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王玉衣”名称及相关问题驳正
摘 要：云南省博物馆藏一组玉片，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大墓，名之“滇王玉衣”。揆诸史料，无论是从数目、工艺、面积还是出土状况来看，其与汉代敛葬玉衣都存在显著差异，然与文献中记载的“鳞施”高度相似。本文对石寨山6号墓出土玉片的产地及定名等问题展开讨论，认为其为滇国本土所制，且坯片部分宜称“鳞施”而非“玉衣”。“鳞施”的出现，是彼时厚葬之风与贵玉观念在滇地盛行的体现，亦是古代云南边疆与中原政治联系、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
关键词：云南晋宁；滇文化；滇王大墓；玉衣；鳞施
一、问题的提出
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墓位于石寨山墓地中心，墓向东偏南，断代为西汉中期。墓中出土金质汉文篆书“滇王之印”一枚，可以断定此为某世滇王之墓。墓中发现的玉质残片，发掘报告中归为“玉璧”和“玉片”两类：“玉璧M6:126全部残碎，共计一〇五片，其中有三十七片无纹饰，而且有的厚薄不匀，似为未成品的碎片。从残片上看，纹饰都是用尖刀器刻划成的，线条很不规则。”2“玉片M6:126与玉璧碎片同在一堆，计六十六片。浅绿色，分为正方、长方、三角三种形状，都不太规则整齐，正面稍稍凸起，四角有穿孔。正方的一般大小约2-3平方厘米，厚约0.3厘米，可能是串缀于'珠襦玉柙’上的。”3（图一）。
玉衣是两汉时期的高等级敛服。《汉书·佞幸传》描述董贤敛葬品之盛时写道：“及至东园秘器，珠襦玉柙，预以赐贤，无不备俱。”4《西京杂记》中亦载“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5两则史料中所提到的“珠襦玉柙（匣）”，似为皇帝特赐之物，是受赐者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关于二者的形制，刘昭注《后汉书·礼仪志》引《汉旧仪》曰：“珠襦以珠为襦，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缕。腰以下为玉柙，至足，亦缝以黄金为缕。”6汉人有浓厚的贵玉观念，加之经济的繁荣，葬玉制度在汉代达到一个高峰。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出土敛葬玉衣的诸侯王墓葬数量众多，如河北满城1、2号墓，北京大葆台1、2号墓，河北定县40号墓，山东曲阜九龙山3号墓，广州南越王墓等。
易学钟先生早年曾对这些玉片进行过潜心研究，指出这些“穿孔玉片及残玉璧片”为制玉衣使用的玉片7。然而，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这些玉片与其他汉代敛葬玉衣有着显著差异。首先是玉片的数量。“滇王玉衣”共由166枚玉片组成，除去头部所占的六七十枚，身部玉片不足百枚。如此稀少的数量，恐怕连一件前甲都无法制成。比照河北满城、徐州狮子山、河北定县北庄等西汉诸侯王墓出土玉片的数量，可谓天壤之别。其次是玉片的工艺。这166枚玉片可分为札片和坯片两类，其中札片69枚，俱经打磨，形状有正方形、矩形和梯形，还有与人的眼鼻等器官吻合的异形片，且每片边角处均有穿孔，这一类为玉衣的某一部分无疑。但剩余的97枚坯片则极为粗糙，似将玉璧凿打掰折而成，均无穿孔，与传统意义上的玉衣差异显著8。再者就玉片的面积而言，上述69枚札片总面积为282.72平方厘米，较正常人脸面积稍大；剩余97枚坯片面积总和仅为690.92平方厘米9，即便是覆盖在成年男子的胸前亦有些勉强，遑论像玉柙那般包裹尸身。此外，从玉片出土状态来看，其作为“玉衣”的证据尚不充分。发掘报告中并未提到“滇王玉衣”这一称谓，仅就出土情况将其分为“玉璧”“玉片”两目载之，并指出“玉片M6:126与玉璧碎片同在一堆”10。由此看来，晋宁石寨山玉片出土时并不呈玉衣状，而是成堆摆放在墓中。
刘尊志先生对西汉诸侯王墓出土敛葬玉器仔细研究后指出：“西汉中后期，一些列候或等级更低者死后还可使用金缕穿缀的玉敛服，但它们并不是金缕玉衣。”11
综合考辨，笔者认为将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这些玉片称为“玉衣”，似存扞格。
二、玉片形制划分及其产地
为了更好地探究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玉片，笔者认为，可以将它们分为两部分进行考察。一部分由69枚札片组成，称“玉覆面”12；另一部分由97枚坯片组成，暂可称之为“玉衣身”。“覆面”是指死者入敛时置于面部的覆盖物，玉石覆面是其高级形式。袁胜文和石文嘉两位学者曾指出：“在丝麻织物之上再缀以玉石片，形成人面形面罩的覆面一般称之为玉覆面。”13此说在很大程度上与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玉覆面情况相契合，并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该覆面出土时只见一堆散乱的玉片，未见连缀玉片的丝缕、底衬等物，大抵是因为丝麻织物已经腐朽的缘故。
有研究者指出这件玉覆面并非云南本土所制，而是“朝廷赐予的，属于与滇王身份相符的礼仪用玉。”14作者敏锐地观察到玉覆面与玉衣身存在差异，并认为应将二者分别视之，这很具启发意义。据文献记载，汉朝确有为其附属国国君颁赐玉敛服的现象。《三国志·魏书》载：“汉时，夫余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15在这里，颁赐玉衣，或许具有笼络人心之效。然而，有学者指出，汉王朝向附属国少数民族国君赏赐玉衣的情况，“文献中记载少，考古中发现的实例也不多”，这一制度有待进一步考证16。反观滇王墓葬出土的这组玉片，玉覆面与玉衣身虽面貌差异很大，但工艺技法基本一致，仅加工程度不一，推测二者为同地制作。就剩余的97枚坯片而言，仅少部分具有初步打磨的痕迹，朝廷将这种粗糙原始之物用以赐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要之，上引文献提到，汉王朝颁赐玉衣的方式为将事先准备好的玉衣存诸郡国，进而“迎取以葬”，试问以此形式发送的玉衣如何会是滇王墓葬中的这类粗陋之属？此外，石寨山6号墓中还出土了著名的“滇王金印”，该金印系汉王朝所赐，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17。若“玉覆面”真为汉廷所赐，如此重大之事，理应同样在史官笔下有所体现。
揆诸史料，诸侯国自制玉敛服的现象在当时是广泛存在的。例如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玉片，形状特殊，编联方式明显和同时代玉衣有异，卢兆荫先生认为这可能并非出于中央造办作坊之手，“而是在楚王国内的玉器作坊制造的”18。据考古报告记载，楚王墓出土的这组玉片中“有少数玉片是用谷纹或蟠螭纹璧改制的”19，这一现象与石寨山6号墓出土玉片情况十分吻合。同样的现象还见于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该玉衣裤筒等部位所用玉片，明显由玉璧掰折打磨而成20。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制玉衣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玉璧，另一方面也从侧面提示不能完全排除这些玉敛服采用玉璧在当地加工的可能性。此外，郑绍宗先生曾推测，“恐怕有些玉衣，特别是汉白玉石衣，不一定都是朝廷所制作和颁赐，可能各郡国建有朝廷特许的工作作坊”，并援引河北定县某些大墓中出土大量做工粗劣的石片进行论述21。如果这一推断成立的话，滇王墓地出土的这套玉敛服是否为朝廷所赐，值得怀疑。诸侯国自制玉敛服，又有江苏扬州“妾莫书”汉墓出土的琉璃质地“铜缕玉衣”可资为证。该“玉衣”由琉璃片编连而成22，学者推测，这种以琉璃片代替玉片的玉衣，应为本地制作23。据《汉书·王子侯表》记载，西汉诸侯王达四百余人，而这仅系始封之君，嗣王未计其内，再加上功戚贵胄，数量近千人有余。如此庞大的数量，假使诸王列候所用玉敛服均由中央制作的话，纵使东园匠日夜赶工，恐怕依旧不堪其重24。这同样说明诸侯国自制玉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综上，笔者认为，无论是玉覆面还是“玉衣”身，皆为滇国本土所制。归附汉朝的一代滇王，并不满足于“复长其民”的既有权利，在逐渐被边缘化的过程中，希望借此来标榜自己的身份与地位。现在留待解决的问题是：这件玉敛服究竟系滇王获朝廷特许而制，还是僭用私造？就目前所掌握材料来看，尚无从考证。
三、玉片的定名及其功用
上文分析，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这组玉片与汉代使用的敛葬玉衣存在多处抵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将之称为“滇王玉衣”是否合适呢？笔者认为，如果非将滇文化中的这组器物与汉文化中的同类器物相比照的话，“玉衣”上部“玉覆面”可名依其旧，至于下部，似乎称其为“鳞施”更为妥恰。
关于“鳞施”的记载，最早见于《吕氏春秋·节丧篇》，其言“国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意在抨击其时奢靡行葬之俗。高诱为其作注，曰：“含珠，口实也；鳞施，施玉于死者之体如鱼鳞也。”25此外，亦载于《淮南子·齐俗训》，曰：“非不能竭国麋民、虚府殚财，含珠鳞施，纶组节束，追送死也，以为穷民绝业而无益于槁骨腐也。”26依上述两则史料所言，所谓“鳞施”，即将玉片覆盖在死者身上，因呈鳞片状，故名。至于其覆于尸体何部位以及玉片编联方式等诸多细节，尚不可知。
史载“鳞施”，考古学家已在中国多处墓葬中发现。在1959年发掘的洛阳中州路西段战国墓葬中，有些墓主人脸部覆玉，身着缀玉衣服。史为先生推测，这可能就是《吕氏春秋》中提到的“鳞施”27。这与石寨山6号墓出土玉片的情况颇为相似。石寨山6号墓玉札片特征明显，为墓主人脸部覆玉无疑，而剩余的97枚坯片，或许正是墓主人敛服上的缀玉，亦即史为先生推测的“鳞施”。此外，在1994年发掘的苏州浒墅关真山春秋大墓中，于棺床内外发现穿孔方形玉片187枚，这些玉片出土时业已散乱，且未发现穿缀物遗存，发掘者将其复原后，认为这已有“鳞施之雏形”28。复原后的玉片呈T形，上宽下窄。袁胜文先生据此推测：“鳞施可能是用玉片编结成片状、覆盖在死者腰部及腰部以下位置，类似腹甲的殓葬玉。”29因其“覆盖”而非“包裹”尸身，故所用玉片数量大大低于后世殓葬玉衣，这是二者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
又如邯郸战国赵王陵出土的穿孔玉片178枚30，辉县战国墓地2号墓出土的置于墓主人胸部的穿孔玉片22枚31，战国晚期中山王墓出土的穿孔玉片200余枚32，学者们认为，这些都有可能是当时贵族使用的敛葬玉——鳞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86年发掘的山西潞城战国初期7号墓葬，在该墓椁室的西侧，出土了110枚方形穿孔玉片33，这些玉片呈带状有序排列，乍看似上述真山大墓出土鳞施的上半部。发掘者并未对出土玉片用途加以进一步阐释，但有研究者指出，“这条用玉片编结成腰带状的东西可能也是鳞施，是战国低等级贵族模仿当时诸侯王一级贵族使用鳞施殓葬的结果”34。由于该墓未经扰动，得以察知鳞施在墓葬中的原始形态（图二）。这也提示，鳞施未必只能覆盖于死者尸体之上，它在墓葬中的具体位置，可能就实际情况有所调整（图三）。
从以上出土鳞施的墓葬规格及墓主人身份地位来看，鳞施多出土于中高级墓葬，墓主人生前地位普遍较高，多为诸侯国国君一级人物，如中山国国君、赵国国君、魏国国君。而山西潞城县战国初期7号墓的主人，据考证为韩国下大夫35，这说明低级贵族亦有用鳞施敛葬的情况。从墓主人的性别来看，以上大墓的主人皆为男性，这一点与汉代玉衣男女皆见使用的情况有所区别。从墓葬年代来看，鳞施至迟出现于春秋时期，战国中晚期已普遍使用。魏鸣先生曾对北洞山楚王墓的玉片进行缀合复原，推测鳞施“可能流行于战国至西汉前期”36。石寨山6号墓属西汉中期37大墓，去战国不过百年，其时，鳞施这一敛葬形式想必不会完全销声匿迹。据刘尊志先生的研究，西汉诸侯王使用敛葬玉衣具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异姓诸侯王及谋反的同姓王一般不用玉衣敛葬”38。归附西汉王朝的滇国国君，赐封“滇王”，大致相当于列侯一级，敛葬用“鳞施”而非“玉衣”，可谓是符合其身份的平情之举。
有学者认为，玉衣由鳞施演变而来39。但在文化功能上，二者存在显著差异。汉代以玉衣作为敛葬用玉，在时人看来，既能体现使用者显赫的身份和地位，又具有保护尸身不朽的特殊功能40。而鳞施则不同，学者们大都认为鳞施源于对战争时所用甲衣的模仿，这一推测得到了考古资料的证实41。陈斌曾就邯郸赵王陵出土玉片进行综合考察，将战国秦汉时期的甲片形制与之对比分析，最终得出赵王陵玉片即玉铠甲片的结论42，这从侧面反映了鳞施与甲片之间的密切关系。根据袁胜文先生的研究，“鳞施是用玉片模拟甲衣片殓葬”，能够体现墓主人显赫身份及卓著武功43。鳞施的使用与彰显军功紧密相联，构成其区别于汉代殓葬玉衣的又一特征。在石寨山6号墓还出土了一件叠鼓形贮贝器，它的器盖上铸有骑士5人、士兵17人、马5匹。画面中央是一高大将领，跨马持缰，顶盔贯甲，执戈杀敌，威风凛凛，推测为墓主人生前形象。整个场面“表现了进攻一方持兵跃马驰骋疆场，敌方顽强抵抗直至惨败的情景”44，这或许正是墓主人生前亲历的某场战争的真实写照。揆诸考古资料，“滇人尚武”显系事实。滇文化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兵器数量最多，且种类十分齐全45，这充分说明军事活动在滇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如此，在象征意义上，鳞施较玉衣似乎更能彰显滇王戎马一生所立下的赫赫战功。鳞施的使用，同战争场面叠鼓形贮贝器及陪葬的众多兵械一道，是“尚武”观念在丧葬礼仪中的直接体现，成为滇文化丧葬制度的重要内容。
然则以上出土玉片大都具有穿孔，滇王墓葬中的这套鳞施为何未见穿孔呢？易学钟先生早年提出“半成品”46的假说，研究者后多以此作为这批玉片未见穿孔的直接原因。细加考索，这一问题有待商榷。玉敛服所用玉片未经穿孔的情况不独见于滇王墓葬。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米脂县卧虎湾M103西汉早期墓葬中发现覆盖在墓主人脸部与脚部的玉片280枚，发掘者将其判定为“玉覆面”和“玉鞋”，其中玉覆面计98片，修复后长38.5、宽29.2厘米，玉鞋（一双）共计182片，修复后长27.5、高16、宽11.7厘米47。与以往金缕、丝缕穿坠而成的玉敛服有所不同，覆面、玉鞋所用玉片大多并无穿孔，参加修复工作的黄晓娟研究员指出：出土时玉片间的排列关系基本未受扰乱，故而埋葬时这些玉片的位置应当是固定的，推测“玉片很有可能是缠绕缝缀或利用某些粘合剂固定在纺织品表面”的48。此说可以用来解释滇王鳞施未见穿孔的原因。类似的情况亦见于1983年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玉衣躯干部位的玉片多由残饰件杂凑而成，厚薄不均，周边不整，片上无孔，清理者同样认为“组合方法为正面以丝带纵横和斜向交叉地粘联，背后用麻布贴衬”49。
《史记·齐太公世家》正义引《括地志》载：“齐桓公墓在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上……晋永嘉末，人发之……得金蚕数十簿，珠襦、玉匣、缯彩、军器不可胜数。”50这是说，齐桓公曾将珠襦、玉匣组合使用，作殓葬玉下葬。袁胜文先生认为，这里的玉匣恐为鳞施之误，亦有以汉制言东周事之嫌51。若真是这样，那鳞施与珠襦共同使用的现象在春秋时期业已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孤例，资料显示，上文提到的曾出土鳞施的真山大墓亦有珠襦、玉覆面出土，这很好地说明墓主人将鳞施、玉覆面、珠襦组合用以敛葬的情况。石寨山6号墓除出土这组玉片之外，见载报告的亦有玉石珠管，出土时有规律地成片、成串铺于墓穴，学者们推测，这就是文献中记载的珠襦52。如此，将这组玉片视为鳞施与玉覆面，与其时鳞施、玉覆面与珠襦同时使用，以象征身份地位的现象是吻合的。易学钟先生曾言：“大半数量的坯片与札片成品一起入敛的作法十分有趣，且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解释。”53以上分析，或可作为阶段性地回答备览。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凡是出土玉衣的墓葬，俱应有枕，且多与玉握、九窍塞组合出现。检视出土玉片的石寨山6号墓，未见上述物品。反倒是该墓出土的珠襦，在考古资料中尚未发现与玉衣伴出的情况54。
四、结语
注释
1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第123、126页，文物出版社，1959年。
2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第120页，文物出版社，1959年。
3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第123页，文物出版社，1959年。
4 [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第3734页，中华书局，1997年。
5 [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一“送葬用珠襦玉匣”条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6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九十六《礼仪下》第3142页，中华书局，1965年。
7 易学钟：《滇王玉衣有关问题初探》，载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文化论集》第216~21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8 发掘报告将其记载为“玉璧”“玉片”两条，为将二者加以明显区分，易学钟先生根据二者加工程度的不同分为“札片”和“坯片”两种，此后研究者多沿袭此说，本文亦采用这一分类标准，且将二者统称为“玉片”。另，据考古报告记载，“玉璧M6:126”与“玉片M6:126”共计171片，但据易学钟先生的研究，札片、坯片合计仅166片。笔者曾至云南省博物馆展厅检视，发现柜内玉片数量确为166片，其他5片莫知所踪。经云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樊海涛老师告知，玉片提取至博物馆后，研究人员对其进行拼接复原，因最后剩下的几片无法放置整齐，遂未统计在玉衣片里边。
9 赵美等：《滇国玉器》第18、19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10 同[3]。
11 刘尊志：《西汉诸侯王墓敛葬玉衣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11年第4期。
12 关于“覆面”部分的玉片数量，由于复原标准不同，学者们的意见尚不统一。本文为研究之便，暂将玉札片与覆面玉片等而视之。
13 袁胜文、石文嘉：《玉石覆面研究》，《中原文物》2009年第3期。
14 古方：《再议西汉南越王玉衣》，《收藏家》2019年第2期。
15 [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42页，中华书局，1975年。
16 郑绍宗：《汉代玉匣葬服的使用及其演变》，《河北学刊》1985年第6期。
17 “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见[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3631页，中华书局，2013年。
18 卢兆荫：《再论两汉的玉衣》，《文物》1989年第10期。
19 徐州博物馆：《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2期。
20 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第3期。
21 同[16]。
22 扬州市博物馆：《扬州西汉“妾莫书”木椁墓》，《文物》1980年第12期。
23 同[18]。
24 同[16]。
25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卷十《节丧篇》第532、537、5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6 何宁：《淮南子集释》卷十一《齐俗训》第786页，中华书局，1998年。
27 史为：《关于“金缕玉衣”的资料简介》，《考古》1972年第2期。
28 钱公鳞、朱伟峰：《苏州真山墓地的发掘与收获》，《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S1期。
29 袁胜文：《“鳞施”与“珠襦”考》，《中原文物》2017年第1期。
30 河北省文物处等：《河北邯郸赵王陵》，《考古》1982年第6期。
3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第126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
3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舋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上）》第231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3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战国墓》，《文物》1986年第6期。
34 同[29]。
35 同[33]。
36 魏鸣：《鳞片式玉衣》，《文物天地》1987年第2期。
37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第141页，文物出版社，1959年。
38 同[11]。
39 林兰英：《试析周代的葬玉对汉代玉衣的影响》，《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
40 同[18]。
41 陈瑞近、陆雪梅：《苏州真山D9M1玉器分析与研究》，《东南文化》2000年第5期。
42 陈斌：《试论战国赵王陵玉片的性质》，《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43 同[29]。
44 佟伟华：《滇国青铜文化中的珍品：叠鼓形贮贝器》，《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3期。
45 张增祺：《滇国青铜艺术》第2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46 易学钟：《关于石寨山文物中滇王玉衣半成品及有关问题的探索》，《云南文物》1985年第18期。
4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米脂卧虎湾战国秦汉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3期。
48 黄晓娟等：《陕西米脂汉墓出土玉覆面和玉鞋的科学分析与研究》，《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5期。
49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西汉南越王“丝缕玉衣”的清理与复原》，《文物》1991年第4期。
50 [汉]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1809页，中华书局，2013年。
51 同[29]。
52 赵美等：《滇国玉器》第142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53 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