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终于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类人！”
小孩对世界缺乏客观的意识，觉得整个世界都围着自己转。头脑和经历复杂起来后，会慢慢意识到不顺从自己意愿的外部世界的存在。此时，稍有些敏感的少年心灵都会产生幻灭感，发现自己以前对世界的理解都是不可靠的，于是开始思考如何使自己的观念与这个世界重新达成某种和谐的关系。这种调和自然从冲突起步，于是出现了一种典型的高中生状态：
热衷揭露现实世界的黑暗逻辑，并且往往带着道德愤恨。但这种义愤是一种童年的残余，现实对理想有一种教化的力量，很容易将这点余烬扑灭。
为了弥合少年时代破碎的世界图景，高中生们急切地找寻人生道理，也很容易找到一套套道理，比如课本上的马列、经济学、进化心理学，智商税读物上的各种“效应”、“定律”，直到心灵鸡汤、成功学，总有一款适合你。高中生不仅有对道理的渴望，也有解释的冲动，希望用刚学到的干瘪的新教条去解释种种现象，使世界重新产生秩序，从而给自己以方向。
这种心理需求可能会压倒智识真诚，不过更准确的说法也许是，智识真诚不仅是一种德性，更是一种能力，没有更高的见识，就不容易看破自欺。但要有更高的见识，就得时刻准备好把刚刚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和心灵秩序重新打破。这是很少见的品质。
许多人在第一次幻灭重生之后就觉得天下再无可惑之事了。童年的真善美被现实打碎之后，最容易得出的结论自然是，这些都是假的，食色等基本欲求才是真实的善好，道德等只是一种对社会来说必要但对个人来说并不可欲的约束，于是能搭便车就搭便车。
思想稍微复杂点的人则会认为，虽然那些都是很好很好的，但却太奢侈了，还是专注于触手可及的现实善好比较好。
如果童年的道德底子比较好，则会呈现为一种不融贯的拼接状态：给低级的成人世界规则设定某些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于是渐渐地，“我们终于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类人”。成熟了的人开始嘲笑新一代年轻人的幼稚，说些“如果一个人二十岁时不是左派，那说明这个人没有良心；但如果他三十岁时还是左派，说明他没有脑子”之类的傻话——据吾师萧湘判断，喜欢成天说这话的人大概既没良心也没脑子。
然后还剩下许知远这样的永远的高中生感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许知远们也许会质问：“你们怎么就向现实妥协了？！”很大程度上，许知远等是被保护得很好的一类人，过得太顺，从没有真正受过现实的深刻教育，因此一直处于很空洞的纯情状态。但如果太轻易就向现实妥协，至少也说明本来就没太深的执念，一些细腻深刻的念头稍稍碰到阻碍就被彻底扼杀了。
成熟的人拒绝谈论理想。当听到新一代的年轻人讲述“应该”如何如何时，他会告诉他们，“实际上”是如何如何的。年轻人自然是很空洞的，不了解这些“应该”在现实中实践起来的复杂性。但成熟的人也多少有些头脑混乱，年轻人跟他讨论目标是否合理，他却一直用策略层面的考虑来反驳，而要谈策略，当然不自觉预设了某种目标：他已经丧失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反思世界的能力了。
于是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他们至多就是在既定社会角色上尽些义务。
读过点书的人当然知道成熟的思维中可能存在一种逻辑错误：从事实判断推出价值判断。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两分关系也没那么机械。我们承认，价值不能从事实中推导出来。但我们往往是针对具体的事情作出价值判断的，即便是非常普遍、抽象的问题，也往往预设了一些关于客观环境和人性的事实。了解相关事实，当然有助于我们作出更可靠的价值判断，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理想和现实的衔接处在哪。
我们在诸多层面谈理想，越理想的理想，所预设的现实束缚越少。讨论这些非常理想的理想也有自己的意义，至少可以给出一个远景。只要头脑中时刻铭记在何种事实条件下作出何种价值判断是合理的即可；一旦发现上天不现实就认为必须钻地，这多少是头脑简单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