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纸质期刊哀鸿遍野的时代，《文史知识》一直保持着她的销量，一直有一群陪伴她的读者。精神世界的种种，最后成了形、成了物而能长久的，就像《文史知识》这样的期刊，皆是一群人非凡努力的结果，甚至是几代人非凡坚持的结果。比个人的立言，别是一番滋味，别有一种艰难。天地之间，该有《文史知识》这样一个刊吧。（尹涛寄语）
恍惚中很多意念还在学生时代，还在实习编辑时期，满脑子还琢磨着编辑前辈的微言大义，而编辑部已经通知我，要为《文史知识》四十周年写回忆文章了。《文史知识》都四十岁了。我们这一拨编辑，鬓已星星矣。1998年初，我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三年级学生，接到通知到五院开会，去了才知道是中华书局期刊部顾青、胡友鸣两大主任带队来听取对《文史知识》的建议。也有招兵买马之意。那时候真是年轻，站起来就以真实的热情发了一通空洞的批判。没过几天，《文史知识》编辑部就通知我去实习了。1998年，位于六里桥的中华书局的《文史知识》面临两大困难：一是销量堪忧，二是编辑人手短缺。《文史知识》曾经有过辉煌的发行量，但是社办期刊在那个时期普遍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胡友鸣主任带着厚艳芬编辑、李树玲编务，支撑着月刊的运转。这是第一印象。刚去实习，本来还想体会一下老社名刊的范儿，享受一下能够参与伟大事业的自豪，而实际上是“以不教民战”，立即就开始了第五期的工作，任务是为北大百年校庆办一个纪念专栏。整体思路友鸣主任出，我们想办法实现。记得通过《文史知识》编委王邦维先生约季羡林先生写一篇，但季先生时间、精力均不允，指示用已排出的写北大的几篇文字剪辑。这活儿我能做，剪辑了一篇，王邦维先生转季先生看了，传回来的话是“可以了”。这种以战带训的方式给予新编辑的刺激很大，同时也缩短了入职以后的适应时间。因为编辑部人手匮乏，当年七月，我从学校毕业就到书局工作，中间真是无缝衔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任灵兰跟我同时到岗，这样，编辑部人马壮大，很快就形成了分工：厚艳芬负责文学，她痴爱诗词，联系全国的知名古代文学专家；任灵兰是历史学博士，她负责历史。历史和文学是《文史知识》两大主干。我则负责其他。友鸣主任在这一轮的编制补充中，才真正有了一点调兵遣将的从容。销量的战斗，主要目标是争取年轻读者。我们策划了在高校的系列讲座，邀请专家到高校讲座以招徕听众，《文史知识》也随之走进校园。我负责联系学校。有的学校团委说这事儿得学生会出面，学生会却说这事儿得团委才有权力决定。颇有一些来回跑步。现在记得，叶朗先生在清华、阎步克先生在北大、陈平原先生在川大，帮助《文史知识》扩大了影响。有一次，负责接送叶朗先生，便乘机请教，印象很深的是他说的两条：一是人一辈子真正能读明白的没有几本书，一本书能读明白就很不容易；二是他有一个出版方面的思考，每个学科或者每个大家精选几篇真正有代表性的文章，编成系列小书，帮助青年学生读透。他列举的书，我至今都还在读着，像《小逻辑》《纯粹理性批判》，隔一两年都拿出来攻读一遍，果然至今还没有真正读明白。
《文史知识》创刊五周年“编辑部全体同志与读者谈心”《文史知识》一直通过邮局征订。那个时候，开始尝试自办一点发行作为补充。我们联系了一些销售杂志的书店和专门做杂志的代理。在李树玲的敬业精神感染下，有一家书店慢慢做了起来，逐渐达到能销售二百多册的水平，而邮局订数岿然不动。订单到编辑部的那天，大家欢欣得无法形容。记得，我拥着一件厚旧的棉大衣，在书局顶层八楼角上的办公室里，望着窗外很远的地方开始了加法和乘法，一家二百册，两家四百册，十家两千册……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全社会开始反思百年和畅想未来。《文史知识》也策划了系列反思与回顾，约请各领域的名家写稿。年纪大写不动的先生，我们上门采访，整理录音形成文字。这样就走访了不少先生，记得去采访过季羡林、张岱年、林庚几位先生。这里只说张岱年先生和林庚先生。采访张岱年先生是我跟任灵兰博士一起去的。先生住一幢老楼的老旧两居，说话有些口吃，颤颤巍巍把我们让进屋里。我有些疑心采访能不能顺利进行。让兰师母很热情，用一个竹篓子装瓶胆那种水瓶给我们倒水，问任灵兰哪里毕业的。任灵兰说北师大。让兰师母说：“北师大啊，跟我一个学校，咱俩是校友啊。你也有个兰字，我们是两枝兰。”然后她微笑着听张先生指示。先生带我们到一个应该是客厅但东西塞得满满当当的房间，一个大圆桌，一个半长的沙发靠墙壁，这就没有多少空间了。先生请我们对面坐下，自己慢慢挤到沙发上。沙发矮，圆桌高，两者又离得近，先生的下巴差不多就要挂到桌面了。然后开讲。我很担心他老人家说话费力，采访可能有困难。不过很快就焕然如春冰之解冻，缓缓流淌，渐渐有冲波逆折之感。我跟随先生的言语进入纯粹的精神世界。张先生语言无比干净，有一种特别的韵律。这一次汩汩滔滔的哲学讲座，是我到《文史知识》后的一次偏得，差不多屏息听完。最后问了一个问题是：给年轻朋友推荐一本中国哲学入门书，哪一本最好？张先生不假思索答道：“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良久，补了一句：“水平高啊。”友鸣主任带我登门拜访林庚先生。那时候林先生已很难得到系里讲课，我就没有听过，这回补上了。先生青布略旧的中山装，面容清癯。问了我的师承关系后就开讲。他把这次的采访当成认真的讲课，坐在那里，如青山之稳重，春树之雅洁。林先生说，论文一千字，有新见就可以了，不应该要求篇幅；考证若无关宏旨，考得再清楚也就断在那里了，没有用处；纵横家呢，在秦汉甚至唐代仍有馀波和回声。世间常有见其人而后不愿再读其书的情况，林先生是见其人而后更爱其书的典型。多年以来，林先生的《唐诗综论》一直是读完堆砌材料的鸿篇巨制后难得的清心剂。吴小如先生是《文史知识》的救火队员和“常务”顾问。《文史知识》缺某种稿子或者有新想法的时候，友鸣主任常常带我去向他求援和请教。有时候我也一个人去，这多半就是借着书童和信使的身份。他为写一篇评论朱自清《诗言志辩》的文章，需要看一下商务印书馆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旧版，我从书局借出来给他送去。也乘机了解了郭先生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新、旧版的评价，思绪被牵得很长。有一段时间，小如先生没有经受住友鸣主任的鼓动，要看金庸小说了，我每次去送一部，换回一部，接连跑了几回。到看完《鹿鼎记》，先生说：“不看了。”我疑惑地望着他，先生说：“再看，睡眠要出问题了。”友鸣主任转眼荣休快五年了。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一次很好的训练。做张岱年先生的访谈，有很多事情要事先设计，比如说问张先生什么问题。友鸣主任说，《文史知识》的编辑不能够问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你得问到点子上，既要让他说得畅快，又得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作为《文史知识》的编辑，给老先生整理出来的东西，拿出去不能闹笑话。这就逼着我要去看张先生的书与文章。访谈回来后，一整晚都在整理录音，没有把握的关键地方，翻来覆去听，不觉东方之既白。从此就感受到了，我们编辑就是要这样做事情，要尽量做到最好。中华书局的编辑，《文史知识》的编辑，必须把这样基础的工作做好。在书局工作而以《文史知识》贯穿始终的，友鸣主任是唯一。这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的样板。后来我在书局不断变换工作，每次变换就会想起一直在《文史知识》工作到退休的友鸣主任；都会想起刚到《文史知识》的一句豪言：愿意在《文史知识》工作一辈子。每次想起，就耳热心跳。《文史知识》正是因为有这些先生，才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格调和水平。在纸质期刊哀鸿遍野的时代，《文史知识》一直保持着她的销量，一直有一群陪伴她的读者。精神世界的种种，最后成了形、成了物而能长久的，就像《文史知识》这样的期刊，皆是一群人非凡努力的结果，甚至是几代人非凡坚持的结果。比个人的立言，别是一番滋味，别有一种艰难。天地之间，该有《文史知识》这样一个刊吧。真是很难忘记每期付印前一人持目录，一人读正文作者篇名的校雠；很难忘记每年十二月等待邮局订数的煎熬；很难忘记读者夸奖时的欣慰；很难忘记任灵兰博士某天下班后，突然在马路边来了一个后空翻；很难忘记友鸣先生围棋水平长期稳定而又永不言败的斗志。很难忘记，六里桥八楼那个独立的精神空间，二十年间来了，走了，来了的一位位编辑同仁。祝福《文史知识》的四十盛年，希望她在传统文化的春风中稳稳地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