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参政议政

张元济议政

智效民

1949年,83岁高龄的张元济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此期间,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都纪录在《1949年赴会日记》中。翻阅这些日记,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不同意见

9月14日,与会者在讨论《共同纲领》修正稿时,张元济认为该稿文字欠佳,前后也不连贯,但是大家对这些问题并不关注,而是“斤斤于词句之末”,这让他非常失望。

此外,他还针对“禁止肉刑”的条款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早在汉文帝时代肉刑就被废除,南北朝时期好像有所恢复,但是到了唐、宋以后,这种刑罚早已绝迹,如今再把“禁止肉刑”列入其中,“于我们面子甚不好看”。

9月23日,张元济在小组会讨论纪年问题时还说:我主张继续使用民国纪年而不用公历,是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我国有数千年悠久历史,如果从今年起改用公历,那就会让世人误以为我国只有一千九百余年历史。第二,公历是以耶稣降生开始的,这对于我国的回族、藏族不免有所刺激。张元济的这番话引发大家热议,由于不能形成共识,小组会的主持人茅盾没有办法,只好把矛盾上交,让大会进一步讨论。

9月26日中午,周恩来和林伯渠在六国饭店举行招待会。周恩来在讲话中介绍说:关于新中国的名称,有人主张应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加个括号,里面注明“中华民国”四个字。理由是为了不要忘记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功绩。但是,也有人说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应该继续使用。所以,我“奉毛泽东之命,特约诸长老至此讨论。”

听罢周的介绍,张元济在发言中主张把括号删去,但是何香凝立刻表示反对。这个既合乎情理又十分有趣的细节,特别耐人寻味。

二是公私分明

由于年事已高,张元济由儿子张树年陪伴到会。会议给每位与会者都准备了一份零用钱,但是当工作人员给张树年送了一份时,张元济表示不能领受。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是大会的规定,请他“不必过谦”。但是张先生却说:我们“父子二人来此,食宿已极受优待,何敢再耗公款”?以后送来,“断不能从命”。

会议期间,张元济为了处理公司事务,曾委托大会招待处向上海发过一份电报。后来他要支付这笔费用,招待处却以“账已付出,不好处理”为由拒不接受。随后,张元济恳切地向该处负责人表示:公款不可滥用。他可能对中共实行的供给制了解不够,不知道这种制度很容易养成公私不分习惯。

此外,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还邀请张元济同游天坛。陪同者有陈毅、刘伯承、程潜、李明灏、陈明仁等人和七八个摄影师。当时毛泽东对张元济早年的俸禄以及光绪召见他的细节很感兴趣,与此同时,毛也表示他从商务出版的《科学大全》中得到不少新的知识。事情过后,张元济专门给陈毅去信索要照片并询问价钱,表示要照缴不误。

三是建言献策

10月11日晚,毛泽东宴请张元济,张向毛提出五个建议:一要广开言路,以便下情上达;二要先搞建设,交通优先;三是民间负担过重,亟待减轻;四是对杜月笙返回上海之事应该慎重;五是对读经和废除汉字,提出反对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返回上海之后张元济就患了感冒。尽管如此,他还是抱病给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敝公司两遭兵燹,旧有工人大多失业,嗷嗷待哺,殊堪怜悯。……贵署如有添募工人之举,可否酌量收用?俾得一啖饭之所。感荷感德,不啻身受。”

这封信难免给人这样的印象:尽管张元济在政协大会上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但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印刷工人,却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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