社会效果的肯定，并非真有所谓《乐经》之书；五、后人将钟律之书录于经部，徒乱类例，“悖理丧教，于斯为甚”。六、因此，《四库全书总目》除将少量“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外，其余“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之中。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仅著录乐类正目一卷、存目一卷，而礼类则著录了正目四卷、存目三卷。
应该指出，四库馆臣对“乐”的认识与先秦儒家关于“乐”的认识完全不同，故而做出了“乐本无经”的判断。其他主张“乐本无经”的学者，大体都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其实，在儒家鼻祖孔子那儿，“乐”并不单纯指称音乐。例如，孔子说：“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13]明确说明“乐”并非只指音乐。
吴道子绘《孔子行教像》
孔子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4]显然，在孔子心目中，“乐”是比“礼”更高的人生境界，并非只是“辨律吕、明雅乐”。[15]
《礼记·乐记》很好地阐释了这种思想，如说：“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16]“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干戚之舞，非备乐也；孰亨（熟烹）而祀，非达礼也。”[17]“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向方，可以观德矣。”[18]
这些论述都意在说明，“乐”不就是简单地指称音乐。那么，儒家所说的“乐”又是什么呢？孔子为什么要弟子“成于乐”呢？
《荀子·乐论》回答了人为什么需要“乐”以及“乐”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其有云：
《孔子 孟子 荀子乐论》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导）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19]
在荀子看来，“乐”是人对快乐生活的追求，是人的情感所不能避免的。人在生活中不能没有快乐，有了快乐就会发出声音，形于动静，音乐只是这种情感的表达形式，先王制作雅颂之声是为了引导这情感的表达使其有所节制，以感动人之善心。
而节制情感表达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礼”，“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导乐也，金石丝竹者，所以导乐也，乐行而民向方矣。故乐者，治人之盛者也。”[20]
《荀子集解》
“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21]
因此，“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宻，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22]
“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敎焉。”[23]“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敎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24]
由此可见，先秦儒家所提倡的“乐”，其实是与“礼”相伴而生、相持而长的一种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就是有节制的快乐精神，而音乐只是体现这种精神的一种形式，一种媒介。
作者近照
笔者在《论周代礼乐文化的快乐精神》一文中曾指出：
周代礼乐文化经过先秦儒家的系统阐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礼乐文化之“乐”古音读“洛”、“岳”，二音分别出“喜乐”、“音乐”二义。而音乐本于人心之喜乐，又是人心之表象，还以陶铸人心为目标。因此，“乐”文化不只是关于音乐的文化，更是关于社会和谐和个人快乐的文化，其旨趣在喜乐，目的是“和同”。
而“礼”的依据主要是人的理性，所维持的是区别社会等级的资源分配，故强调“辨异”，其旨趣也包含喜乐。正如“音”“乐”是“声”的高级形态，“喜”“乐”则是“心”的和谐表达，如果概括为一种精神，那就是快乐精神。[25]
既然“乐”是指一种有节制的快乐精神，那么，“乐”就不是仅仅指称音乐，凡是能够使人快乐的都可称之为“乐”，诗歌、舞蹈是“乐”，饮宴、游弋是“乐”，学习、收获也是“乐”，“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岁有万物成熟，国有贤圣宫观周域官僚，人有言语衣服体貌端修，咸谓之乐”[26]。
《乐经律吕通释》
因此，“乐教”就不是单纯的音乐教育，而是艺术教育、文学教育、情感教育、人格教育。孔子所谓“广博易良，乐教也”，即是此意。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乐”既然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乐教”总得有个抓手，才可以进行系统的有关“乐”的教育。
包括诗歌舞蹈在内的广义的音乐教育无疑是“乐教”最好的抓手，因为“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27]，有“器”有“文”，就可以实施具体的“乐教”，培养践行礼乐文化的理想人才，不至使“乐教”流于空虚。
而“声”有“奸声”、“正声”之分，“乐”有“淫乐”、“和乐”之别：“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28]“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29]
《礼记正义》
儒家的“乐教”，就是要运用雅乐正声进行“和乐”教育，引导学子理解礼乐文化的快乐精神，养成学者的君子人格。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30]
所谓《乐经》，就是孔子“正乐”所依据的相关历史文献以及他所使用的对弟子进行“乐教”的相关乐学教材，这些教材当然是由孔子整理而确定的。正因为如此，《庄子·天运》才有“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之说，《荀子·劝学》才有学《诗》《书》《礼》《乐》《春秋》之论。这应该是基于历史事实和孔子教育实践的正确判断。
既然孔子有对弟子进行“乐教”的基础文本，那文本就应该是儒家所说的《乐经》，因此，说“乐本无经”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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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司马迁著，裴骃集解：《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二十五史》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227页。
[2]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一《劝学篇第一》，《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7页。
[3] 刘熙：《释名》卷第六《释典艺》，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91页。
[4] 郑氏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二《春官宗伯·大司乐》，《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87页。
[5]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十三《王制》，《十三经注疏》本，第1342页。
[6]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十六《僖公二十七年》，《十三经注疏》本，第1822页。
[7] 徐元诰：《国语集解》卷十七《楚语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85—486页。点校者“礼”“乐”二字未使用书名号，今据上下文义补。
[8]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十《经解》，《十三经注疏》本，第1609页。
[9] 王先谦：《庄子集解》卷五《外篇·天运》，《诸子集成》本，第95页。
[10]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第五组简文《物由望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0页。李校本“礼”“乐”“书”“诗”“易”“春秋”均未加书名号。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原题《语丛一》，原文为：“《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恃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者也。”其“易”“诗”“春秋”均有书名号，“礼”“乐”未加书名号。
[11]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第四组简文《六位》（原题《六德》），第131页。李校本“诗”“书”“礼”“乐”“易”“春秋”均未加书名号。
[1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八《经部乐类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20页。
[13]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七《阳货》，《十三经注疏》本，第2525页。
[14]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八《泰伯》，《十三经注疏》本，第2487页。
[15] 参见拙作：《“兴于诗”：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逻辑起点》，《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立于礼”：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行为准则》，《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3期；《“成于乐”：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向度》，《华中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16]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八《乐记》，《十三经注疏》本，第1538页。
[17]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七《乐记》，《十三经注疏》本，第1530页。
[18]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八《乐记》，《十三经注疏》本，第1536页。
[19]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四《乐论篇》，《诸子集成》本，第252页。
[20]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四《乐论篇》，《诸子集成》本，第254—255页。
[21]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四《乐论篇》，《诸子集成》本，第255页。
[22]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八《乐记》，《十三经注疏》本，第1535页。
[23]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八《乐记》，《十三经注疏》本，第1534页。
[24]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七《乐记》，《十三经注疏》本，第1528页。
[25] 王齐洲：《论周代礼乐文化的快乐精神——以先秦儒家阐释为视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6] 张守节：《史记正义》卷二十四《乐书第二》，《四库全书》本。
[27]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七《乐记》，《十三经注疏》本，第1530页。
[28]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八《乐记》，《十三经注疏》本，第1536页。
[29]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九《乐记》，《十三经注疏》本，第1545页。
[30]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九《子罕》，《十三经注疏》本，第24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