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专题：疫情和歇斯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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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专题：疫情和歇斯底里
译者：武亦文（精神分析实践者）
宏观心理上的歇斯底里
2020年关于禁闭的歇斯底里化，使人联想到弗洛伊德派的歇斯底里中焦虑的转换紊乱：”麻痹、挛缩或不自主动作或运动性放电、疼痛、幻觉”（弗洛伊德，1925年，第228页）。还可以加上无聊、抑郁、一些轻度的情绪紊乱，以及一些生活周期的紊乱（比如睡眠紊乱），更不用说屏幕依赖、饮食紊乱、疯狂的吸烟、独自酗酒或失控的毒物瘾。
对触碰的回避，对接触的禁忌，对污染的厌恶，与卫生或清洁的极端关系，强迫洗手和清洁门把手，这些强迫性肛门特征在当前卫生防疫的歇斯底里话语中都能找到。在我看来，在这里我们不能把弗洛伊德的三种经典神经症（歇斯底里、强迫症和恐惧症）相互比较，而是应该把它们汇集成一种歇斯底里的发狂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强迫症和恐惧症是歇斯底里的母语的方言，或者说是其语言上的衍生词。在这种情况下，强迫神经症是一种强制的歇斯底里，恐惧症是一种焦虑的歇斯底里，而歇斯底里总是一种转换的神经症。
确实存在一种宏观心理上的歇斯底里化，即主体神经症中我们所熟知的强迫性特征、恐惧性特征和歇斯底里症状。另外，拉康还谈论当一个主体进入分析时通常存在的关系和话语的歇斯底里化。这种歇斯底里话语不仅有孤立主体的倾向，更重要的是它孤立了与大他者的关系的特征之一，即靠近的身体接触。这种身体上的回避很容易会滑向旷野恐惧( l’agoraphobie)。
Photo : GAR, 2020
旷野恐惧，与死亡焦虑
关于与大他者的关系的歇斯底里，在当前的旷野恐惧版本中，不能被完全理解为对严格意义上的性冲动危险的防御，而更确切地说，可以被理解为对死亡危险的抑制性和精神运动性的防御。在这个意义上，死亡焦虑被理解为类似于阉割焦虑的东西（弗洛伊德，1925年，第246页）。正是通过这个角度，文明的大他者在社会纽带的大他者后面出现了。主体面对的是一个神圣的、不可见的、无形的大他者，超出了主体的大踏者。生物化学家说，它甚至不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而是一个攻击生命的分子物。"小于100纳米的病毒不能算作有生命的有机体，因为它不能单独地自我复制。它由分子的装配组成，主要是DNA或RNA和蛋白质"（Bernier，Agouridas & Vialle，2020）。
问题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无论我们是否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感染，它都是一个在自身肉体中尚未发生的创伤事件。它可能不会很快发生。这样的一个没有发生的创伤事件，让我们想到弗洛伊德派的强迫神经症中症状形成的两种辅助性和替代性方法之一。在其中，主体试图让事件不发生，将其隔离。在与冠状病毒的对抗中，显然，不是让它不发生，因为它就在那里。只不过它还未攻击到主体，尽其所能地试图预防它的主体。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这种状态促使我们在症状的形成中唤起预防、防范、谨慎措施的建设，"为了使某些确定的东西不发生，不重复"（弗洛伊德，1925年，第237页）。这些措施是完全合理和可理解的，然而部分地，这些措施却伴有神奇的态度、赎罪的仪式或非理性的热烈，目的是 "消除"未发生事件的恶(malignité)。 “那些没有依照所愿的、应该发生的方式发生的事情，通过重复，使其不以任何其他方式发生"（弗洛伊德，1925年，第237页）。而这些重复神奇地证明了一个没有发生的创伤事件可能会成为问题，其中旷野恐惧对禁闭的需要的徒增可以是一个例子。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旷野恐惧的主体会产生一种幼稚的退行，他能够出门上街，条件或者是必须有一个他熟悉的并让他感到安心的人陪伴着他，或者是他离家的距离不能超过一小段（弗洛伊德，1925年，第244页）。稀奇的是，这两个对冲动或危险的高度防御的条件竟被2020年的禁闭措施所履行。也就是通过强制性证明，或许通过口罩，以及恐惧症的远离条件，即通过对离家最多一公里的强制性的尊重，来起到安慰的作用。
旷野恐惧的敌意会因源自亲密体验的敌意而倍增。这种变动的一个例证是孤独恐惧症，以一种躲避 "孤独手淫的诱惑 "的方式来体验（弗洛伊德1925:244）。在这些情况下，旷野恐怖患者会把自己禁闭在有伴侣或者有一只家畜的范围内，他们作为防护客体在起作用，以对抗死亡危险的焦虑和某些性冲动。相反地，这些被防止的冲动仍然可以在某些抑制中找到替代物，起到焦虑的口罩的作用。我们有性快感的抑制、饮食的抑制、运动技能的抑制、工作中的抑制（弗洛伊德，1925年，第206页）。在这样的挫折和剥夺的画面中，对禁闭的愤怒可能是对死亡焦虑的防御，矛盾的是，也可能是禁闭的欲望的表现。
然而我们注意到，禁闭，在成为一种症状之前，更确切地说是独立于紊乱的产生的时候，无论是禁闭是自发的或强制的，都会加强抑制、回避和预防的态度，在公共卫生风险面前有时候这些态度是必要的。它们本身并不是紊乱或实际的临床症状，而是可以作为保护生命的措施来自证。因为它们是防御，为了回应焦虑的预警信号而采取的防御，有时候它们是有理有据的。 让我们不要忘记，弗洛伊德认为，”许多抑制显然是对功能的放弃，因为，在行使功能时，焦虑会产生"（弗洛伊德1925：206）。而这可能会让我们推断出焦虑有其用处。
拉康认为，对风险的抑制，事实上相当于焦虑作为一种不欺骗的信号的效用（拉康，1962-1963年，第188页）。在焦虑中，它是一种内心的、令人不安的信号（Unheimlich，弗洛伊德，1919），它毫无疑问地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行动还原为恐惧：欲望，在主体最隐秘之处，变成了极端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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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宏观心理上的歇斯底里的工具化
如同在其他的人类时代一样，面对不安时，关系的歇斯底里或焦虑的身体转换已经变成了宏观心理上的。 自然而然，总是存在宏观心理上的歇斯底里被利用的风险。不幸的是，对焦虑的歇斯底里式工具化（instrumentalisation），这些工具化有时是政治性的，按照一些说法，似乎是由卫生当局所引导，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一些制药实验室所引导。
同样，我们不要忘记，在冠状病毒的全面危机中，Didier Raoult教授把应对这一大流行病的种种反应描述为 "全球性歇斯底里"——或者按照我们自己的话说是宏观心理式歇斯底里（Raoult，2020），"仿佛它和以前那些危机一样是一种假性威胁。他指责世卫组织的无能，并毫不犹豫地批评全民疫苗战略在应对传染病时更多是教条主义的，而非有效的战略，他顺便指出了在过去的20多年里，尽管有大量的资金投资，但事实上新的疫苗非常少。相反地，他主张旧疫苗应该被更多地使用，比如治疗水痘或流感的疫苗，并明确指出制药产业对利润的追求导致其忽视廉价的旧药物的价值。最后，他为 "意识形态因素注重于那些与媒体的世界观有所共鸣的信息类型 "表示遗憾。 当数字不能证实主流理论时，数字自身就变得不体面了"（Perrier，2020）。
据在"卫生战争 “前线的一些参与者所说，在这一事件中，政治、医学研究、医学治疗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勾结，并倾向于对恐惧过度地歇斯底里化，这些恐惧在任何人面对一种谜一般的威胁时都可能渐长。在宏观心理层面上，因为威胁事件释放出的死亡焦虑，也同时出于可能的意识形态工具化的原因，我们与现实的关系会发生实质上的改变。正如Didier Raoult教授所言，"产生恐惧的东西，作为原因的东西，有时只与现实有着遥远的联系"（Raoult，2020年4月3日）。意识形态的交流和宏观心理上的操纵的影响，包括通过隐含的信息呼应埋藏最深的恐惧，这些是绘制新精神病理学的主题，因此，应该由精神分析来研究。
无论如何，一位Henri Ey的临床文笔，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描述了紧张症和社会关系的歇斯底里之间的相对混合的现象。但我们必须超越这些心理病理学的考虑。这是不容忽视的一点，但它并不能包括整个卫生禁闭的宏观心理现象。因为，很明显，不是一切都是心理病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