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南北杂志
李增援生性活泼、聪慧，从小对写字、绘画、唱歌、演戏都很爱好，特别是唱京剧、拉胡琴。初中毕业后，他报考了曲阜师范。1931年，李增援从曲师毕业，父亲要他报考北平（北京）大学或师范大学。由于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报考了设有美术专业的华北大学。但由于家境困难，读了不到二年，就辍学来到济南师范讲习所任代课老师。
1933年春节后，上海的一位女同学来到济南找李增援，告诉他上海美专招插班生，要他赶快去上海报考。那位女同学看到李增援的衣鞋破旧，便用自己的5元钱为李增援买了一双皮鞋。李增援连家也未来得及回，便和这位女同学一道来到上海报考。同年2月，李增援插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二年级学习。
上海美专是著名画家刘海粟创办的，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爱国热情高涨，纷纷走向社会，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救亡中。进步学生还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活动，组织美专剧团、演出抗日爱国戏剧，李增援是演出的活跃分子。当时，左翼作家主要领导人鲁迅提倡苏联的木刻艺术，西洋画系学生组织了一个木刻小组，李增援积极参加活动，发表过木刻作品。
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李增援于同年10月考取了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开始，他学习的是话剧本科，由于乡音太重，虽花很大精力矫正发音，但方言仍难以纠正。第二学期，学校按4种专业分科，李增援便主动放弃话剧本科，选择了装置设计专业，同时选修了导演专业。一人同时学习两门专业，几乎要听学校全部课程。以后，他所以能集编、导、演、舞台与道具设计于一身，是与他刻苦学习，勇于实践，掌握知识全面，在学习中打下深厚艺术功底分不开的。他的同学，新中国的大导演凌子风讲：“李增援同学在校为人热情、朴素，学习用功，平时不大多讲话，与同学教师的关系都很好。因为是国民党控制下的学校，同学与教师之间，同学与同学之间，都很谨慎，他给我的印象是常见他独自地在宿舍看书。”1935年7月，李增援在美专毕业，毕业纪念册上刊载了屈指可数的几篇论文，李增援的《艺术与文化建设之杂话》便占了一席之地。
李增援的论文总共只有两千字，既有理论，又联系实际；既坚持原则，又实事求是；既指出问题症结之所在，又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它标志着李增援在政治思想和文化理论上日趋成熟，标志着李增援对人民大众艺术的执着追求。
1937年底，李增援参加了新四军。他被任命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组长后，全力培养新生力量，因为这些男女青年大都是刚出校门的学生，对戏剧基本上是一窍不通，而李增援是大学戏剧科班出生，是唯一懂戏剧的。李增援胸襟开阔，待部下诚恳热情，和蔼可亲，没有一点老师的架子，把自己的演戏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这些年轻人头脑灵活，具有很强的爱国心，在李增援的精心传授下，刻苦学习，很快掌握了革命文艺的演出技巧。有一个武昌来的女中学生，聪颖俊秀，在李增援的指导与耐心帮助下，很快成长为戏剧组的演出骨干，凡她担任的角儿都非常出色，令人难以忘怀。
李增援关心全组同志，对于组里同志无论在思想上、生活上或业务上的困难，李增援总是主动伸出援助之手。王于畊学着写了独幕话剧《人财两空》，李增援看后，觉得剧本写得还不够成熟，于是他主动向王于畊讲了写剧本的基本方法，并帮她修改剧本的提纲，让其重新加工，终于把剧本写好。
李增援所以能赢得同志们的尊敬，还在于他有埋头苦干的作风。战争年代在农村演广场剧，条件很艰苦，没有舞台，没有电灯，没有服装道具。每次演出，李增援都带领大家团结奋斗，没有舞台，便挑土垒墩子，而他带头挑、抬，拣重活干。有时还要向老百姓借大桌子拼起来作舞台。没有服装，就向老百姓借，一件件做好记号，用完后原件原物归还。
李增援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用笔作枪和敌人展开战斗。此间他想的是抗日与国家的安危，夜以继日的工作损害了健康，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与痔疮，大家多次相劝都被他婉拒，最后同志们强制他住进了后方医院。住院才几天，医院从东台转移到后方西团刚落脚，就遭到日军汽艇的偷袭。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寇屠刀，他想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重伤员的转移。在生死攸关时刻，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迎向敌人，用随身携带的手枪向敌人开火，使正向重伤员休养地龙王庙袭击的敌人转向李增援等轻伤员，这为重伤员的转移赢得了时间。敌人像恶狼一样扑向李增援，他边向敌人射击边利用地形地物后撤，使敌人远离龙王庙方向。眼见敌人包围上来，为了不当俘虏，李增援便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自己，壮烈殉国。与李增援同时牺牲的共5人，其中有战地服务团民运队长唐克（丁一），另3名为无名烈士。
李增援只活了28年，但短暂的一生是光辉灿烂的。他牺牲后，战地服务团开了追悼会，师长粟裕、政委刘炎参加了，并号召全师指战员要像李增援等烈士学习。战友孙海云赋诗一首：“泰然已许作桥梁，让后继者踏过，从昨天度到今天，从今天度到明朝！”
新编的《中国戏剧史》中记述了李增援的生平事迹以及他的作品。李增援牺牲地西团为他在烈士陵园中建立纪念墓碑，天边湖公园树起了他的雕像，并建立了“增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