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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福平
“我”一直是我们。于是，文化便有了天然独具的公共性。离了“我”，人无异于禽和兽。“我”自然意味着“在”，因而，“我”便成了文化和文明的最高原因。“我”就是我们的文化基因。从柏拉图孤寂的“我”，到康德“纯粹”的“我”，黑格尔“自在”的“我”, 胡塞尔“还原”的“我”，海德格尔“此在”的“我”，维特根斯坦“沉默”的“我”，直至哈贝马斯“交往”行动起来了的“我”，这就是历经 2600 余年上下求索并且历尽险阻的“我”的历史。我必须有“我”，才有我们；我必须“无我”，才能成就我们。“无我”就这样从生活世界，过渡到了人类共同世界，造就了富有公平、正义、民主和责任等公共精神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奔向了追求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我”。“我”在“无我”中跃升了。在“我”和“无我”之间，终于发现，“我”原来一直是这样地“在”，即是因其在而不在，因其不在而在的“在者”。并且，“我”正是在这样的“在”中，在“我”就是“我”的绝对表达中，收获了四个世界，即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社会世界，生活世界。面对客观世界，需要的是理论理性（Theoretical rationality，缩写为 T），经由康德和胡塞尔两次哥白尼式的革命，理论理性成为了一种“极限理性”，逾越这个“极限”，只有两种可能，不是陷入玄想和迷思，就是走向狂热。所以，面对客观世界，要有命题真实性。面对主观世界，需要的是审美理性（Aesthetic rationality，缩写为 A）。美是道德的象征，也是自由意识的体证。自由即美，因而，自由的意识也是“提防心灵受低级的和使人败坏的冲动侵蚀的最佳的、确实唯一的守望者”（康德语）。有了审美理性的支持和帮扶的主观世界，主体真诚性当可以自然生长，自由茁壮。在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交往”互动中，社会世界现形了。如果纯粹理性是无条件地实践的，如果审美理性是自由意识径直守望和规训的；那么，“知行合一”就不会有任何智障，社会世界求取的“事功”，也必定是“义利并举”的。并且，纯粹实践理性自然就成为了践履道德情感、道德法则的源始动力；亦且，“义利并举”便会自然和必然地过渡到“义利问天”。这时，再去耳提面命社会世界的规范正确性，实实在在地是低估了实践理性（Practical rationality，缩写为 P）在自由和必然的共存中孕育疯长的道德法则的力量。由于“我”一直是我们，“无我”显隐的当然便是更迫切、更彻底的公共性。因而，当“无我”穿行于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社会世界，统合了这三个世界的“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缩写为 C），也同样便会在自由和必然的共存中走向全面成熟。并且，似乎是，人类共同世界原本就当是这样劫渡而来的。如果“我”就是我们的文化基因，那么，“无我”就不仅可以畅行于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社会世界，生活世界，而且，对应于这四个世界的理论（纯粹）理性（T）、审美理性（A）、实践理性（P）、交往理性（C）就不妨称之为类似于生物基因的文化基因“DNA”的四个“碱基”：即 T、A、P、C。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被黑格尔称为“世界的共性”和“世界的灵魂”的“理性”，当其直面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社会世界、生活世界这四个世界，在自由和必然的共存中所产生的理论（纯粹）理性（T）、审美理性（A）、实践理性（P）、交往理性（C），本质上也是在以“共性”和“灵魂”的形形色色的傲慢与偏见中，在历尽艰辛的苦苦追索中终究成为了“极限理性”，因此而具有唯一性、特定性、必然性以及逻辑上的周延性。“无我”也是一种“极限理性”。“无我”因其是作为“自由的理性”和“理性的自由”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理性”（约定用“O”代替）的“极限”，因此而成为了理论（纯粹）理性（T）、审美理性（A）、实践理性（P）、交往理性（C）的“最初动力的动力”，也是“最后动力的动力”。于是，对应于生物基因RNA 的四个“碱基”，我们把文化基因的“RNA”的四个“碱基”，判定为理论（纯粹）理性（T）、自由理性（O）、实践理性（P）、交往理性（C）：即 T、O、P、C。文化，一致性是存在的理由，差异性是活力的源泉。直面有限，极限理性需要内求一致性；面对无限，极限理性必须外求差异性。极限理性在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的“势机制”的作用下，所形成的兼具一致性和差异性的结构性张力，则便可以看成是文化基因的“双链”，或者还可以进而形成如生物基因那样的“双螺旋”结构。把文化基因与生物基因作这样的“无缝”对接，“我”和“我们”其实都看不到其“机械论”和“物理主义”的印迹。自由和必然共存的事实表明，机械论的、物理主义的恰恰就是自由主义的，正如自由主义的恰恰便是机械论的、物理主义的一样。无论先验的抑或是经验世界的自由，原本都是因其在而不在，因其不在而在的。自由正由此而变得扑簌迷离，且无论是马勒伯朗士还是斯宾诺莎、叔本华、萨特都不得不认定其为“神秘的”。从“我”走向“无我”，原本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而“我们”却往往总是反转其道。这正是富有理论（纯粹）理性（T）、审美理性（A）、实践理性（P）、交往理性（C），并且,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理性”（O）这样的优质基因的人类文化,常常陷于“先民决定论”以及似乎从未真正“被文化”的根源。思想是思想的通行证，却成了 99.999999999%的人的墓志铭。
本文系文化学者吴福平为新著《文化基因解码：原理与方法》所作的序言。文化基因就是文化和文明的最高原因，也因此而先于其他原因并构成其他一切原因的前提和基础。文化基因或者说决定文化机体衍生、演化、发展的最本源、最核心的要素和动因，可能如生物基因那样也有其特定的DNA和RNA，找到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基因，并揭示其复制、遗传、变异、传播等的基本规律，应当是文化基因研究的首要任务、内在要求和根本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