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戏不是嚷戏，有“味儿”是唱戏的根本大法
伶界行内有句术语叫“吭儿好”，普通话就是嗓子好。吭儿好的初级解释是声儿大响亮。比如过去沿街吆喝做小买卖的嗓门儿都不小，即可谓之吭儿好。似乎这类吆喝嗓儿之所以声儿大也符合道理，皆因许多伶人的嗓子也是喊出来的，无非一个是喊“啊”、“咿”等开口音闭口音；一个是吆喝他们所卖的物件儿。
老辈儿名须生孙菊仙家里开粮行，他每天站河沿儿上“叫斗”（报秤），喊出个梨园史上少有的实大声宏。比孙菊仙略晚些的许荫棠，家里做漕运生意，他每天从朝阳门喊到通州码头，也喊出个许大嗓儿。这二位下海后均成了名角儿，一为“孙处”，一为“许处”，享名一时。大嗓门儿多一半都跟“喊”有关。
内行说的“吭儿好”还有进一层含义，即圆润好听打远儿，为此另有个术语叫“响堂”。能称为“响堂”者，光声儿大就不行了。世间的响动，声儿大者太多了，打雷、放炮、驴鸣等都可谓震耳朵，但毫无圆润可言，更难当好听二字。反正本人尚未见识过天上打个响雷，某人欣然陶醉道：“嘿，这雷真好听。”尤其“打远儿”一条，须将台上的每句唱念清清楚楚送到戏园最后一排听众的耳朵里，这没有真功夫是办不到的。当然这里说的是肉嗓子。
然而吭儿好仅就是吭儿好，并不代表唱戏，比如也可以去卖菜。即便唱戏，吭儿好也不代表就一定是好角儿。唱戏是用一条好嗓子通过准确、优美的唱念把所扮演人物的语言、情绪及思想感情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让听戏的以为他就是所扮演的人物，进而获得享受。人的耳目有一种本能，喜听喜看好听好看的东西，谁也不会每天坐屋里等着听楼上电钻装修的声音。所以唱戏得悦耳动听。
戏者，声色也。仅声儿而言，须响、亮、圆、醇、清、厚、脆、透，此均为有形之音。合诸无形就是“味儿”。“味儿”是唱戏的根本大法，中国戏曲尤其讲究“味儿”。说某某人唱得好听，指的就是有味儿。说某某人唱得有味儿，指的就是好听。唱戏与唱歌儿之分殊，“味儿”可算作一条。人常言某人唱戏没味儿，跟唱歌似的。可见戏之“味儿”算是戏的头等符号，没戏味儿就不是唱戏。可没味儿的京剧似乎又不能算是唱歌，唱歌儿有唱歌儿的规矩与价值审美。唱戏的嘴里没味儿绝不能跟观众对付说“您只当听歌儿了”，这话是挨瞪，人家要打算听歌儿谁还进你的戏园子。
可京剧的“味儿”是什么？笔者前面说“味儿”之无形。凡无形的东西都难以描述（能描述的也就有形了）。京剧的“味儿”极其复杂，非三两句话能究竟其理。先秦老子道家之“道”世人说了二千多年，到今儿也没个所以然。老子自己说，道无形，根本不可名状。非要弄清楚它姓什么叫什么长什么样是白受累。只要知道它是万物之本体，十分要紧就够了，即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先哲老子的“道”是宇宙法则，京剧的“味儿”是唱戏法则。笔者的才学识差之甚，根本无底气和资格在此谈“味儿”是什么，既不大懂更说不大清。但这不妨碍本人另辟门径。虽不知道“味儿”是什么，却知道“味儿”不是什么，至少能说出一条，即“味儿”不是使劲嚷。
吭儿好内行又叫“本钱好”。谁要有一条好嗓子，定然获前辈“祖师爷赏饭”之评语。吭儿好能奠定伶人一生的戏饭。过去夸未出阁的女孩子常说“一白遮百丑”，伶人是“一响遮百丑”。响堂的嗓子尤其警前台有人缘儿，其他方面弱些观众也多可原谅。不过伶界吃吭儿好的亏也大有人在，可以说成也吭儿好，败也吭儿好。固然吭儿好是本钱，但却不是全部，甚至只是基础。唱念要想挂味儿好听须学力、修养、见识、砥砺及前辈指教等多方合力才成。而有些伶人仗着自己本钱好而疏于音韵、气口儿、行腔儿、身段、工架、做表等方面的学习进取，站台上就卖吭儿，徒然大喇叭嗓子瞎嚷嚷而已。
唱戏不是嚷戏，这句话常现于老辈儿伶人的口中。嚷，多数指大声儿喊。广义细究还包括空、白、水、干、涩、飘、左、挤等内容。过去形容这类唱法有干嚎、叫街、叫驴、拉鼻儿（拉警报）、打雷、砸夯、拉屎等业内用语。比如左嗓子（指音高尖而促狭。左字本义指邪而不正），运用得好，还不能算完全没戏饭。退一步还可以多演做表见长的戏码儿。老辈儿伶人大李五（李顺亭）、刘景然嗓子都略左，但他们会唱，究竟能在台上承乏硬里子活。即便如此，刘景然仍有“叫街刘”之噱号。可若原本左嗓子，还当作己之长，不懂藏拙，拼命卖左，那就只剩嚷了。
嚷戏最明显特征是行腔儿缺乏抑扬，气口儿劲头儿不分轻重，一登台从头至尾足铆。不仅声声震人耳鼓，而且句句撞人心口，自己不喘气也不让别人喘气，吵闹之极，毫无美感。心脏不好或老年观众若不赶紧抽签儿起堂，兴许就出溜椅子底下了。有些人虽不至如此严重，勉强可听，但绝不是高级艺术，每出戏至多算喊喊嗓子而已。
清末民初的名须生刘鸿升，原是刀铺学徒，喜票戏，号“小刀儿刘”。后下海。生、净两门抱，吭儿是真好。他的嗓子是音高气足声儿大，听他的戏钱不白花，值。刘鸿升享名就是仗着嗓子好，他的身段工架基本没有。因他年轻刚唱红就耽于花柳青楼以致染病至深，性命不保。外馆商人李豫臣惜才，将他接至北池子自家宅院，花钱延聘名医杨仲五诊治，又精心调养护理，刘鸿升终得重登舞台，然一条腿瘸了，得号“跛刘儿”。瘸腿能卖满堂，可知他嗓子的魅力有多大。
刘鸿升只是行腔儿一味使劲卖吭儿，韵味不足，谈不上嚷戏。即便如此也时常为行内伶人和高级做曲家批评。老谭就曾言“这哪儿是唱戏，分明是头叫驴”。过去高明的老角儿如谭鑫培、余叔岩等，贴演《洪洋洞》、《碰碑》、《连营寨》（带《白帝城》）等戏码儿，通常比其他戏低一个或半个调门儿，因这几出戏的头路人物都是死在台上，不能高音大嗓儿唱到尾，声若洪钟怎么也不像将死之人。刘鸿升唱《洪洋洞》，最后一段儿还“拉鼻儿”，老谭与人道：“看他怎么个死法。”结果杨延昭在台上是嘎巴儿猝死，与剧情不熨帖，典型硬山搁檩的演法。
演员在台上嚷戏无非两个原因，一是不谙剧情不懂剧艺（自然是他们不好好学习），以为使劲卖力气总不算错。二是明知自己唱念毫无韵味剧艺甚差，而故意大声儿嚷以换取观众同情及外行戏迷的廉价彩声。这类行为术语叫“要菜”或“要”。他们腻味人之处在于没完没了，台下不叫好儿他们不停，非要下来才算罢了。台下听戏的固然心烦以极，可说到底谁跟他也没世仇，真把人家累躺下总有些于情不忍。心疼使然，给个好儿吧。他奸得以售，下回还使。
行内管不该有长腔儿而故意耍大腔儿叫“拉鼻儿”或“拉警报”，管故意往出挤声儿（包括不该有的身段做表）的叫“拉屎”，管故意用蛮力使拙劲宛若打雷叫“砸夯”，管故意冒尖音叫“打鸣儿”（即鸡叫），管不讲章法无端瞎嚷叫“叫驴”或“叫街”。这些个做法统称为“洒狗血”，指超出剧情人物和剧艺规范任意胡来，故而也叫“胡洒”。
洒狗血最为讲准谱儿的内行伶人不齿，也为剧艺规范和伶界习俗所不许。可它偏偏最顽固，狗血一直有人洒。这一方面是演员自身能耐操守问题，另一面是台下观众的问题。有些听戏的自以为是内行，而他们的认知与欣赏水平只到洒狗血的程度，换了人血他们反倒觉得不对。况且这个群体不在少数，由此让洒狗血的演员满可自喜得意，台上台下恶性循环以致。还有个别人雇些亲朋好友闲杂人等坐台下喊好儿，不管凉调冒调呲花儿哏儿了，照样儿彩声如雷。
有一位唱花脸的，照笔者看他身上嘴里工架做表扮相哪儿都没有，按老话儿说就是没饭。或许他自以为哪儿都有，在台上洒完身上洒嘴里，洒完嘴里洒工架，洒完工架洒亮相。原本是个三路活，却当自己的正戏没完没了在当间儿晃荡，把头牌演员生挤到内场露不出脸儿。就在他大洒特洒的当儿，台下彩声波涛汹涌。胡洒的与喊好儿的是否串通，笔者不知，不嫌丢人倒真是一路。由此想起早年程长庚有位跟包的，他在程长庚上台前总从上场门到下场门走一趟，以招摇自己是大老板的跟包。台下看客觉得怪，心说你越在台上晃荡别人岂不越知道你是跟包的。后来一打听，人家把跟包当角儿瘾过。这就关乎把屁股当脸美丑不分了。
民国二十七年（1938）余叔岩先生收李少春为徒后，叮嘱最严的一句话是“不准要菜，冲台下要好儿是最下流的”。纵观京剧史上享名的演员，没有一位靠洒狗血换取廉价彩声，更换不来名声。而那些嚷戏的人，其胡洒的目的无非是享名与留名。效果与情形如何？翻翻形诸文字的梨园史料，有些人的名字倒是留下了，却尽是“某某下驷”、“某某无可记述”、“某某平平”、“某某大差”、“某某不忍一睹”等。与其如此留名，还不如无名。当然某些“宁可臭名远扬，亦不默默无闻”者另作别论。嚷戏与“味儿”完全相悖。越嚷越没味儿，越没味儿台下越没好儿，越没好儿越心急，越心急就越嚷。由此“鬼打墙”，钻进“嚷戏”死胡同儿不出来，怎么也成不了好角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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