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张宝明：心中有束光，眼里有片海 ——寻绎民国大学的“文脉” / 四六文摘

心中有束光，眼里有片海

——寻绎民国大学的“文脉”

文 | 张宝明

　　走进同门师兄沈卫威《民国大学的文脉》（以下简称《文脉》）的领地，在作者移位变形、多维分说的立意背后，一股担纲的文气首当其冲：“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这是王国维早在1911年就在《国学丛刊·序》中提出的“学术三无”名言。或许，这乃是对“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之“价值无涉”、“价值中立”的概括和阐释。

　　应该看到，学风的差异并非二十世纪民国的首开。自古有之的孔孟、老庄之异，宋以后的尊德性、道问学之别，清代学者的汉、宋之争以及古文、今文学派的分歧都可以看作是“学分南北”的不同表现。试想，即使是儒学自家都会因地制宜，更何况学术风格的因人而异？

　　1924年1月7日，胡适在日记中摘录了毛奇龄的一段关于话：“世每言，北人之学如显处见月，虽大而未晰也；南人之学比之牖中之窥日，见其细而无不烛也。”饶有情趣的是主人加注的一段话：“此说南、北之学之分，颇妙。北学多似大刀阔斧，而南学多似绣花针。”如果说胡适是“站在桥上看风景”的那个人，而他之被钱基博所看则进一步将“身在此山中”的莫之能外一网打尽：“'北大派’，横绝一世，莫与京也！……《学衡》杂志，盛言人文教育，以排难胡适过重知识论之弊。一时之反北大派者归望焉，号曰'学衡派’。世以其人皆东南大学教授，或亦称之曰'东大派’。”在钱基博这番评论之后的1940年，一位长期任教于中央大学也即是今天南京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金毓黼，为北京大学文学门第二年编辑出版的《史学述林》撰写的题词则寄希望于“南派”与“北派”之“收风雨商量之雅”，与毛奇龄立意的“兼之”、钱基博着意的“相济”可谓异曲同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相对于桑兵、罗志田、陈平原、王汎森的关注，沈卫威以更为确实的“史实和细节”将人为遮蔽的历史本相打捞出来，并以悲“学”悯“人”的文化情怀关注着这一应然的方向和诉求：“双方想要沟通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学术观念的差异所造成的学派分野，却是一直存在的。”在作者那里，正是北方大学“新材料、新问题”以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人品行”为民国大学奠定了基本的标准，同时也正是“旧学的继承与坚守”为“东南学风”种下了“眼里存不下沙子”的纯正基因。

　　应该看到，古往今来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关心着这些因“地”而“宜”的“微言”或说“学风”，其中必有“大义”在。原来，这是一个远远超出地理原因的命题：包括诸如沈卫威在内的一代又一代学人们还有着更为“应然”的理想诉求。

　　在这一意义上，南、北的分属尚可理解，但南、北人为地裂痕却种下了很多无不遗憾的隐患。这乃是《文脉》的人文情怀之所在。

　　大学空间之大，为何容不得个性与特色铸就的不同风格？如果说“学分南北”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布，那么接下来《文脉》接橥的又一具有一咏三叹之旋律意义的“学术标准由谁来设定的实际问题”就成为了一个世纪之问：“民国时期的学界，在相当自由的学术环境下，通常是谁掌握了学术的话语权，就由谁来定学术的标准。”卫威兄在书中不止一次的追问这个耿耿于怀的判断，仿佛是一种现实的撩惹激起了他那积淀已久的千千心结。

胡适

郭沫若

　　《文脉》同样让我们看到，民国还有一抹亮色让学人们为之庆幸：一些知识分子，尽管为数不多，但坚守着万变不离其宗的学统，尤其是把持住了守身如玉的道德底线。胡适，作为士人的表率，得到最大多数的肯定和赞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以身作则的学术至上立场。《文脉》一书以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选举展开自己的叙述，既是对“由谁来定学术的标准”这一论点的佐证，也是对这一“实际问题”喜忧参半的脚注。事实上，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诸如学术至上的学术标准守望者并不止胡适一人，只是在胡适身上体现得更为具体、生动和完整。换言之，历史让胡适在院士选举这个平台上有了得以外化或说施展自我忠厚之君子人格的机会。在国民党搞出的“部聘教授、最优秀教授党员、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花样繁多的名堂面前，有着生杀予夺话语权的胡适“并没有因郭沫若此时的左倾而排斥他，相反，他看中的是郭沫若的学术研究本身”。为此，才有了作者的这样的尴尬：“饶有意味的是，五年后的大规模批判胡适运动，郭沫若最先站出来，将自己1923年曾亲吻过的胡适视为思想、学术上的最大敌人。”值得说明的是，这里的“五年后”指的是五十年代的知识界清算胡适的运动；“亲吻过的胡适”师出有名，是指胡适1923年10月13日记中关于“沫若邀吃晚饭”间“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的记载。这也就难怪在郭沫若前后言行的不一致，让作者流布出了这样一段文字：“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不以政治立场评判，只以学术实力作为考量的标准，郭沫若就能当选。1955年中国科学院评选学部委员，以政治标准第一来考量，就有原来的老院士落选。”如果是换位思考，1948年身为院长的胡适和1955年身为院长的郭沫若不知做何感想？不过，在胡适这一抹亮色背后，作者的忧虑不无道理：胡适，一个，两个，又三个固然可喜可贺，这也是知识分子的荣光。如果学术不能超越“党争”，那将是一轮又一轮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前，因为“朋友反目，会你死我活，政治斗争就更可怕了”。从“学分南北”的“自然”流布到“学术话语权”的隐忧（因为它介于“自然”与“非自然”的人为操纵、模棱两可之间），知识分子随时可能陷身泥淖、在劫难逃。这一切，需要制度的保障。试想，胡适当年为争取学术话语权必须公然申明要做“学阀”吗：“我想要做学阀，必须造成像军阀、财阀一样的可怕的有用的势力，能在人民的思想上发生重大的影响；如其仅仅是做门徒是无用的。”有幸的是这个“学阀”是在“为文化开新纪元”而上天入地。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岂非学界的罪人、民族的不幸、国家的灾难？说白了，另一面相之“学阀”的登场则别有一番景象和滋味了。这也是沈卫威之所以在文末奋笔疾书的根本所在：“学术超越党争，彼此以学术的原则相互尊重、共生共存，当是两岸所有学人的共同期盼。”

　　在我们看到的条分缕析之《文脉》背后，既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从来如此”，也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无奈与悲情。鲁迅曾经借“狂人”之口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诘难，而这里却只能以“从来如此有什么不对吗”作罢。如果说“学分南北”还无伤大雅，毕竟这只是一种学风使然的话，那么当走进书中的另一层“学术话语权”则有一种莫名的痛楚与辛酸。如果说《文脉》就此戛然而止的话，也就只能作壁上观了。在对胡适、陈寅恪充满由衷敬意之外，对未能例外的知识分子，作者更是平添了一份“同情之理解”的人文关怀。租赁作者援用的概念来支援本义的话即是“了解之同情”。

　　“同情之理解”或说“了解之同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人文术语。这一学术术语最早见诸1922年4月29日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的《评〈学衡〉》一文：“批评者第一要素是了解的同情。”1930年7月，陈寅恪在《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这样议论道：“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从此，这个舶自德国启蒙时代思想家赫尔德的著名论断经由大师之手不胫而走，成为人文学的当红学术术语。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但爬梳出了这一术语的“前世”，更重要的是在“今生”以灵魂附体的写作形式丈量着自我行文的脚步。面对在胡适、陈寅恪之外诸如朱光潜、冯友兰、贺麟、华罗庚等等一批在“积极'优秀’”，作者的笔墨没有停滞于对其“自我检讨，洗心革面，大写颂诗”的简单批评和嘲弄上，而是从一个个“小细节”的叙述中回到历史现场，从而兑现了“大历史的”人文承诺。除却对“犹如黑暗中的一盏烛火”的陈寅恪肃然起敬、油然生爱，全书散发出的那股一以贯之的文气可谓字字珠玑般敲打着我们的无眠之夜，也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心中有束光，眼里有片海”之格局和境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