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4日，一位母亲在教学楼顶撕心裂肺哭喊的视频传遍网络。自此，发生于2019年12月26日凌晨的学生自焚案终于进入公众视野。
据网络消息，由于导师长期以来谩骂压榨和人格侮辱（包括不让看六级、不给改文章、逼迫学生在承诺书签字延期毕业、帮自己干私活打黑工，甚至要求学生赔偿3200元的氮气实验费用），南京邮电大学材料学院一研究生最终不堪重负，在实验室点燃易燃物品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悲痛、惋惜，一个年轻的生命竟以这样残忍的方式结束。师生关系，在我国几千年文化中高洁无比的形象，再次在人们心中翻江倒海。2018年12月，西安交大博士生不堪导师奴役溺水自杀，2019年3月武汉理工研究生不堪导师压榨跳楼身亡，2019年9月华科研究生不堪导师重压跳楼生身亡，…… 究竟是部分坏人变成了老师，还是部分老师变成了坏人？力量悬殊最容易引发不公与压迫，古往今来皆是如此。古代皇帝能决定平民的生死，平民看一眼皇帝都不行，哪怕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最大的幅度也就是包青天打龙袍。美国打翻伊拉克、利比亚，却对伊朗犹犹豫豫，毕竟伊朗的拳头比伊拉克硬太多。家庭内部更多的是父母打骂孩子，孩子打骂父母的能有几多，讲道理讲不过，拳头更是打不过。在现行高校制度中，导师对学生力量碾压的主要体现就是单向的绝对权利，导师不仅可以决定是否对研究生授业解惑（高校放鸭子现象也不少），还能决定学生能否毕业，而且对大部分专业而言，导师直接决定是否放粮（决定学生科研补助和生活补助的多寡）。学生，本身就是实力不行依靠别人来提升的角色，学生的劳动和尊严更不受《劳动法》的保护。学生对导师没有多少权利，更多的是“义务”。毕竟屋檐在那里，让不让躲雨不是学生能决定的。绝对的权利容易滋生绝对的腐败，一旦突破道德的底线，绝对的权利便是谋取私利的绝佳工具。当导师突破师德，肆意利用这种权利为个人目的服务时候，师生关系便容易变质成为主奴关系。压榨侮辱、多劳少得正是主奴关系的主要体现。南邮案发10多天后才进入公众视野，可见校方对消息的封锁程度。但至1月10日本文成文，校方仅仅是停止当事人的导师资格而已，更有对学生封口、对媒体拒绝采访的事情从网络流出。若受害者父母没有强烈的不公与无奈，又怎会到教学楼顶撕心裂肺的哭喊。整个事件校方的天平就不像是平的，况且侮辱压榨之事并不是该校才有的现象。高校的管理层本应成为老师行为的监管层。可为何更像帮凶？在大多数人眼中，高校是求知圣地，但是追求知识的前提是有足够的经费维持运营。想马跑得快，肯定得喂饲料。喂多好的饲料、喂多少饲料就得看马的体型和品种了。国内一般高校的经费更多的是来自上层的拨款，想得到更多的经费，好的“看相”必不可少。而论文和项目的质量和数量就是高校最重要的看相之一。发出量多质高的论文，拉来国家和社会的项目，靠的正是老师，特别是有实力的老师。靠学生，那岂不完蛋。高校对老师的依赖，特别是有实力老师的依赖，使得师生发生冲突的时候，学校管理层更会倾向于老师。管理层的监管与学校名气和经费发生冲突自会失效。监管的失效，邪恶得不到约束与惩罚，只会助长更多邪恶的发生。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将教师这个职业推上了道德的高点，给了教师超越其他职业的地位。但没有什么职业是神圣的，神圣化的职业只会带来更高的期望和更大的失望。教师仅仅是一个万千职业中的一种，跟其他养家糊口的职业本质上并无差别。拿钱办事，办事拿钱。你可以说它为人类发展尤为重要，可哪个职业对人类不重要？你可以说这个职业精神上高尚，可哪个职业没有精神高尚的人？没有高尚的职业，只有高尚的人，人的高尚与职业并无多大关系。职业可以不同，但人性却是千篇一律。人性有黑有白，导致任何一个群体有好人有坏人，所以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古代人只学四书五经之类的圣贤书，可依然代代都有贪污腐败、杀人越货之事。道德教育只是降低了暴露黑暗人性的概率，真正托高社会底线的还是制度。经济学理论大行其道的前提假设就是理性人假设，何为理性人？无非是说人是追名逐利的。在理性情况下，人做出的选择就是让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早已超脱道德层面的舍己为人，可这不正是人的本性？但没人能保证个人的逐利行为（经济学中的“理性”行为）不影响他人，导师追名逐利而对学生压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那么个人的逐利行为对他人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怎么办？或者说怎样才能让个人的逐利行为与社会期望他能达到的行为（如善待他人）相一致？经济学早将解决办法昭告天下——机制设计。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制度，能对权利进行约束，对行为后果进行奖惩调节，直接影响行为的可选空间和最终的利益所得。好的制度就是，能让个人“理性”的行为与社会期望他能采取的行为相一致的制度。在引导师生关系健康发展方面，国外在探索优化制度方面早已先行一步。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美国的纽约城市大学、罗格斯大学等公立大学开始成立研究生工会，本世纪以来美国的私立大学也纷纷设立研究生工会，以维护研究生的权益。20多年前哈佛大学的一件自杀案，也使得约束导师的另一个制度——导师委员会，被美国高校广为采纳。1998年，被实验室公认为天才的26岁哈佛大学学生，诺奖得主Elias J.Corey的博士研究生Jason Altom，选择用氰化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留下的遗书中提到：“这件事本来可以避免，这里的教授有过多的权利来干涉研究生的生活（too much power over thelives of their grad students）”。他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向世人揭露了该现象，更在于将对后世的建议写入了遗书并引起了广泛的影响：“我建议应该通过一个三人组成的导师委员会来跟进研究生的进步，并为研究生提供保护，使他们免受导师的虐待。如果有这样的委员会存在，事情会有所改变。”制度可以削弱导师对学生的绝对权力，压缩过分行为的空间。新中国成立都已70年了，民主的概念早该深入人心。可尊卑贵贱这与民主相悖的东西，在现行家庭教育中依然大行其道。大多数家庭教育孩子要尊师重教，要听老师的话，可有几个家庭教育孩子在老师面前要不卑不亢？社会更多的是强调单方面单方向的尊重，却很少给学生植入老师也要尊重学生的观念。导致很大一部分学生在老师面前战战兢兢，正常说话沟通的勇气早已没有。可人往往会大胆地将“卑贱”的人踩在脚下，而人格独立的积极分子却能获得另眼相待。自我卑微带来不了同情，只是会显得软弱易欺。这也就是为什么大胆活泼的学生往往得到老师的喜爱，甚至跟老师交上了朋友（人格对等）。家长更应给孩子灌输人格平等的观念，而不是单方向的尊师。生命只有一次。年轻的生命只要在维系，未来便有无限种可能。再多的怨恨，何必急于一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更何况老天不会容忍作恶多端之人。结束生命的选择，逃脱了个人的痛楚，却给身边亲近的人留下了无尽的伤痛。世上从来就不缺少问题，但能托出人的光辉的正是问题。制度不公，我们可以凭智慧去完善制度；社会观念不对，我们每个人可以身体力行去改变观念；个人生活遇到困难，我们可以努力去抗争。风雨过后不一定会有彩虹，但必会有一片更蓝的天空。
【作者简介：萝卜吃土看星星，沪上某高校计量经济学博士，美帝联培一年。博士阶段虽已吃土三年有余，但心中不忘摘星之幻想。天地奇妙，盼与君同赏；世界多彩，待你我共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