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玉界：技艺精湛的汉玉“阴刻线”与“游丝工” / 四六文摘

古今藏家玩玉、论者说玉，无不对汉玉“游丝工”阴线刻技法的精微、奇巧、圆熟、唯美推崇备至，然拘于早期文献记载阙疑、传世器与出土物中可比勘互校的典型器不多等原因，关于汉玉“游丝工”技法的诸多认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歧义，如界定汉代“游丝工”的标准、“游丝工”渊源流变及其治玉工具等，相关问题至今尚在隐约模糊之中而缺精准表述，学人著书立说提及汉玉“游丝工”，多粗约泛论不详其里，近年随着汉玉出土实物材料的不断丰富和玉器微痕观察研究工作的深入，探证汉玉“游丝工”技法相关问题亦渐趋具备了物质、技术基础。

“游丝工”与“双钩碾法”辩证

汉玉“游丝工”，亦称作“游丝刻”、“游丝毛雕”或“游丝白描”，顾名思义是指玉工以一类细若游丝的阴刻线表现玉器纹饰形构特征的治玉技法。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汉代文献中有关“游丝工”的记载，目前所知对汉代“游丝工”的描述，最早见于明代高濂《遵生八笺》卷14《燕闲清赏笺·论古玉器》：“汉人琢磨，妙在双钩，碾法婉转流动，细入秋毫，更无疏密不均，交接断续，俨若游丝白描，毫无滞迹。”高氏观摩精细、所述入微、尽得其妙，应系把玩过实物后的经验之谈。近世藏家提及“游丝工”，多以高说为“母本”比附实物作人云亦云观，而少见勘验汉玉实物标本对上说作全面检讨者。

图1、陕西西安北郊井上村新莽墓出土回首玉龙佩（残）

若以高濂上述“双钩碾法”说为判断标准，要确认一件汉玉的阴线刻雕琢技法为“游丝工”，则需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线条琢磨为“双钩碾法”，形构为“双钩阴刻线”;二、阴刻线细如发丝;三、阴刻线弧曲状，婉转流畅;四、线条雕刻精整清晰、疏密均匀，无交接断续之处或阻滞壅塞痕迹。

然以上述标准从已发表的汉玉材料中筛选、求证“游丝工”典型器，则符合条件的例证极罕见，即便检索目前藏家、研究者著录中所明确列举的“游丝工”汉玉标本，从其图谱细观完全符合上述条件者亦寥寥无几，由此便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论者说汉玉“游丝工”皆以高氏说为准而言之凿凿，但所列举的实物例证特征却又与上述文献所记不符。如何看待此类“文”、“图”近乎相悖的现象？高氏所云汉玉中的“双钩碾法、游丝白描”，如无一定数量的实物标本支撑，则岂不成了夸张溢美、名不副实的虚妄之辞？如何更为确切地界定汉玉“游丝工”标准？

笔者以为并非高濂所论本身出现了问题，汉玉中的“游丝工”，原本应是一类细若游丝阴刻线微雕技法的统称，此类阴刻线在汉玉中有单阴线、双阴线、短斜线、直线、曲线等多种形态，高氏所谓的“双钩阴线，游丝白描”，实则仅为汉玉众多“游丝工”阴刻线中的一种物化形态而非概指其全部（图1），后世藏家不审其详以高氏“双钩碾法”定义汉玉“游丝工”，进而将其作为界定“游丝工”的标准使用，则难免以偏概全而滋生歧义，以下检索《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收录四例汉玉标本作具体说明。

图2、陕西西安北郊枣园汉墓出土双身兽面纹玉璧

西汉早期双身兽面纹玉璧（图2）：1977年陕西西安市北郊枣园南岭汉墓M1出土，主纹区分区雕琢双身兽面纹、凤鸟纹和谷纹并以细密束丝纹圈带界隔。构图中属于“游丝工”刻饰的部分有：1、内孔缘部、外周缘部阴刻极细的变体几何云纹。2、双身兽面纹、凤鸟纹的躯体部及头部的冠、额、眼、鼻、唇上分别加饰的极细双弧线、单弧线、繁密网纹等;3、侧面阴刻极细的篆书文字：“六百六十一”;4、用于分隔主纹区的束丝纹圈带。

图3、安徽巢湖北山头汉墓出土双首合体龙形玉璜

西汉早期双首合体龙形玉璜（图3）：1997年安徽巢湖北山头汉墓出土，两端龙首以阴线刻、浅浮雕雕琢，龙身饰勾连谷纹。图中属于“游丝工”刻饰的部分：1、龙首的眼、嘴、上下吻、脸颊、角、下颌部分的阴刻边廓线;2、脸颊、鳃、下颌部束丝状的绺毛。

图4、陕西兴平武帝茂陵园出土兽面形四神玉铺首

西汉中期兽面形四神玉铺首（图4）：1975年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陵园出土，正面雕琢兽面五官轮廓及四神形构、云气纹等。背面以浅细线刻饰桃心形纹、流云纹等。图中属于“游丝工”刻饰的部分：1、正面兽面纹中的眼、眉、鼻部位刻饰的浅细边廓线、花枝纹、卷叶纹、网纹、云气纹细阴线;2、龙、虎躯体部、尾部刻饰的细阴线，凤鸟尾部刻饰的卷云纹、羽状纹细阴线;3、背面刻饰的桃心形纹、流云纹浅细阴线。

东汉镂雕玉座屏（图5）：河北定县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座屏由四块镂雕玉片插接而成，主题纹饰为透雕青龙、白虎，中间两片透雕人物、禽兽，上片为西王母与玉女、凤鸟、九尾狐、三足乌等，下片为东王公与侍者、熊、玄武等。构图中属于“游丝工”刻饰的部分：1、西王母、东王公、侍神面部五官轮廓线，发式、服饰、肩部上卷的两翼轮廓线;2、西王母、东王公座下悬圃轮廓线、中部装饰的直线、三角状网纹;3、九尾狐、凤鸟尾部勾勒的卷弧形细阴线，三足乌躯体轮廓、羽翅轮廓等。

显然，若按高氏所云“双钩碾法”标准对比上述几例汉玉图式中的“游丝工”特征，则无一例与之完全相合，上述玉作图式中诸多形态的浅细阴线刻，多与“双钩碾法”毫不相干，由此，不能将所谓的“双钩碾法，游丝白描”与汉玉“游丝工”完全等同起来，形成认证标准上的误区与歧义。

汉玉“游丝工”的功能与应用

汉代“游丝工”阴刻线组图精巧细腻、流畅华美、生动多变，它的出现与流行，丰富、细化了汉玉形构、图式的层次与内涵，弥补了玉作平面雕或圆雕图案呆板单调、细节模糊省隐、立体感不足的弱点，将传统的阴线刻技法推向了精工细作、出神入化的极致，成为汉玉最高工艺成就的代表之作。汉玉“游丝工”阴线常用于刻划、装饰器物形构、图式的以下部位。

图5、河北定县北陵头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东汉玉座屏

图6、湖南长沙咸家湖陡壁山汉墓出土龙纹玉牌

禽兽头部五官轮廓线、肢体屈曲部及须毛、羽翼等。如巢湖北山头汉墓出土西汉前期双首合体龙形玉璜、湖南长沙咸家湖陡壁山汉墓M1出土龙纹玉牌饰（图6）图式中，龙首部鬃毛、卷曲须发、躯体缘部短毛线、四肢弯曲处短平行毛线、绞丝纹状卷曲长尾、体表卷云纹、羽状纹等均以“游丝工”刻饰。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玉鹰、陕西南郑龙岗寺汉墓出土鹰形玉剑首、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圆雕辟邪（图7）中，鹰的羽翼以长阴线和密集短阴线刻饰，辟邪头部颌下垂髯、脸颊后披毛、肩部双翼，尾部披毛，皆为“游丝工”刻划。

图7、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玉辟邪

图8、安徽涡阳石弓山西汉崖墓出土玉人佩(正)

图9、安徽涡阳石弓山西汉崖墓出土玉人佩（背）

人物的发式、服饰、佩件等。如1975年安徽涡阳稽山汉代崖墓出土玉人佩（图8、9），体扁圆形，玉人拢袖站立状，头着冠，身穿交领右衽长袍，腰间佩玉组绶。玉人面部的眼、鼻、嘴轮廓线，头后冠下的细密发丝，腰部下垂的玉璧组绶及袍服上的菱形线刻纹，均系“游丝工”刻饰。

图10、山东长清西汉济北王陵玉枕(局部放大)

图11、陕西西安北郊大白杨汉墓出土双身兽面纹玉璧

流云纹、卷云纹、变体兽面纹、变体几何纹等。如河南永城邙山镇僖山汉墓出土的心形玉佩、山东济南长清济北王陵出土的玉枕（图10）、西安北郊枣园西汉早期墓兽面纹谷纹玉璧、西安北郊大白杨西汉早期墓双身兽面纹玉璧（图11）等标本构图，器表阴刻极细的勾连云纹、变体几何云纹、变体兽面纹，皆属典型的“游丝工”技法，玉枕上的“游丝工”线刻图式还见于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器。

图12、河北满城汉墓出土镶玉金铺首（局部放大）

束丝纹、花枝纹、网纹、短平行斜线纹等。如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镶玉鎏金铺首（图12），镶玉雕琢兽面纹，兽面的额、眉、须等处填饰细若毫发的束丝纹。西安北郊大白杨汉墓出土的双身兽面纹玉璧，兽面纹中的三角形、方形、半圆形细网纹，均为“游丝工”技法。西安北郊枣园西汉早期墓大双身兽面纹谷纹玉璧、陕西兴平县武帝茂陵园出土兽面形四神玉铺首、西安西北郊六村堡西汉建章宫遗址兽头铁芯玉带钩（图13）图式中也有此类短平行斜线纹、花枝纹、网纹“游丝工”细阴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