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图书出版的热门选题
论中国古代图书出版的热门选题
李鹏
摘 要：传统四部分类法中，经部中的儒家经典、字书、童蒙读物、韵书，史部中的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政书类以及史钞类，子部中的类书，集部中一些特定的总集等，因为直接或间接和文官考试选拔有关，成为中国古代图书出版中最热门的选题。集部中的诗文别集、总集、词曲以及子部中的小说、艺术类等图书，则因为能够满足人们审美、娱乐、休闲需要，也是古代图书出版的热门选题。另外，子部中的医卜星相、实用类书以及经部中的讲授礼之用类图书因为关乎人们生活切实需要，也成为热门选题。
关键词：古代图书出版；热门选题；四部分类法
作者简介：李鹏（1975-），男，江西于都人，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在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四部分类法中，经部属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柱，除儒家经籍本身外，还包括历代注经、解经著作以及为通经用的小学类著作；史部主要是过往历史的载记，此外也包括史评；集部主要是诗、词、曲、文章类著作，此外也包括评论诗、词、曲、文章类的著作。可见，经、史、集部在性质上都相对单纯。相形之下，子部却庞杂得多，即《四库全书总目》所云“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1]，具体分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十四类。其中，杂家和小说家涵括的内容尤为庞杂。借助传统目录学，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区分中国古代图书出版业所出版图书的内容。当然，这种内容细分并不是图书出版业者根据市场需要进行的产品细分，而是中国古人对于已经拥有的文化遗产进行梳理之后得出的知识谱系，或者说是他们知识王国里一份能够按图索骥的指引图。不过，知识各领域的疆界一旦划定，总有一些领域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有更多的人关注，而其他一些领域则相对较少。关注的人越多，人们对于该领域的图书需要量越大，中国古代图书出版业自然也会制作出更多的该类图书以牟取更多的利润。也就是说，文化知识的分类很自然会导致图书出版的产品细分，这种产品细分体现为图书出版业者制作图书时的选题。本文拟借助目录学的分类，探讨中国古代图书出版有哪些选题较为热门，并简论个中原因所在。
传统目录学的四部分类法中，经部中的儒家经典长期以来作为士子谋求进身的教材，需求量极大。这是任何一个图书出版者都看好的选题。但是，儒家经典因为承担着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地位尊崇，一般情况下政府对其传布、印行格外关注，往往是先组织宿儒饱学者对经书内容进行校定，然后再传布天下。例如，魏正始年间于国子堂前刊立的三体石经、唐代文宗时于西安府学前刊立的开成石经、五代后蜀毋昭裔主持刊立的蜀石经等，就是以经书权威版本的面貌出现，供人传抄、拓印。雕版印刷术逐渐成熟之后，政府就利用印刷术来印行儒家经典。雕版印刷经书，最早始于五代。后代官刻儒家经书，大抵并不为利。但私家刊刻儒家经书，有很多就是冲着巨大的市场需要以及相应的利润去的。这些坊刻或家刻经书，虽然也会标榜自己系依照“监本”或“官本”刊刻，以此来号召购书者，但图书质量往往不能保证，有关福建麻沙本“乾为金，坤亦为金”的有名故事[2]，正好说明了坊刻经书错讹不少，难以获得读者信任。
古代教育在蒙学阶段的教材除较为简单的经书，还有字书以及一些童蒙读物。字书因为和读书入门有关，需求量也很大，同样受到历代图书出版者青睐。例如《说文解字》一书，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下诏让徐铉等人予以校定，由国子监雕印，此后在宋嘉祐、乾道年间均有刻本。明代毛晋也曾刊刻《说文解字》。至于童蒙读物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历代刊行，不知凡几。
除作为教材的儒家经典、字书、童蒙读物外，直接或间接和文官考试选拔有关的图书也成为古代图书出版业在确定制作图书品种时的首选。这些图书选题主要还有经部中的韵书，史部中的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政书类以及史钞类，子部中的类书，集部中一些特定的总集等。
（一）韵书。对韵书的需要和作诗紧密相联。在中国历史上，作诗一度是科举考试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即使在科举考试不考诗赋的时代，士人一旦入仕，为了交际应酬，同样得作诗。古人写近体诗很难离开韵书，而唐代以后科举考试中应试诗对于诗赋格律更是有严格要求。这就势必要求士人熟读韵书，韵书自然就有了极大的市场。在雕版盛行之前，唐人抄书最好卖的恐怕就是韵书类，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热衷于作诗，科举考试中也极为看重诗赋写作。《列仙传》记载唐代女子吴彩鸾抄书为生，所写就是《唐韵》。有了雕版印刷术之后，历代图书出版商都纷纷刊刻韵书，一些韵书拥有众多版本。例如，《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一书，书前郭守正序提及该韵书书版因为刷印次数太多，底版上刻的字已经漫漶不清，于是重新刊刻，而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已经多次发生[3]。于此可见这一韵书的畅销。
（二）史书。史部在目录学中本来就是从经部的《春秋》类中分离出来的。古代文史不分家，士人要写好诗文，必须熟悉历史；而投身仕途，也必须熟知历史人物的行事、前朝的典章制度等，才有可能以史为鉴。因此，历史类图书历来受士人重视，市场上有较大的需求量。
然而，史书往往卷帙浩繁，难以卒读。例如，司马光《资治通鉴》一书，“学者据之以考二千载之兴衰理乱，如翻日历也。其较之遍阅诸史，以求往古之统绪者，可谓约而省力矣”，可即使如此，当时却没有几个人能够读完这书的。司马光自己就说当时能够“阅之终卷”者，才一人而已[4]。精明的图书出版者因此纷纷刊刻史钞类图书。这类图书往往将史书删繁就简，加以节编；或者以类相从，加以类编。《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五“史钞类”小序认为这一类书很早就有了，只是到了宋代愈发多起来，结果在前代基础上又出现四种体例的史钞书[5]。当时最流行的是《十七史详节》这类史书节本，图书出版商在刊刻该类图书时，往往声称是由某个著名学者、文人或有声望、有影响力的人物予以节编或选录，然后在书名上标明“详节”、“节要”、“纂要”等字样号召读者。南宋时，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商出版了大量这类图书，例如《诸儒校正唐书详节》《史记详节》《东莱先生晋书详节》《点校标抹增节备注资治通鉴》《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详节》，以及择善堂绍熙五年（1194年）刊《杜氏通典详节》等。
由于史钞类图书方便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必要的史学知识，因此颇受读者欢迎，尤其受到那些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的欢迎，在市场上很畅销。岳珂《愧郯录》卷九“场屋编类之书”条云：“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6]这些史书节本在元代时也颇受欢迎，多次翻刻。到了明代，这类书投合了整个时代“趋简易，利剽窃”[7]的学风，因此也很畅销。
另外，科举考试中策论往往需要评骘历史人物，一些古代图书出版商因此将前人各种历史评论汇集成书，供士子揣摩参考，以便答策时驱使。例如，《历代名贤确论》一书，共一百卷，不著撰人，四库馆臣认为该书的编撰“盖宋时经义、诗赋两科皆试策论，故书坊多刻此种，以备揣摩之用”[8]。
（三）类书。类书的盛行和赋诗作文也有直接关系。唐代科举中最为世人看重的进士科考试，帖经之外，还要考杂文（诗、赋各一）、时务策五条。宋代进士考试基本沿袭唐代制度，“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 121 -《礼记》墨义十条”[9]。可见，唐宋时士人若想在最重要的进士科考试中成功，除要熟悉儒家经典外，还要求诗赋、策论写得好。士人要写好诗赋和策论，需要积累大量华美词藻以及熟知各类朝章典故。于是，唐人便编了不少类书，较为著名的像欧阳询《艺文类聚》、虞世南《北堂书钞》、徐坚《初学记》以及白居易《白氏六帖》等，其实质都是为了方便人们写诗时捃摭检寻，闻一多先生甚至说“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密的类书”[10]。宋人也一样，既有政府组织编写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卷帙浩繁的类书，也有像吴淑《事类赋》这样更为精审的类书。像《初学记》《白氏六帖》等，五代时后蜀毋昭裔已经将其刊刻传布，宋代时又一再刊刻出版；而《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事类赋》等在宋代也都刊刻出版了。在宋代图书出版市场上，类书极多，时人感慨“两坊书市，以类书名者尚矣！曰《事物纪原》，曰《艺文类聚》，最后则《锦绣万花谷》、《事文类聚》出焉，何汗牛充栋之多也”[11]。此外，像詹光大《群书类句》、萧元登《古今诗材》、吕祖谦《诗律武库》之类，都是应时人需要产生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一些图书出版者看到人们对于类书的需要，在制作出版图书时主动请人编著类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五《源流至论》一书提要云：“宋自神宗罢诗赋，用策论取士，以博综古今、参考典制相尚，而又苦其浩瀚，不可猝穷，于是类事之家，往往排比联贯，荟稡成书，以供场屋采掇之用。其时麻沙书坊刊本最多，大抵出自乡塾陋儒，剿袭陈因，多无足取。”[12]可见当时像福建书坊主已经请一些中下层文人编了很多这类书。具体的例子，譬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一书，据书前谢维新自序和书后黄书度的跋，可以知道该书是书坊主刘德亨托太学生谢维新编著的，《四库全书总目》因此说它“盖当时坊本”[13]。该书包括前集六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九十四卷以及外集六十六卷，书前总目后有一刊刻记，声称“昨刊《古今备要》四集，盛行于世，但门目未备，再刊外集，补其未备”[14]，看来市场反应似乎还不错。
宋代图书出版商也出版了不少针对策论的备考图书。例如不题撰著者的《群书会元截江网》三十五卷，四库馆臣就认为“盖理宗时程试策论之本也”，因为“宋礼部条式元祐旧制：第一场以经义、诗赋分两科；第二场则均试论一道，限五百字以上；第三场则均试策三道；御试亦均用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绍兴六年改制，四场试士，其第三场仍试论一道，第四场减策二道，御试亦仍用策一道。故讲科举之学者，率辑旧文以备用。其出自士大夫者，则为《永嘉八面锋》、《东莱制度详说》；其出自坊本者，则为是书之类”[15]。可见当时为了满足参加科举考试士子的需要，不仅士大夫编著这类图书，书坊主更是乐此不疲。
再如，宋代建安刘达可辑《璧水群英待问会元》一书，我们从元代沈子淮编选而成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选要》八十二卷麻沙书坊本仍能清晰地看出该书是为太学诸生准备考试答策用的。全书“分十六门，每门之外分二例：一曰名流举业，又分立意发端、稽古伟议、法祖嘉猷、时文警段、绮语骈珠、当今猷策、生意收结等七子目；二曰故事源流，又分经传格言、皇朝典章、历代事实、先正建议、文集菁华等五子目。大抵当日时文活套”[16]。在书名上同样显豁标示图书功用的还有《三场通用引易活法》九卷，“盖南宋人取说《易》之词分类排比，以备场屋之用者也”[17]。此外，像旧本题朱景元撰《经学队仗》三卷，四库馆臣认为“实宋元时科举策料”[18]；《诸史偶论》十卷，他们也认为“盖以备程试答策之用者”[19]；《万卷菁华》前集八十卷、后集八十卷、续集三十四卷，“观其体例，盖宋人科举之书也”[20]，诸如此类，大多被四库馆臣列入类书类存目，认为是些俗书，压根不够资格编入《四库全书》，这实际上是主流学者一贯的态度，他们的鄙视使得这一类书很多未能在目录书里获得著录，后人难以全面掌握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仅从现有的目录著录中，我们也不难推测出当时这一类图书出版是何等繁荣。
宋代科举考试除进士科等常科外，还有像博学宏词科之类的特科。当时也有人针对这些特科考试编著图书，如王应麟《玉海》一书，书后附有“辞学指南”，四库馆臣认为：“宋自绍圣置宏辞科，大观改辞学兼茂科，至绍兴而定为博学宏辞之名，重立试格。于是南宋一代通儒硕学多由是出，最号得人，而应麟尤为博洽。其作此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21]
元代虽然科举考试时兴时废，但建阳书坊主们也刊刻了像《事文类聚》《联新事备诗学大成》等类书。只不过相较于前后时代言，这类专门针对科举考试的书相对受到冷落。
（四）八股文。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以八股文取士，于是，各种八股范文类图书受到图书出版商的青睐。八股文又称“时文”、“制艺”、“制义”、“四书文”等。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刻时文”条云：“《云谷卧余》载杨常彝云：十八房之刻，自万历壬辰《钩玄录》始。旁加批点，自王房仲选程墨始。其后坊刻渐众，大约有四种：曰程墨，则科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则十八房进士之旧作；曰行卷，则举子之作；曰社稿，则诸生会课之作。每科房考之刻，皆出于苏杭，而北方贾人市买以去，天下群奉为的矣。《戒庵漫笔》曰：余少时未见有房稿刻本，有书贾从利考朋友家抄得窗课，每篇酬钱数文，持去发刻。唐荆州中会元，其稿是门人蔡瀛所刻；薛方山中会魁，其三试卷亦门人钱梦玉以东湖活板印行之。今则满目皆坊刻矣。《七修类稿》亦云：成化以前，世无刊本时文。杭州通判沈澄刊《京华日抄》一册，甚获重利。后闽省效之，渐至各省提学考卷也。（按《明史》万历十五年礼部言：举业流弊太甚，请选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选其尤者，刊布学宫，俾知趋向。此又官刻时文之始。）”[22]可见，明代书坊主刊刻时文的大致情形是：组稿时支付时文作者一定稿费（“酬钱”），所组时文稿既包括那些已经中举者的范文（尤其是所谓“新科利器”），也包括一些士子平时的练习之作，这种图书在市场上极为畅销。
除了书坊主刊刻这一类图书，政府也参与刊刻，个中原因，堂皇的借口是以此引导天下学风，实际上恐怕也是看中刊刻时文有大利可图。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专门列“制举类”，小序称“三百年来，程士之文与士之自课者，庞杂不胜录也”[23]，从所著录的《四书程文》二十九卷、黎淳《国朝试录》六百四十卷、《三场文海》一百二十卷等可以略窥当时此类图书出版的盛况。此外，黄宗羲所编《明文海》卷三百〇七至卷三百一十三共七卷，选的都是明人为时文集做的序，于此亦可见当时这类图书之多。李濂《纸说》一文不无沉痛地指出：“其甚无谓者，科举程试之文也……比岁以来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24]而吕留良《东皋遗选今集论文三则》其二也说：“吴次尾讥万历末年士自本科十八房而外，不知宇宙尚有何书，前此作者尚有何人。”[25]类似的话或有夸张处，但绝非无稽之谈，从中既可以看到利禄所在对士人读书风气的影响，也可以看到这类图书的畅销与时代士风及学风之间的关系。清雍正元年（1723年）下令禁止民间私行选编、刊刻时文，由礼部会同翰林院拣选乡试中的好文章，经裁定后颁发刊刻[26]。但这一禁令在乾隆刚登基时就废止了：“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7月24日）：本日，谕驰坊间刻文之禁，准许民间将乡、会试佳卷照前选刻。又命将前明及本朝诸大家时艺精选数百篇，汇为一集，颁行天下，以为举业指南，由内阁学士方苞将入选文逐一加以评点，使学者便于领会模拟。”[27]四年以后，实际上由方苞按照“清真雅正”这一标准编选的《钦定四书文》告成，颁布天下，其中明朝的八股文选了486篇，入清后的八股文选了297篇。可以想见，禁令一旦放开，民间的图书出版商在选题时大多会考虑刊刻时文，图书市场上这类图书很快就像明代一样异常繁荣，正如四库馆臣在《钦定四书文》一书提要里所说的“时文选本，汗牛充栋”，只可惜，除了钦定的这种以外，其他的“今悉斥不录”[28]。
中国古代图书出版业选题的另一个热门是那些能够满足人们审美、娱乐、休闲需要的图书品种。这些图书主要有集部中的诗文别集、总集、词曲以及子部中的小说、艺术类等。
（一）诗文别集、总集。诗文别集中一些著名文人的作品集，受到历代读者的喜爱，有着较大的市场需要，历代图书出版商争相刊刻各种版本。总集从性质上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29]，即一是求全，一是求好。后者由选家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挑选一些菁华供读者阅读，倘若衡鉴精当，读者省时省力，自然大受欢迎。这就是历代图书出版者不断刊刻前代已有著名总集并组织选家编选新总集的原因。《四库全书总目》中总集类包括存目在内共有九卷之多，可见清乾隆以前历代编选、出版总集之概况。
（二）词曲、小说。词曲、小说类图书，因其具有消遣、娱乐功能，在古代受到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的喜爱，其消费者面应该是最广泛的。明- 123 -代叶盛注意到：“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30]清初李渔也说：“今人喜读闲书，购新剧者十人而九；名人诗集，问者寥寥。”[31]而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大家钱大昕甚至在其《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中感慨小说成了比儒、释、道影响更大的“小说教”，他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32]众所周知，一些著名的戏曲、小说，一直是古代图书出版市场中的畅销书。例如，清代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卷四载：“偶于书摊见有书贾记数一册，云是岁所销之书，《致富奇书》若干，《红楼梦》、《金瓶梅》、《水浒》、《西厢》等书称是，其余名目甚多，均不至前数。”[33]他偶然看见的书摊销售记录表明，戏曲、小说之类与《致富奇书》是卖得最多的。为了满足市场需要，古代图书出版商往往组织人力编写小说类通俗文学作品，例如，杨氏书坊请熊大木编写《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还有些通文墨的图书出版商甚至亲自操刀，例如明代的余象斗、凌濛初等就是其中最为著名者，前者编刻了《新刊京本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西汉志传》等，后者编刻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等。
小说戏曲类图书选题中常见的一种情形是出版续书。续书针对的往往是某一部已经在市场上获得读者喜欢的具体作品，或者抓住人们听故事总是喜欢问“后来怎么样了”的心理，对其故事情节作进一步的演绎，或者是补充故事的前因，等等。明代四大奇书以及一些著名戏曲作品都有续书，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讥讽道：“近来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行，竟成习套。”[34]他还具体列举了诸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禅真逸史》等小说以及《西厢记》《浣纱记》《白兔记》等戏曲作品的续书情况，颇不以为然。此外像《红楼梦》，其续书更是层出不穷，清代续书多达十余种。
出续书，是根据图书市场成功的先例做出的仿效。这样出版的图书，如果从作者的角度说，确实如刘廷玑所说，由于缺乏独创精神，大多难免狗尾续貂之嫌。但如果从图书出版商赢利的角度来看，顺着一时的阅读风尚，借着成功书籍的广告作用，利用读者的阅读心理，趁势再捞一把也不是不可能。
中国古代图书出版者另一热门选题是医卜星相及日常实用类图书，这些图书都属于子部。
（一）医药学类图书。医药学类图书选题，针对的是人们普遍希望自己及家人健康长寿的愿望，因此医药类图书的购买者往往并不限于以医药为职业者。一般来说，诸如《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伤寒论》之类医学经典多为专业人士需要，但大量的医方书、本草书（药物书）、养生书则同时受到普通人士的欢迎。宋代官方极为重视医药学类图书的整理和出版，嘉祐二年（1057年），宋仁宗接受韩琦建议，在编修院里设立校正医书局，专门负责校订医书；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和宋徽宗政和年间朝廷两度组织编写药方，广泛搜集著名医学家以及民间百姓行之有效的各类方子，最后分别编成《太平圣惠方》一百卷、《政和圣剂总录》二百卷；药物学方面，开宝八年（975年）由朝廷组织人员编成《开宝重订本草》二十卷、嘉祐六年（1061年）编成《嘉祐补注神农本草》二十一卷、政和元年（1111年）编成《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三十卷等。这些医药书由朝廷颁布之后，百姓可以传写，例如《太平圣惠方》编成后，“以印本版天下，每州择明医术者一人补博士，令掌之，听吏民传写”[35]。可见，官方此举带有明显的公益性质。但是，宋代不少书坊刊刻各类医药书，则显然是看好这类图书的市场需要，例如，闽山种德堂刊有《徐氏家传方》、余氏明经堂刊有《许叔微类证普济本事方》、万卷堂刊有《十便良方》等。宋之后，医药类图书一直是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商最热衷的选题之一，例如在元代，单是《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一书，就至少有七家书坊先后予以刊刻[36]。再如，李时珍《本草纲目》，“其书初刻于万历间，王世贞为之序……至国朝顺治间，钱塘吴毓昌重订付梓，于是业医者无不家有一编”[37]。
（二）术数类图书。术数类图书选题，则是抓住人们在生活中趋利避祸的念头，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术数类小序所说：“徒以冀福畏祸，今古同情，趋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遂各乘其隙以中之。”[38]该目录将术数类图书分为六类：一是数学；二是占候；三是相宅相墓；四是占卜；五是命书相书；六是阴阳五行。这类图书在科学主义至上的时代里自然被视为荒诞不经的迷信，但在古代，它们却是普通人知识体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们往往用它们来指引自己的行事。明代建阳书坊主刊刻了不少这类图书，例如，明代熊氏种德堂刊有《新刊指南台司袁天罡先生五星三命大全》《新刻杨救贫秘传阴阳二宅便用统宗》《新镌台鉴历法增补全备应福通书》《新著地理独启玄关罗经秘旨》，刘氏乔山堂刻有《新刊地理纲目荣亲入眼福地先知》《新刻杨筠松秘传开门放水阴阳捷径》《新锲图像麻衣相法》，建阳余氏刻有《地理大全》《新刻官板地理造福玄机体用全书》等。
此外，百姓日常实用类图书也是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商热衷的选题。这类图书主要有经部中的礼类以及子部中的一些类书。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但礼仪之复杂往往不是人人能熟习的，于是指导性的礼仪类图书在日常生活中变得很需要。日常生活免不了交际，交际就有书信往来，因此如何写规范、得体的书信对于古人来说也很重要。翻检明代杨士奇等编的《文渊阁书目》卷三类书类，其中就有《婚姻备用》《事林广记》《居家必用》《启札渊海》《手简捷径》等书，而清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五类书类也有《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日用便览事类》等书。这一类书，大多是书坊主刊刻的，例如，明代建阳书坊主中像余象斗刊有《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新刊天下民家便用萬锦全书》《新镌历世诸大名家往来翰墨分类纂注品粹》，詹长卿刊有《新刻诸事备用万家纂要通达便览》，萧少渠刊有《鼎镌十二方家参订万事不求人博考全编》，刘龙田刊有《鼎镌燕台校正天下通行书柬活套》《万用正宗不求人》等。
综上所述，传统四部分类法中一些类目的图书，或者是因为关乎人们的自我提升、自我完善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或者是因为关乎人们的精神寄托、情感慰藉以及对快乐人生的追求，有着较大的市场需要，因此成为中国古代图书出版的热门选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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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