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紫东研究】权斌：范紫东与《蒲城东北乡十七联联绅刘君仲涟懿行序》
范紫东与《蒲城东北乡十七联联绅刘君仲涟懿行序》
文/权斌
在陕西省蒲城县洛滨镇马湖刘家村“马湖红色历史文化苑”中，立着一块民国年间时任陕西民政厅秘书范紫东先生撰文的《蒲城东北乡十七联联绅刘君仲涟懿行序》（下称《懿行序》）。碑石保存完好，碑刻清晰，文字完整，碑高2.89米（其中碑身高1.955米），宽0.815米，厚0.23米。该碑石是民国年间蒲城东北乡十七联绅民为追怀刘仲涟、刘荃生懿行而立。正文中完整记载了同盟会员刘仲涟、刘荃生二人倡办民团、抵御匪患，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及为保全乡民，放弃避难而遭土匪报复杀害等义举，是研究民国年间西北革命史的重要实物资料。2020年秋，应乾县《范紫东研究》编辑委员会屈军生先生之托，笔者遍访当地耄老，了解有关资料，厘清相关史实，整理校注碑文，并就范紫东缘何撰文《懿行序》与有关地方史研究者进行探索推测，以为关心、关注这一历史史实的地方文史爱好者参考并进行深入挖掘与研究提供参考。
刘仲涟、刘荃生的基本史实
刘仲涟，又作刘仲廉，蒲城马湖人。自幼性刚，忧心民瘼，弃文习武。民国年间，蒲城匪患成灾，马湖为甚。五龙山土匪常纠集侵扰当地民庄，人民生活很不安宁。既是习武出身又是同盟会员的刘仲涟忧心忡忡，找到在老爷庙创办立达小学且同是同盟会员的本村人刘荃生商量创办民团，保境安民。刘荃生出身书香门第，受井勿幕影响，曾参与组织西安健本学堂，暗事革命工作。刘仲涟的想法很快得到刘荃生的赞同，两人即开始在立达小学筹办民团，招募团丁，购置武器，规模最大时出操人数达万人。这样一个日益强大的组织曾与五龙山的土匪有过数次正面的交锋，并被当时国民党蒲城政权组织作为剿匪可以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参与过数次对大小股土匪的剿灭行动。对土匪形成的强大威胁，使民团的组织者与主要领导者刘仲涟、刘荃生二人成为土匪必欲除之的死对头。民国四年（1915）阴历九月初二上午，刘仲涟被土匪枪杀于家中瓮旁。同日傍晚，土匪又窜入学校，绑走刘荃生；因刘荃生一路骂不绝口，行至冀家村西头胡同时，土匪恐其骂声招来村人解救，遂将刘荃生枪杀于路而后逃遁。
范紫东缘何撰写《懿行序》
《懿行序》缘何由时任陕西民政厅秘书的范紫东先生撰写，当地耄老知之者少。结合相关史料，笔者请教了《马湖村史话》一书编写者、清末关中理学家刘时轩先生的曾孙刘克耕老师，并与几位蒲城文史研究者进行推测性探讨，认为范紫东先生为该《懿行序》撰文，有以下方面可能：
第一种可能，与相邻富原村李桐轩（又作李桐萱）或者其子李约祉有关。李桐轩与范紫东同为易俗社创始人，均热心戏剧，致力于高台教化醒悟民心。刘仲涟、刘荃生二人遇害后，李桐轩曾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撰《大国民刘荃生为众流血记》一文，高度赞扬刘荃生“坚忍不磨之意志，热烈之爱心及服役人群之精神”。撰文时间与范紫东撰《懿行序》一致。与李约祉有关，是基于李约祉与范紫东同为易俗社成员，关系密切的推测。可以说，与李桐轩或者其子李约祉有关的推测，都是围绕易俗社所作的基本推测。
第二种可能，与刘荃生与范紫东交识有关。刘荃生与范紫东是否认识并且有一定的交情，没有资料能够证实。不过有两方面因素，支撑这种观点成立的可能性比较大：一是二人均与井勿幕关系密切，且二人均受井勿幕影响加入同盟会，并均在各自当地担任同盟会组织联络工作，不可能没有工作联系；二是刘荃生参与组织西安健本学堂并任教员，而范紫东也曾在健本学堂执教且将健本学堂从小学发展为中学。健本学堂实质上是同盟会开展工作的秘密场所。
第三种可能，与范紫东当时在陕西民政厅工作的身份有关。《范紫东研究》微信平台曾推出一篇刘平望先生撰写的《范紫东与<清代廪生杜文轩先生暨德配高孺人懿行序>》文章，范紫东在文中称“民国十六年，靖海邓鉴三长陕西民政厅，余承乏秘书，鉴三厅长前曾宰是邑，屡评论邑中士绅，而谈及先生则称赞不置，余益信先生学行之高，惜把臂无缘，其详不可得闻也。二十年之冬，先生逝世己将届三周，其哲嗣筱宣持先生暨德配高孺人行状，乞余为序，拟摄其懿行，镌诸墓碑，以昭示来兹，何敢以不文辞。”就是说，碑主是范紫东为其担任秘书的陕西民政厅长邓鉴三曾任县长的地方的士绅，且邓鉴三对其评价甚高。至于“其哲嗣筱宣持先生暨德配高孺人行状，乞余为序，拟摄其懿行，镌诸墓碑，以昭示来兹，何敢以不文辞”，这并非决定性因素。当然，范紫东撰写刘仲涟、刘荃生《懿行序》是否有相类似的因素，仅从《懿行序》中“各联绅民追怀懿行，不忍湮没，因序述其颠末而被诸石”数语，很难明确。不过，民国四年（1915）刘仲涟、刘荃生遇害后，升任威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不久的陆建章发给恤金二百两，令立碑旌表却是事实。从这一层面推测，刘仲涟、刘荃生遇害17年后的1932年，范紫东撰写碑文也许带有政府主导旌表的作用是有极大可能的。“陕西民政厅秘书范紫东撰，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李百龄校，署理邠县县长现充陕西民政厅科长米登岳书”恰恰能说明这种推测接近事实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第四种可能，与其子刘威诚，更进一步说与杨虎城有关。杨虎城曾是蒲城东乡贫苦农民自发组织的“中秋会”的主要组织者，且“中秋会”在民国三年（1914）被编为蒲城东乡民团，民团的主要领导者便是刘仲涟、刘荃生。民国十九年（1930）杨虎城兼任陕西省主席。1932年，已经跟随杨虎城部队8年且担任营长职务的刘仲涟的长子、29岁的刘威诚接到家人来信，称其父与刘荃生遇害血案已经告破，且东乡十七联绅筹资在立达小学内为刘仲涟、刘荃生立碑以资垂念。《马湖村史话》一书称“刘威诚携旅还乡以慰问族人和乡亲”。或许，范紫东撰写《懿行序》的背景与杨虎城、刘威诚是有很大关系的。
撰文与立石时间相异：一诚之固结而不可解也
《懿行序》原文“君没后，兹阅十五秋矣，其子长景桓、次景辉，皆毕业于中学暨军事学校，投身戎行，洊历营长。十九年冬，军政统一，振旅还乡。往时匪众已死亡殆尽，共一二仅存者均已悔悟，负荆请罪，且愿出罚锾立石表彰”，明确了撰文时间为民国十九年（1930），此时，刘仲涟、刘荃生遇害已经15年了。文中“十五秋”“十九年冬”是相吻合的。然而立石时间却是“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六月”，较范紫东撰文时间推后近两年。如果按范紫东文中“各联绅民追怀懿行，不忍湮没，因序述其颠末而被诸石”的说法，那么，就是说包括刘荃生的学生在内的“各联绅民”有立石的想法不晚于民国十九年（1930），或者更早。因为蓝田牛兆濂所作《刘泉生教泽碑》中，“余与泉生未识面，其于师道未知浅深若何。今秋突闻被戕于贼，同人伤之，既为碑铭以不没其志，而其学徒某某等复状其教学时谆切爱人之行实”，明确了《刘泉生教泽碑》的撰文时间是民国四年（1915）秋。刘荃生阴历九月二日被害，牛兆濂文中的“今秋”，能充分说明撰文与遇害时间不会相差月余以上。刘仲涟、刘荃生遇害以后，立达小学曾为刘荃生设祠纪念，牛兆濂所作《刘泉生教泽碑》如有其碑，当立于立达小学内，这只是一种推测。碑石未曾见。另，《蒲城县志》：“六年（1917) ，乡人呈请县政府批准，在校中设刘筌生祠。定于每年阴历九月初二为立达学校永久纪念日。”
综上，说明刘仲涟、刘荃生遇害后，出自绅民、学生、族内人员的各种“追怀懿行，不忍湮没”的想法与行动基本上未曾中断过。两人遇害15年后的民国十九年（1930）方付诸实施的“立石”，牛兆濂在《刘泉生教泽碑》一文中说得很清：“而人之感念至于如此，则一诚之固结而不可解也，况乎其深焉者耶？”当然，范紫东撰文，仅存的一二土匪的“愿出罚锾”，直到“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六月吉日立”，只能推测其是一件事情从提出到实施的持续性过程而已。
附录：蒲城东北乡十七联联绅刘君仲涟懿行序[1]
我国以农立国，故从古皆重乡井而轻城市。汉以前，德行道艺率由党正遂师[2]识拔贤良方正，胥自乡举里选登庸[3]，盖生此土为此民，既有乡土之关系，即有维护之职责，仁者以敦睦化俗，勇者以武力捍患，此乡官之所宜设，而乡贤之所宜遵也。若刘君仲涟者可以风矣。
君讳永清，字仲涟，幼而岐嶷，入塾读书，略晓大义，不屑屑于章句之末。稍长，膂力过人，闻人谈时事，深痛我国文弱，辄掩卷投笔，毅然曰:“我国重文轻武，国势不振。吾无所用毛锥[4]为?”乃习骑射，弄刀石，遂以武艺冠其曹。清光绪二十五年，君应武试，为邑武庠生，自是益加淬厉，思欲登巍科[5]，取高第，以宣劳[6]于国家。会维新诏下，武试辍科，而此志未遂，惜哉！嗣后绝意进取，且以亲老家贫，难偿远志，遂专课耕稼，农隙服贾，藉赢余以奉高堂，而家道亦渐裕矣。
君赋性质朴，临事无所畏避，待人尤为诚慤，乡里感其意，推为联绅。凡本联公益事项，悉心筹画，劳怨不辞，乡里族党无间言。庚子辛丑间，岁大饥，转徙流离者踵相接也。君首倡乡赈，招集联内之有盖藏[7]者，竭诚劝导，且自任筹还，故皆慨然与输，将以振贫乏，灾黎全活甚众，人咸德之。有以细故小忿起而构讼者，经君调解，陈明利害，双方辄愿平息。其敦睦乡邻，不惮烦劳，类如此。
辛亥改革之际，会党乘机跃跃欲试，村众虞其掃扰，乃倡议练团以资防卫，委君主其事。君仿保甲法守望相助，以故游民皆戢其匪心，无敢滋事者。君有族人荃生[8]者，平日倡言革命，富于学识，遂与共同计划，乃创设学校，以筹地方自治之基础；假三社庙设立团局，合东北八联开选举大会，推举老成练达者分任社务，凡子弟之聪颖者，悉收入学校肄业，各联团丁合操时几至万人。于是盗匪远飏，萑符[9]不惊，农民安堵者数年，远近倚之以为重。至今父老犹乐道之，比于富平之东四联云。后因联务日繁，臂助乏人，拟切实整理学校，以为异日发达之地。民国二年，推荃生为两级小学校校长，专任提倡教育，凡筹款、建筑及购置等事，君一身独任之。至是，学务日有起色，学额增至数百名，即邻村之学校皆互相观摩，而臻于完善。至团校收支款目，每月必清结公布，丝毫无私，村众以付讬得人，对于款项全不过问，其取信于人如此。
三年，县西北乡土匪猖獗，缑保杰、王羊娃[10]之徒互相勾结，北乡尤甚，掳掠勒赎，鸡犬为之不宁，绿林徧[11]野，几于不可究诘。其时秋公南庄[12]知县事，知十七联民团可恃，多方奖劝，约期捕剿。君奉命，即与荃生率众深入。匪徒殊甚顽强，负隅抵抗；君奋不顾身，击斃悍匪数名，匪势不支，拥渠魁远遁，北区遂安。然匪又百计游说，欲利用此团以图死灰复燃。君志力益坚，终不为动，其徒见事不济，遂阴图报复之举矣。先是北乡逃匪为自全计，窜于同州军旅弁目中，日夜绐其长官，谓“欲扩充势力，非招收健儿难以集事”。军长不察，遂编制其党羽，假以名义，而气焰大张，始不可制矣。四年，渠魁率其徒众，道经马湖，声言欲报前怨。团众见势不可当，协议暂避其锋。荃生曰：“逃避伤义。吾家纵可徙，而团校村众必因我避而受累矣。人其谓我何?汉侠朱家[13]有言‘我死则祸塞’[14]，吾两自当之耳！”旋于九月二日寇众大至，仓卒见执。二君骂不绝声，遂并遇害。呜乎痛哉！其时二子尚在襁褓，匿地窨中得幸免。
嗟夫，以君之热心毅力，恭桒[15]敬梓，百折不回，殆所谓仁者必有勇耶！乃卒不能保其身，余甚惑焉。然继起有人，克昌厥后，可知天之报施善人，固无或爽也[16]。
君没后，兹阅十五秋矣，其子长景桓、次景辉，皆毕业于中学暨军事学校，投身戎行，洊历营长。十九年冬，军政统一，振旅还乡。往时匪众已死亡殆尽，共一二仅存者均已悔悟，负荆请罪，且愿出罚锾立石表彰。景桓[17]、景辉[18]亦不欲趋于极端，爰具牍公庭，悼雪沉冤，兼请恢复学校，以成亡者之夙志。当局咸采纳焉。各联绅民追怀懿行，不忍湮没，因序述其颠末而被诸石。
五等嘉禾章三等金色嘉祥章陕西民政厅秘书 范紫东撰
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李百龄校
三等文杏章署理邠县县长现充陕西民政厅科长 米登岳书
东北乡十七分联联绅民众立石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六月吉日立
注解：
[1]蒲城东北乡十七联联坤刘君仲涟懿行序：此碑立于民国二十一（1932）年六月。原碑立在1913年刘荃生创办的“马湖立达小学”（其旧址为马湖老爷庙，刘荃生在此创办立达小学，后扩建成“立达完全小学”，系当时蒲城县第二所完小。现为洛滨镇中心幼儿园教学场所）。2019年9月30日，马湖村党总支、村委会建成“马湖村红色历史文化苑”，将该碑搬移至文化苑内，供公众学习红色文化，了解地方历史。该碑石保存完好，碑刻清晰，文字完整，碑高2.89米（其中碑身高1.955米），宽0.815米，厚0.23米。
[2]党正遂师：周时地方官。《周礼·地官·党正》：“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周礼·地官·遂师》：“遂师，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
[3]登庸：选用人才。
[4]毛锥：即笔。
[5]巍科：古代科举考试排名在前者。
[6]宣劳：报效。
[7]盖藏：指存粮。
[8]荃生：亦作筌生（《蒲城县志》，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下同））、泉生（《牛兆濂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即刘煚廉。《蒲城县志》：“刘煚廉（1874—1915)，字筌生。马湖乡人。清代庠生。为人刚正，能文善书。辛亥革命初与井勿幕关系密切，参加同盟会，参与组织西安健本学堂，并任教员。后奉井之命回家乡办团练，维护地方治安。民国二年（1913) 创建马湖镇立达小学，兼任校长。四年（1915) 增设高级部，改称为‘马湖镇立达高等小学校’，有学生200名。同年阴历九月初二惨遭匪害，同乡李桐轩先生撰《大国民刘筌生为众流血记》以记其事。蓝田县牛兆濂先生作《教泽记》，学生冀鹤亭等建纪念碑，以记其功德。六年（1917)，乡人呈请县政府批准，在校中设刘筌生祠。定于每年阴历九月初二为立达学校永久纪念日。”
[9]萑符：盗贼出没之处。
[10]缑保杰：又名章保、俊卿。蒲城罕井人。刀客出身，追随李天佐进入军界，先后依附李天佐、刘振华、岳维峻。曾领兵驻扎蒲城多年。因附刘祸陕，被其部下缑吉人、王震东、郑百川、何高侯等人合谋击毙。王羊娃：资料不详，当为五龙山土匪。
[11]徧：古同“遍”。
[12]秋公南庄：即秋应篱。礼泉举人。民国二年（1913）任蒲城县知事。
[13]朱家：秦汉之际的游侠。今山东曲阜人，以任侠得名。事载《史记·游侠列传》。
[14]“我死则祸塞”句，此语非朱家言，疑误。《后汉书·范滂传》：“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
[15]桒：古同“桑”。
[16]“固无或爽也”句：意为善报无差错。
[17]景桓：即刘威诚，刘仲涟长子。《蒲城县志》：“刘威诚（1903~1992)，马湖乡人。民国十三年(1924)参加杨虎城部队，历任司务长，排、连、营长等职，曾在驱逐北洋军阀陕西督军吴新田的战斗中负伤。民国十六年(1927)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1935-1936)担任团长时，掩护红军二十军、红二方面军各一部顺利过境，进入陕北，并多次为陕北红军运送武器、弹药等。在西安事变中，他起了骨干作用。民国二十七年(1938)部队驻防安康时，他积极配合当地中共组织发展党员，建立游击武装，并选大批有志青年及连、排级军官北上延安学习。抗日战争中，他率部赴陕东一线，担任黄河防务。民国二十八年(1939)1月国民党反共，蒋鼎文免去他团长职务。他按照省委指示，历经艰难险阻，先到抗日前线第四集团军总部任附员，后任三十八军一〇二团、五十一团团长，多次参加阻击日军西进的战斗和游击战，俘获甚多。民国三十四年(1945)7月，国民党当局妄图瓦解三十八军。他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率领十七师官兵及其他部队中部分党员和进步军官，冲破敌军封锁，胜利回到解放区，成为十七路军保存下来唯一进入解放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受到中共中央贺电嘉奖，仍保留十七师建制，他任政委。同年11月，遵照刘伯承、邓小平指示，率部奔波于晋鲁豫边陲，并说服孔从洲于次年5月在巩县起义。民国三十五年(1946)9月，中央决定组建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他任副军长。民国三十六年(1947)8月，陈谢大军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西进纵队由三十八军配属八纵二十二旅组成，他任西进纵队指挥，渡河后参加陕州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安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西北军区后勤部营房管理部部长、西北公安司令部副参谋长。1952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历任西安市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60年，因所谓‘彭德怀问题’受到株连，被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文革’又受到严重冲击。1979年平反后，恢复市体委主任职务。1980年任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2年离职休养。1992年8月17日在西安逝世，终年89岁。”
据马湖村刘克耕老师言，刘威诚通过刘景钦介绍加入杨虎城部队。
[18]景辉：刘仲涟次子。事迹不详。据马湖村刘克耕老师言：刘威诚女儿刘民线（刘威诚与原配有三个女儿：一名刘民汉，取名武汉出生之意；一名刘民线，取名统一战线之意；一名刘民放，取名民族解放之意）说，景辉参加过农运，曾现场聆听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