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辈出的北方导演们背后,是中国北方历史文学的厚重与深沉

山川网:一转眼,又是一周结束,时间也已经进入到了一年当中天气最为酷热的盛夏——七月和八月。
最近一直都忙着学习写小说,一些科幻形式的,关于两百年后的小说。目前写的还不太好,但是我觉得这事儿既有意思,又有意义,非常值得坚持下去。我想着如果再过个三年五载,我想我的小说作品可能会远比我现在写的一些区域经济的内容好很多。
那么这个周末,和大家聊点什么话题呢?我想了想,想和大家聊聊电影。说起电影,我想没几个人不爱看,只不过大家喜爱的电影类型和导演演员各不相同罢了。一部好电影的诞生,影响因素有很多,受限于时间,我们今天就挑出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导演,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当然,中国的导演数量也不少。因为电影本身是很主观的一件事情,所以平日里在选择电影时,我也有自己的一些偏爱。所以今天我也会借着和大家聊电影的机会,分享一些我比较有所偏爱的导演和作品。我挑了十个导演,简单和大家聊上几句——
一、姜文(河北唐山)

姜文是我所理解的,将个性与思想性,通过电影这种载体表现的最为出色的中国导演。
电影的本质是艺术,现在人们生活在物质时代久了,习惯把什么东西都往商业上靠。比如一部电影拍得很差,几乎没有任何艺术性可言,但是总会有人跳出来为它辩解,说这是商业片,商业片不需要有艺术性。
我对此的态度是,如果你对自己拍出来的这堆东西定义如此,那么我们建议在电影这个概念之外,另行开辟一个概念,专门给这些只为赚钱,没有任何艺术性的视频,这样也好让其余抱着把电影当作艺术去观看目的的观众,有效隔离。
电影当然可以具有其商业性,但是一定是在其艺术性之后的。要先把电影的艺术层面和思想层面做好了,再去想如何适当适度地去添加商业要素。也只有这样,最终拍出来的东西才能叫“电影”,也才能够经得起时间的锤炼,历久弥新,口碑长存。
姜文的才华毋庸置疑,无论是作为演员的《芙蓉镇》、《红高粱》;还是作为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都已经给予了姜文最佳的证明。
不过,我个人认为姜文之于中国电影界最大的意义,是在同期很多“导演”甚至已经迷失在电影到底该不该有艺术性的时候,还在电影的艺术性之外,将电影赋予了更深层的思想性意义。
姜文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历史上堪称浪漫主义最盛行的七八十年代,恰好与姜文的青春记忆相重合。所以从姜文的电影中,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到那个时代究竟美好在哪里,又苦涩在哪里。这种力透纸背的观察力和表现力,不是当下的一些年轻导演,凭借着对曾经那个年代的一些个人臆想,所能够做到的。
所以当九十年代末期,中国社会追求完全由精神文明转向物质文明时,我们也渐渐习惯了被所谓资本忽悠“电影就应该是商业片”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中国影史上那些最一流的影片,基本上都是差不多二十年前拍摄的了。而在最近是十多年间,我们基本没有看到什么堪称绝佳的作品。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电影还有姜文这样的导演,实属难得。


二、张艺谋(陕西西安)
不懂美术,你就永远不懂张艺谋,这是我对老张的一句评价。对老张的评价当中,第一个标签永远是色彩大师,其他的一切都要放在第二位。
《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我的父亲母亲》、《英雄》、《金陵十三钗》、《归来》、《影》、《一个都不能少》……
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事实上被鲜明地打上了“张艺谋”的标签。不同于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陈凯歌,老张执导的优秀作品数量,是对得起后来其一步步走上“国师”地位的。
同时,老张的每一部代表作,都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主题色。关于这点,我觉得我不必多说,张艺谋的作品我想大家基本都看过,现在不妨在脑海中回忆一下,看看是否能够很快回忆起每一部影片的鲜明主色调。
作为地道的老陕,我觉得老张身上浓厚的西北气息是其艺术风格中挥之不去的特色。很多人对于区域文化的理解比较模糊,比较懵懵懂懂,那么我很建议大家可以多看看老张的一些代表作,你就能够发现在关中文化熏陶影响下长大的人,他眼中的中国历史和人文属性是怎样的。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老张在某些作品当中,重视色彩甚至多过了重视情节,认为这是在“本末倒置”。这件事我倒觉得是见仁见智,色彩运用是老张电影中个性最突出的标签,这和老张入行之初就是摄影出身关系密切。这是老张艺术语言的根本,是底层逻辑,也是他对于电影的理解方式。
张艺谋比姜文大十多岁,姜文是六零后,张艺谋是五零后。而正是他们出生时代的差异,也使得两人的作品在反应中国历史与文化时,有着非常鲜明的差异性。这种认知上的差异性,丝毫不逊色于今天的八零、九零后之间。
三、贾樟柯(山西汾阳)
想要看懂贾科长的电影,我建议你先去山西走一走,看一看,否则你可能永远都不能真正明白贾科长的心思。
对于贾科长而言,他首先是个山西人,是个汾阳人,其次才是后面的所谓“导演、编剧、演员、作家、商人”等一大堆的标签。
本文前三个导演,我分别讲到了姜文、张艺谋和贾樟柯。正巧,这三个人分别出生在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
很多人对于电影这种艺术,特别是某些导演的电影作品,经常会产生一种感觉——看不懂,不知道导演为什么要在影片中安排这样的一个情节,或者那样的一个画面。其实这很简单,因为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你都和导演存在明显的代际关系。
影响一个人三观形成的最重要因素,一是他所出生的时代环境,二是他所成长的空间环境。我们以贾科长为例,如果你想要看懂他的《江湖儿女》、《三峡好人》、《小武》、《站台》、《山河故人》、《天注定》等一系列作品,那么起码你要对中国八九十年代有一个最基础的了解。
同时,你最好能够像上文我所说的,到山西去走一走,住一住,看看这一方水土究竟是怎样的。最不济,你起码是在广义的中国北方地区有实际的生活体验,不然的话,贾科长电影中的很多画面,都会不太容易产生共鸣。
所以,我认为好的电影是导演与观众之间相互成全的。导演拿出自己的最大诚意把作品拍摄好,观众也需要拿出自己的思想去融入其中,这样的观影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深层次艺术乐趣享受。
四、顾长卫(陕西西安)
顾长卫,一个早期持续与中国最优秀导演合作的摄影师,后期逐步成长为同样个性鲜明的导演。
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这些堪称是中国影史举足轻重的影片,也是深刻影响了中国电影走向的影片,背后都有顾长卫摄像机的功劳。
所以,如果单就中国电影摄影师这个维度,那老顾基本上已经算是中国电影过去三十年的天花板。所以,后来老顾开始自己执导电影,这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老顾作为导演,执导的影片数量并不多,其中还有不少是微电影和纪录片。单就电影而言,《孔雀》和《立春》算是最重要的两部作品,而这两部作品的质量都很高,风格也都十分独特。
而令我真正感到有意思的是,同样都是从摄影师走向导演,顾长卫执导的作品,在对色彩的表现与把握上,与张艺谋差别非常明显,我想着就是电影艺术最大的魅力所在。
和张艺谋一样,顾长卫也是西安人,也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这是个对于当下很多年轻人有些遥远的时代,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最为简单也最为复杂的时代。我们虽然无法亲身感受那个时代,但是却可以通过像张艺谋、顾长卫这样的电影人眼中,一窥那个时代的影像。
五、陈凯歌(北京)
陈凯歌在年龄上,与张艺谋、顾长卫差不太多,同样也是五零后。不过,不同的是陈凯歌生于首都北京,所以在性格上,与两位老陕差别也非常明显。
老陈这一辈子,有《霸王别姬》这一部作品,其他一切就已经没那么重要的了。
对于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来说,有些人一生可能会创作出非常多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水平可能都在中等,最好的能够达到中等偏上。而对于有一些人而言,他的一生可能只需要一部作品,就已经直接“封神”。
陈凯歌,可能被动地成为了后者。当然,老陈这些年来也不止是拍了《霸王别姬》一部作品。但是由于《霸王别姬》太过出色,所以无论老陈其他再拍出怎样的作品,跟《霸王别姬》摆在一起,那也只能被观众认为是“不值一提”。这是老陈艺术生涯中最大的幸运,也是最大的不幸。
对于中国的电影观众而言,上世纪90年代,应该说是中国影史最令人难忘的黄金时代。1993年的《霸王别姬》,1994年的《活着》,1995年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或许这几位导演在拍摄完成上述的几部作品时,完全没有想到它们后来竟然都成为了中国影史中图腾式的存在。
九十年代,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巨大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十几二十年,被我们称之为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个阶段,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基本上互相制衡的,国门打开的同时,人们的思想迅速开放活跃,但对于物质生活的认知还远没有达到后来的至高至上层面。
这个期间,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同时并存,浪漫主义与拜金主义相互碰撞,传统东方与新潮西方思想冲击,最终诞生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化事业的一个阶段性高峰。而在时间进入到21世纪后,伴随着物质文明追求阶段性全面压倒性战胜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文化艺术创作也随之进入到一个看上去繁荣,但是作品质量却越来越差强人意的漫长时间区间。
六、田壮壮(北京)
田壮壮,北京人,同样是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田壮壮亲眼目睹父母被红卫兵批斗,从此,他将自己埋在书堆中消磨时光,与世隔绝。
对于所有出生在五十年代的这代人而言,文革都是他们青春期中难以磨灭的印记。而这一点,也对他们后来一生的艺术创作,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九十年代初,田壮壮执导的《蓝风筝》,因题材涉及“文革”,田壮壮受到禁止拍摄电影十年的惩罚,虽获得1993年东京电影节大奖,但中国电影代表团却全体退出东京电影节以示抗议。
而正是由于这一纸禁令,使得田壮壮的从影生涯中,堪称中国电影黄金十年的九十年代成为其创作空白期,这不得不说,是莫大的遗憾的。
一直到了十年之后,解禁之后的田壮壮才陆续指导了《小城之春》、《吴清源》、《狼灾记》等作品,但是相对都较为小众。
七、张杨(北京)

张杨,还是北京人,出生于六十年代。
和上面的几位导演相比,张杨的知名度可能会相对低一些。不过,在公路片这个领域,我觉得张杨在中国电影中是有其一席之位的。
这里,我不妨提一部电影,一部在上映之初,被很多人单纯看作是喜剧片的电影。因为这部影片的主角选择了中国喜剧之王赵本山,我想你已经知道我是在说哪部影片,没错,正是《落叶归根》。
《落叶归根》上映于2007年,这个时间段内,的确没能再出现像上文中我们提到的《霸王别姬》、《活着》这样绝佳的作品,但是《落叶归根》的水平也堪称上乘。不过当时过于关注本片主演赵本山的观众们,许多都忽略了这部影片很多深层次的思想性。
而张杨其他作品如《寻人启事》、《洗澡》、《昨天》、《飞越老人院》的高评分,也证明了张杨的才华。

只不过,欣赏张杨的电影作品,相较于在影院中与许多人挤在一起,反而更适合在只有一个人的家中,自己去看,会更能体会其中的味道。


八、管虎(北京)

管虎出生于六十年代末的北京,不过祖籍是山东临沂,这点从他后续的作品风格中也有很多潜在的表现。
而若论近期的导演活跃度,管虎恐怕还要略胜上文中我们提到的各位。因为就在2020年,就有管虎指导的两部大片《八佰》和《金刚川》先后上映。这两部影片,我想大家不少都有看过,这里我也就不多做介绍。
相反,我个人对于管虎更早期的作品,如《上车,走吧!》、《斗牛》、《杀生》等几部作品印象深刻,和管虎后来越来越多执导的大片相比,其早期作品中的个人特色更加鲜明,值得玩味的东西也更多。

而与此同时,管虎同样是一名优秀的电视剧导演。比如像《生存之民工》这样的电视剧,现在是极难见到的。而《黑洞》、《第二面》等作品,也逐渐帮助管虎开始朝着刑侦剧,以及后来逐步走向战争剧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提到管虎,我总能想到黄渤,这两位之间,同样也算是互相成就的典型。

九、高群书(河北)
同样是六十年代生人的高群书,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和刑侦罪案脱不开关系。
从1996年的《中国大案录》开始个人导演事业,到2000年的《命案十三宗》有所名气,再到2003年的《征服》名声大作。高群书的导演生涯,充分说明了坚持某一类型的作品,也能拍出特色。
从电视剧走向导演,高群书也同样堪称成功。2006年执导《东京审判》,2009年执导《风声》,2010年执导《西风烈》,和六零后导演相比,高群书的创作黄金周期,主要集中在21世纪的头十年。
对于长期研究中国社会进程及犯罪案件的我个人而言,我认为高群书的存在,之于中国刑侦罪案领域影视内容的丰富完善,有其独特的意义。
不过有意思的是,和二十年前中国刑侦剧井喷的那个黄金期比,当下的一种刑侦罪案片,尺度不但没有进一步开放,反而越来越多受到限制。剧中关于罪案的部分越来越少,关于恋爱的情节越来越多。这也就难怪当下很多喜欢刑侦剧的观众,在看的可能还是当年的那一批作品。
十、陆川(新疆奎屯)
最后,我们再聊几句陆川。因为本文当中,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导演明显数量较多,离我们年轻人相对更近的七十年代导演,数量则相对少一些,所以我们正好就把出生于七十年代初的陆川拉出来。
陆川出生于新疆奎屯市,不过却是江苏南通人。五岁时随父母迁入北京,在北京长大。这样的成长经历,使得我们在陆川的艺术作品中,常常能够看到一种南北方文化交融碰撞的味道。
比如《寻枪》、《可可西里》这样的影片,北方系导演的风格比较突出;而《南京!南京!》这样的影片中,又呈现出南方系导演的一些特质。
而作为七零后导演,陆川过去这些年的执导作品,电影事实上之占了其中的一部分,微电影、纪实片、宣传片、广告等内容,陆川在过去这些年均有涉猎。所以,我们很难用电影拍摄上的评价,完全定义陆川的导演能力。
很多观众对于陆川的印象,还应留在《南京!南京!》这部影片,但是它已经是2009年上映的作品了。我们也希望,陆川在接下来能够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电影作品。
和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导演,在自己艺术创作的黄金期几乎高度集中于电影创作不同,新生代的导演的艺术创作黄金期越来越多被商业化视频所占据。这样一来,我们也更能够理解,为什么当下国产电影的品质始终徘徊在某一个不高不低的水平难以前进。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准备今天的推送时,这些我今天本来无意挑选出来的个人比较喜爱的中国导演都有一个共性,全都是北方人。所以今天的主题,也就被我干脆就设定为谈谈我个人对中国电影,特别是中国北方电影生态的一点想法。
现在很多人一提到电影,首先想到的就是美国好莱坞,也会认为中国电影事业的未来,就是应该朝着好莱坞式的“工业化”电影方向发展。
我个人的观点是,中国文化向来是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所以一定程度上吸取类似好莱坞这样的电影工业化经验,没有问题。这样对于未来中国商业类大片的流水线式生产,有其好处。
但同时,我们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不难发现中国电影的绝佳之作,无一例外不是与所谓的“工业化”生产毫无关系的。从内核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明显,所以想要讲好中国的故事,并不是单纯依靠大投资,强特效就能够做到的。
恰恰相反,中国文化中的精髓,往往在于思想之静,而不在于特效之动。那些载入中国影史的国产电影上佳之作,很多画面的推进不仅是慢,而且经常会以近乎静态的画面,展现人物的内心。而这种画面,对于中国人内心的冲击力,更胜过漫天翻飞的机械与魔法。
所以,电影技术上可以学习西方,但是思想表达上不能盲目照搬,因为这才是艺术创作的内核。如果是从外而内全部照搬,那我想就不能称之为是学习,而是抄袭。
我们也发现,目前中国的好电影,绝大多数还都集中在历史人文领域。几千年的文明史,使得中国艺术创作者可以说有着相较于西方各国,都更为突出的优势。来自历史中的艺术灵感,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今天本文中我们是以中国北方导演作为切入口,以小见大,来看中国电影的发展。那么北方导演为什么在拍摄历史人文类影片时,其艺术性与思想性更加有其独到之处呢?这与中国北方,特别是黄河流域极其厚重的历史积淀,以及由此衍生的大量思想深沉的文学作品,都给北方导演们提供了最佳的电影剧本。
对于普通中国百姓而言,数千年的的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事实上也是普通劳苦大众的苦难史。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这个道理。而这样悲凉的历史底色,对于艺术创作却是极佳的土壤。这使得中国电影在创作悲剧题材时,有着极强的艺术魅力与感染力,也更容易成为经久不衰的艺术精品。
在后续合适的时间,我也会再推出中国南方系导演们的艺术风格探索之路,看看与北方系导演在对艺术的理解与思维方式上,有怎样的不同。特别是在同样的时间线上,南北方导演在做着怎样不同的艺术探索,这对于我们了解区域文化和中国社会发展,有着很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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