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族属考说

作者简介：街顺宝，现为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研究员。原载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昆明是中国古代西南民族名称之一种，汉代见于滇西地，唐宋时贵州一带也有昆明人，但记述简约。宋以后不见记载，其传承、下落、族属等虽经学者不断努力探讨，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从材料发掘、使用及讨论问题的角度仍有探讨的余地，故作此文浅探。

昆明一名，最早见于汉代。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无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楪榆因在汉取昆明之后，设县相承，地望在今大理市一带，比较明确。桐师后不载，难以确说。

张骞通西域回来后，向汉武帝建议打通由四川至印度的蜀身毒道，虽然几经努力都因不能通过昆明人地区而搁浅，但汉却因此注意到了昆明，在吞并滇国以后，即对昆明进行攻击。具体于何时取昆明，记载不明。《汉书·宣帝纪》载：“（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夏五月，诏曰：……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蛮向风，款塞来享。”这说明本始二年之前汉已得昆明之地。汉取滇国，以为益州郡，后取昆明地，也入于益州郡。《汉书·地理志》有榛榆、邪龙、不韦、嶲唐、弄栋、比苏六县，怒江以东的昆明人地方，俱已并于汉。

至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夷渠帅栋蚕及姑复、弄栋、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①，后被刘尚等人镇压。栋蚕等人在汉兵的强大压力下，只能边战边退，直到不韦县而最后失败。栋蚕也作动粘，东汉永平十七年还入贡，是一部落名。《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前文说栋蚕是夷人渠帅，后文又说斩栋蚕帅，至此还入贡，则当是部落名与人名相同。与昆明连兵反，最后又退不韦县失败。说明怒江以东，都是昆明人的活动范围，族姓相同，故栋蚕等能相扶西走。至于不韦，与《史记》地方数千里的分布情况相吻合。同时也说明栋蚕是昆明中的一部。滇池、建伶两县在滇池周围，说明此时滇中已有大量昆明人分布，能与滇西连兵起义。

滇西昆明，到唐代仍有记载。唐人杜佑《通典》卷一八七说：“昆弥国，一曰昆明，西南夷也，在爨之西，西洱河为界，即楪榆河。其俗与突厥略同，相传与匈奴本兄弟之国也。…贞观十九年四月，右武侯将军梁建芳讨蛮，降其部落七十二，户十万九千三百。”所谓与突厥同俗，乃是以《史记》迁徙无常处的畜牧生活记载为说，当非唐人所见。昆明实即松外蛮，《通典》与《唐会要》等多把杨、李、赵、董等为名家的洱河蛮混作了松外蛮。《新唐书·南蛮传》于昆明、松外、西洱河蛮诸条，更是混乱。《资治通鉴》的记载则很明白，前一段说的是松外蛮，后一段才到西洱蛮。《通鉴》卷一九九说：“（贞观二十二年）夏四月丁已，右武侯将军梁建芳击松外蛮，破之。……敕建芳发巴蜀十三州兵讨之，蛮酋双舍帅众拒战，建芳击败之，杀获千余人，群蛮震慑，亡窜山谷，建芳遣使谕以利害，皆来归附，前后至者七十部，户十万九千三百，建芳署其酋长蒙和为县令。”这与《通典》及《太平御览》的昆明条同为一事，只此作七十部，略有差别。《新唐书·太宗本纪》也作松外蛮，下七十二部落，《旧唐书·太宗本纪》也同，知松外蛮实即昆明，松外蛮前有首领蒙和，后有蒙羽，与杨、李、赵、董等无涉。《通鉴》下文说松外蛮降后，“因遣使诣西洱河，其帅杨盛大骇，具船将逃，使者晓以威信，盛遂请降。其地有杨、李、赵、董等数十姓，各据一州，大者六百，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不相统一，语虽小讹，其生业、风俗大略与中国同，自云本皆华人，其所异者，以十二月为岁首。”这是西洱河蛮，而《通典》误作松外蛮，是名实相违。《通典》说“有船无车”，《通鉴》说杨盛具船将遁，都说明是在海边上。《蛮书》卷四说：“当六诏皆在，而河蛮自固洱河城邑”。卷七又说：“大和城、大釐城、阳苴哶城，本皆河蛮所居之地也。”说明重心偏在洱海西岸，而与松外蛮无关，也与昆明没有联系。

《通鉴》卷一九九胡三省注说：“松外蛮，……盖以其在松州之外而得名也。新志：松外蛮在嶲州昌明县徼外。”而（宋）欧阳忞《舆地广记》说“中昌明县，贞观二十二年开松外蛮，置牢州及寻声、林开三县，永徽三年州废，省三县入昌明。”知昌明县已属松外蛮之地，胡注引《新志》说在徼外为误。《元和郡县志》说：“昆明县，本汉定莋县，……周武帝立定花镇，……武德元年，于镇置昆明县，盖南接昆明之地，因以为名。”《蛮书》卷六：“昆明城，在东泸西，……正南松外城。”松外城当与松外蛮有关，而松外蛮实即昆明，知《元和郡县志》昆明县以接昆明为名之说可信，是松外蛮之地，东北已接近今盐源县一带。

《旧唐书·高宗本纪》说：“麟德元年五月乙卯，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后汉建武十八年昆明起义，弄栋与其事，知弄栋为昆明之地，而初唐人尚知之，故称昆明之弄栋川，地在今姚安一带，这是松外蛮的东境。松外蛮主要还是在洱海周围地区。这一带的松外蛮（昆明）实即后之六诏及乌蛮的前身，故南诏异牟寻称沙壹之后，而《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昆明祖九隆，乃一脉相承。南诏龙兴之后，昆明之名已不复用。至此而后，昆明之称专于贵州地区，至宋元以后才最后消失。

《列子·周穆王》说：“西极之南隅有国焉，不知其境界之所接，名曰古莽之国，阴阳之气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昼夜亡辩，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司马相如《上林赋》有“左苍梧，右西极”，《史记集解》引郭璞语说：“西极，邠国也，见《尔雅》”，《尔雅·释地》说，“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松，北至于祝粟，谓之四极。”《尔雅》据传为周公旦所作，或有不当，其年代与周穆王时上下相差也不会太远，对西极的概念，也不至有大的改变，邠国在陕西省境内，其南隅至于云南，并无不当，且《列子》所载气候，为云南所独有，排除神密色彩部分，地望划在云南境内，是比较合理的。故岑仲勉先生提出古莽即昆明，是有道理的。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内陆已有了对昆明的一定认识，已早于司马迁的正规记录数百年。同时也说明昆明人分布在滇西地区的年代相当早。

《新唐书·南蛮传》说：“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析其地为殷州、总州、敦州以安辑之。”三州在曲、协诸州之北，已到了后来永宁宣抚司所属地方，今四川叙永、古阍等县地。②《新唐书·地理志》说：“宝州，万岁通天二年，以昆明夷归附置。”《新唐书·南蛮传》说：“开成元年，（昆明）鬼主阿佩内属。会昌中，封其别帅为罗殿王，世袭爵。其后又封其别帅为滇王，皆牂牁蛮也。”阿佩所部为黔中昆明宗主，罗殿王等皆其属下。《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说：“其首领号昆明大鬼主，罗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遣使来，使者号若土，附牂牁以来。”此之昆明大鬼主当即《新唐书・南蛮传》中阿佩的角色，罗殿王也同，而普露静当即普里，九部落见于《宋史·蛮夷传》，即武龙州部落、东山部落、罗波原部落、罗母殊部落、训州部落、鸡平部落、战洞部落、石人部落，《安顺府志》之“普里本末”一节有罗殿王阿哲本部，当即《宋史·蛮夷传》的顺化王武才本部，此即贵州彝族历史上的德施氏九大部落，号称徳施九天君，训州昆明，唐代已见。杜牧《樊川集》卷二十有会昌中授其首领官职等事，说明九部落的来历都已很早。

《新唐书·南蛮传》说：“（昆明）兵数出，侵地数千里”，当即德施氏极力扩张之时，已在唐以前，惟不知确切时间。有人认为九部落中仅有部分为彝族先民。③其实既称德施九天君，德施即默德施，为默部慕齐齐十二世孙，其后裔自然是彝族。而乾德五年入贡的九个使者，都以“若”字作名字起头，称若益、若差、若藏等，又称是部落王子，则此“若”即彝语“儿子”之意，于此有王子、公子等，既不可能以若为姓，也非名姓易同。而杜牧《樊川集》所载昆明首领有嵯阿如、嵯阿蒲等名，“嵯”当也即苴、诏的异译，首领、君长、王的意思，也是九部落属彝族先民的证据。

唐、宋之际，已属昆明一名逐渐消失的时期。滇西及爨区，在南诏兴起后，即不复用昆明之称。由于新旧名称更迭，唐、宋人往往不辨东西，把滇西昆明与贵州境内的昆明相混。

《新唐书·南蛮传》昆弥条，前段与《通典》相同，后段却说：“武德中，嶲州治中吉伟使南宁，因至其国，谕使朝贡，求内属，发兵戍守，自是岁与；牂牁使偕来。”显然是指今贵州境内的昆明，南宁州治在今曲靖市，从嶲州（今西昌市）来，不必绕道滇西，且唐经营滇西昆明，始于贞观十九年梁建芳出兵西洱河之时，并不曾在武德间发兵戍守，与牂牁同来，则显然与滇西昆明无关。《蜀鉴·西南夷本末》说：“咸亨三年，以（梁）积寿为姚州总管，将兵讨叛蛮，昆明蛮内附，置敫、敦、总三州。“咸亨间梁积寿出兵，据《新唐书·高宗本纪》在滇西地区，与敫、总、敦三州之设无关。《宋史·蛮夷传》说：“滇，在汉为益州郡，今姚州普阐之地是也，……昆明，在黔、泸徼外，今西南蕃部所居也。“则是只知唐宋这一带有昆明，而不知与滇同时的汉代昆明人，只见于滇西地区。《新唐书·南蛮传》昆明条说：“其后又置盘、麻等四十一州，皆以首领为剌史。”据《地理志》，盘、麻等州并非咸亨以后才设，也不可能在黔中都督府，当即原南宁州及姚州都督府所属各州。《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到唐以后，爨区只有乌、白蛮之称，不见昆（明）、叟等名称。上述盘、麻等四十一州归昆明，当是由昆明到乌、白蛮的名称更迭，前后取舍不一致造成认识上的混乱。欧阳忞《舆地广记》说：“昆明，在嶲之西南，今羁縻南宁州诸爨所居是也”，是把乌、白蛮都当作昆明之后。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十说马湖蛮是“西爨昆明之别种”，也是把爨地乌、白蛮当作昆明之后。由于有的已改用乌、白蛮之称，有人又沿用昆明旧名，难免张冠李戴，造成混误。

贵州境内的昆明，罗殿、普里等俱彝族先民。道先《大定府志·乌撒安氏本未》说：“乌撒安氏与水西同祖，咸出于昆明。”《安顺府志》“普里本末”也说：“普里之先，出于昆明。”其他材料也多，故这一地区的昆明，是指彝族先民。需要着重讨论的是滇西的昆明，汉晋以来记载的一些方俗、风物，正可以帮助说明昆明人的族属。

（晋）张华《博物志》说：“云南郡出茶首，茶首其音为蔡茂，是两头鹿名也。是鹿两头，其腹中胎，常以四月中收取，可以治蛇虺毒，永昌亦有之。“点苍山神鹿，《永昌郡传》《南中八郡志》等也多有载。其实，说得神乎其神的茶首，不过是彝语鹿的音译，是指一切鹿，并非神鹿的专名。《后汉书·冉駹传》说：“汶山地有灵羊，可疗毒，又有食药鹿，鹿麂有胎者，其肠中粪亦疗毒疾。”则疗毒的鹿也并非云南特有，且云南鹿之用以疗毒部分也与汶山鹿相同，（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八说：“耶希，有鹿两头，食毒草，是其胎矢也，夷谓鹿为耶，矢为希。”耶非鹿，段释有误。耶意为子、胎儿，希意为矢，合为胎矢之意，是药用者为母鹿腹中胎儿的肠中粪便，与汶山鹿并无不同。一鹿两头云云，当也是故作神秘，耸人听闻。明人邝露《赤雅》卷下也说“茶首，出羁縻州，似鹿而两头，食香草，其行如飞，曰鸠蔡茂。茶首二字，音蔡茂也、也有五、六头者，是名元仙，敬之终吉，射之悔亡。”不过是抄旧籍而乱加发挥以骗人，不仅不可信，也说明邝露其人品行之丑陋。左思《蜀都赋》说：“戟食铁之兽，射噬毒之鹿”，樊绰《蛮书》卷七也说：“傍西洱河诸山皆有鹿”，说明这一带历来鹿多，也不神秘。

西汉益州郡有邪龙县，《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邪龙县有昆明夷卤承应募击哀牢人，是其地为昆明人居地，邪龙与后之易龙为同音异字，彝语意为水城，已见于《元史·地理志》。

西汉设楪榆县，以楪榆泽得名，与后之西洱河、西二河等为同音异字，指今洱海。明、清文人，有训叶榆作榆叶，认为其地榆树多，叶入于水，淹使水黑，认为《尚书·禹贡》之黑水即在于此。《南诏中兴二年画卷》末尾有一洱海图，作两蛇交缠之状，环作一圈，中有金鱼一，螺蛳一，画上题字说：“西洱河者，西河如耳，即大海之耳也。河神有金螺金鱼，金鱼白头，头上有轮，爱毒蛇遶之居之，左右分为二河也。”《文字卷》也有相同的内容。都是望文生训，不足为据。楪榆二字，读如涉俞，西洱、西二为其音之变，今仍有哈尼族保留这一读音，作色隅或色厄，④指大理一带。楪彝语有金子、黄、蛇诸意，楪榆当以作多蛇的水泽为是，榆意为水。哈尼族中保留色隅一名的那部分人，当是在大理仍用楪榆之称时即已迁离这一地区，他们也当是汉代昆明人中的一部分。《马可·波罗行记》说：“此州（指哈刺章）产毒蛇大蟒，其妪之大，足使见者恐怖，……其身长有至十步者，或有过之，或有不及，粗如巨靴，则巨有六掌也。”大理洱海周围一带，毒蛇巨蟒的传说也多，则楪榆得名，有其所本。

点苍山，也作熊苍山，玷苍山。据张旭先生调查，洱源风羽J带白语点苍山称极造赛或极造奎，洱源大松甸彝语称恩老莫，故认为以称熊苍山为是，因为“恩”与“极”都是熊的意思，⑤但“造”与“老”又都是山谷、谷箐的意思，且熊苍山的苍字也无对，故疑两名只是指苍山一支，不指全山，也与熊苍山之名无关。熊、玷、点诸字，上古音相近，当是记音而用字有别，并不可能是翻译过去的名称，后来音系趋于固定，就固定用点苍山之名。“点”彝语意为云，苍意为刺，合起来就是“穿云而过”，或“直刺云宵”，取意可能与美妙非常的苍山玉带云有关。

以上材料虽然有限，但很实在，联系贵州昆明，即可说明，昆明一名，是指彝族先民无疑。只是滇西昆明，数千里的分布区，范围既广，成分也极复杂，很可能包括了彝——缅语支的许多民族，在这个意义上看，则我们只能说，滇西昆明人的核心部分是彝族先民。

《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说：“赋出叟、濮，耕牛战马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有人理解为叟人少而先进，昆明多而落后，故赋出叟而不加征昆明。但濮也要征，昆明又如何能逃？知叟是对南中昆、叟一系人的统称。《华阳国志·南中志》说：“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兵，所当无前军，号曰飞军。”《太平御览》卷八九七引《襄阳记》说：“中卢山，西去襄阳一百三里，有一地道，……陆逊攻襄阳，又值此穴中数十匹马出，战还建邺，蜀使有五部兵家滇池者，识其马色，云是亡父所乘，对之流涕。”知五部兵是原居滇池地区，当也即孟获说以从乱的夷叟。而孟获能以议论服人，后又代雍闿为主，说明其本人即是叟人，而为夷人中的耆老之流。《晋书·李特载记》说：“南夷校尉又遣兵五千助（罗）尚”，《华阳国志·大同志》说：“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叟兵助（罗）尚”，则此五千兵为叟人，当也来自滇池地区。《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实际是汉取滇国的事，而称“叟反”，是把这一带的人都称作叟人了。但《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建武十八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楪榆、弄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连然在今安宁，滇池即今晋宁，建伶为今昆阳，则又是把滇池地区的人称作昆明。《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说：“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李恢无法突围，就用诈术，说：“吾中间久斥乡里，乃今得旋，不能复北，欲还与汝等同计谋”，而围者信之，反为所取，被李恢“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李恢是俞元（今澂江）人，说明其被围的昆明就是在滇池地区，有昆明之名，必与昆明人有关，则又是昆明与叟相重。而《史记·西南夷列传》也是嶲（即叟）昆明连称，似乎是关系亲密，杂处同居。其实《史记》于嶲昆明之后，风习礼俗，记载一应相同，则是一族二名，并非两族，《华阳国志》的记载也说明了这一点。《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夷中有桀點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议论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与夷为姓曰遑耶，诸姓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为报仇，与夷与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这里也是昆、叟一切皆同，说明两者一族两称，如《史记》所载，两者并无区别。《南中志》虽说是大种与小种之分，但联系《三国志》及《华阳国志》的其他记载，即知并非大小种之别而是统称与别称的区别。《华阳国志·蜀志》说：“南中曰昆明”是也，昆明一名，仅限于南中地区，确切地说，是金沙江（上游也可能算雅碧江）以南，史籍绝未见江北称昆明的。而叟人是统称，故南中也见用。议论服人便为主，一如凉山的古德、苏易，遑耶，岑光电先生认为是彝语的“姻家”，云南方言作〔xoj〕，更近于遑之读音，耶释家也对。互为报仇，是凉山打冤家的传统法，好盟诅，信巫鬼，也是彝族历史上的突出礼俗。而朱提实即《西南彝志》的楚吐，同音异字，存䣖意为大寨子，“无梁”意为系马；堂狼，堂意为松村，狼意为山谷，坝子，如此之类甚多（有别文详说），则昆和叟都是彝族先民，并无可疑之处。

昆明二字的字意，任乃强先生在《羌族源流探索》中说：“昆明，他书一作昆弥，在羌语为雪山人之意（与多弥同义）。“⑥大理的一些白族学者认为昆明即稿弥，为海边人的意思。⑦昆明一名，仅限于在金沙江以南使用，自然也不可能与雪山有什么联系。而其分布之广，也不限海边，也非用海边人能概括的。至于以中国西北的古代乌孙人的首领号称昆明而认为相互有联系，也不过是汉语译音用字相同，读音相近而已，并没有证据说明二者有什么联系。从现在能找到的资料分析，昆明二字可能首先是一个地理名词，是古代彝族和彝语支一些民族对金沙江以南地区的一种称法。昆明的“明”是地方、地的意思，江北的同族人就称之为昆明人（如昆明婆、昆明苏之类），而汉族文人翻译，就只称昆明，如同罗婺（彝族支系）的称法一样，昆明可能只是同族内部依地理区划而用的别称，本身并没有族称含义。

 注释：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②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版。

③ 李平凡：《贵州安顺古代彝族与安札城遗址》，载《贵州民族研究》1991年第3期。

④《哈尼阿培聪坡坡》第212页注⑧，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6月；又孙官生：《从传说与历史看哈尼族族源》，载《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⑤⑦ 张旭：《大理白族史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年3月版，第184页。

⑥ 重庆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