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商人白日诱奸民女未遂，当晚诡异身亡，凶手是谁？

普通明朝人都不会想到，朝廷好几十年以前颁布的一纸通知，会对自己平凡微末的人生产生千回百折又无法回避的影响，一不小心，甚至彻底改变了两个家庭的命运。明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的某个秋冬，顾春及女儿蔡惠能、刘鹏与妻子李氏及儿子刘七保，两户素昧平生的人家在陕西某卫所刘百户的出租屋中萍水相逢，连半个闪念也不会挂记上明成祖朱棣早年宣布的一条关于犒赏“靖难”功臣的规定，但不可思议的厄运就这样来袭了。（注：史料原文有一处称李氏为“刘荣妻”，综合上下文比对，应为笔误。）

出租屋是刘百户的私宅，似乎兼营长租、短租和旅店业务，住客需要自备铺盖、毡被等寝具。根据刘百户的安排，以经商为业的刘鹏携带货物、金银、部分私人盘缠入住一间客房，亲自守卫。他所在的院子当晚共有28位客人住宿。刘妻李氏、儿子刘七保住在另一座院子里。从事情的进展来看，一家人住房分散，是导致事件发生的一个客观原因。

翌日，李氏迟迟不见丈夫刘鹏起床会合，就到他的住房叫人。万万没有想到，室内的景象惊得她瞠目结舌：刘鹏一动不动地躺在炕上，已经气绝，身体有多处紫、赤色伤痕，前、后墙壁都溅上鲜明的血迹。除了昨晚使用的铺盖、毡毯，原本存放在房内的货物、金银全部不翼而飞了。

刘七保闻讯赶来，见证了母亲哭诉的场面。母子二人悲痛欲绝、呼天抢地，紧急报告当地衙司，挨门挨户地询问与刘鹏同院居住的另外27名住客，反复打听：“昨日刘鹏遭遇了什么？你们可曾听到什么，或者看见什么？”

明朝人在陕西行商、谋生不容易，李氏和刘七保急于为刘鹏缉凶雪恨的心情，比别的苦主更为强烈。

古代陕西出产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农、牧、林业产品，如农牧业混合区——陕北的牲畜、皮毛，农业发达地区——关中的棉花、蓝靛（一种药草兼植物染料）、柿饼、粮食、清油、麻油、草帽、竹制品，陕南林业区的木材、木耳、食用菌、木材、桐油、漆油、药材等。与此同时，古代陕西因地理位置局限，手工业工艺水平提升相对缓慢，多种技术含量较高的手工业制成品如丝绸、“标布”（棉布）等依赖东南沿海和其他省份输入。陕西与外省互通有无的需要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而明廷基于巩固边防的考虑，积极强化陕西的道路交通建设，又在客观上为商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加之陕西是整个大西北的交通枢纽、商品集散地，陕西的商业在明代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然而，受制于来自北方草原的军事威胁，商路与军粮运输驿路重叠等因素影响，明代商人在陕西行商，必须付出更多的辛劳、承担更大的风险。

所以，李氏、刘七保想必向衙司强调：刘鹏为了这个家，东奔西走、披荆斩棘，风风雨雨数十年。家属不能接受他不明不白地遇害，一定要替他讨回公道。

可是，多少有些令人诧异的是，与刘鹏同院居住的另27名住客众口一词，声称没有听见反常的动静、没有看见特别的事态、没有任何线索可提供，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刘七保在失望之余，形成了自己的推断：刘鹏随身看护的贵重财物不见了，显然是被凶手掠走，因而这是一桩典型的谋财害命案；同院住客表现不正常，肯定有人在背后主导，这幢出租房只有一个人有此能量——房东刘百户。刘七保认为，刘百户与此案脱不了干系，当为元凶主谋。

这里我们要明确，“百户”不是人名，而是一个世袭的卫所军职，也可以说是祖传饭票。本系列前期文章简单介绍过：【明代的“卫所”是一种军队编制体系，兵士为世袭军户，携带家属同住，平时开荒、屯田、驻防，战时奉调出征】，卫所有【赋税、抚恤、封爵、教育、祭祀等完整的配套机制】，【不但具有军事职责，还拥有本卫辖区内军户人口的管理权】。

根据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的规定，每“卫”设置正三品指挥使1员，从三品同知2员，正四品佥事4员，从五品卫镇抚2员；卫下每“所”设正五品正千户1员，从五品副千户2员，正六品百户10员，从六品（所）镇抚2员。以上均为世袭。

如开篇所述，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中获胜、取侄子建文帝而代之，为了回报从龙功臣，大封一批卫所新人。卫所武职本来就“世袭罔替”，子孙参加笔试过关即可担任实职——这种内部子弟考试，标准能有多严？大家可以自行想象。到了朱棣手头，干脆规定“靖难”新人的子孙免于参加例行的内部考试，只要继承了头衔，就径直回到父辈任职的卫所填补实缺，致使卫所武职人数剧增，到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膨胀至九万多人，难免出现人浮于事的现象，例如刘百户，就闲得搞起了副业——当包租公。凭借他家在这一片祖传的地位、影响力，堪称一方小霸，三教九流、黑白两道都得给他几分面子，房屋租赁业、旅馆业还真是很适合他。

其实，刘七保之所以控告刘百户，恐怕还有一条理由不便明说：卫所武职无需接受定期考察，人品优劣不一、德行良莠不齐，有一部分人倚仗权势、为非作歹，尽管明廷三令五申，也未能根除。刘七保估摸着，刘百户就是这撮害群之马当中的一匹，仗着卫所背景、勾结绿林强盗搞起“黑店”勾当？况且，百户直接管理军务，与基层军士联系紧密，有条件凝聚军户中的败类，结伙作恶。刘七保指称，刘百户作案的可能性最大。

对于刘七保的指控，刘百户自是不服。衙司进一步调查，终于查获一条重要线索，只是这条线索对李氏、刘七保母子造成很大的感情冲击——刘鹏同院住客顾春大概承受不住衙司施加的压力，松口供称：【昨天，夜幕尚未降临之时，刘鹏疑似在其住室内饮过酒，后来提着酒溜进顾春的房间，趁房内只有蔡惠能一人，以言语肆行调戏，企图诱逼蔡惠能与之行伤风败俗之事。蔡惠能不从，奔出房间呼救。顾春闻声赶回，抓住刘鹏拳打脚踢，致其受伤求饶。大约是鉴于蔡惠能并未受到实质侵害，顾春自认行旅之人不宜过度惹是生非，便得饶人处且饶人，就此罢手。然后，双方散去，各自回房就寝。】

关于顾春的说法，同院其余住客的反应依然是一问三不知。

顾春与女儿蔡惠能不同姓而同室居住，可见顾春应是蔡惠能的母亲，能把男子刘鹏打得鸡飞狗跳，必然是一位健壮勇武、强悍泼辣的妇人，相比之下，刘鹏比较瘦小孱弱。顾春母女之前三缄其口，估计是不愿过多张扬这种关乎女子名誉的事，尤其是撞上刘鹏丧生的突发状况，不想卷入命案。事到如今，顾春也只承认自己打伤了刘鹏。但衙司却认定刘鹏系受其殴打致亡。

这下麻烦大了。刘鹏虽然行为不轨，但顾春已揪住他、制止其行动，在此情况下，《大明律》不允许任何人再对刘鹏实施殴打致其伤亡。假设刘鹏的行为触犯死罪，顾春将其殴打致亡，要被处以杖一百；事实对顾春而言更为严峻，刘鹏本身罪不至死，依《大明律》规定，顾春将其殴毙，要按斗殴致亡处以绞决。【《大明律集解附例》原文：若已就拘执及不拒捕而杀或折伤者，各以殴杀、伤论。罪人本犯应死而擅杀者，杖一百。】

至于刘七保，衙司判定他也有过错。他报告其父刘鹏遇害相关情况属实，针对刘百户的陈述却属虚假，也就是他一人报告了两件事，最重大的一件（父亲刘鹏遇害）为实、相对轻微的一件（指称刘百户为凶手）为虚，依明律免于处理，予以书面批评了事。【《大明律集解附例》原文：告二事以上重事告实轻事招虚，及数事罪等但一事告实者，皆免罪。】

那么，刘百户呢？当然是一朵纯良无害的白莲花。

大理寺卿王槩却不这样认为。他指出，顾春捉打刘鹏时天色未黑，即还在“白日”，蔡惠能此前跑到院子里惊惧呼救，声音都传到了顾春的耳朵里，同院26名住客却没有一人看见、听见任何东西，无论如何都不正常，只怕另有隐情。言下之意，同院住客存在显而易见的串供行为，如刘七保所推测的那样，具备这种能量的就是刘百户。

刘百户为什么指使住客装聋作哑？必是由于有住客目击顾春捉打刘鹏的全过程，可以证明刘鹏回房时伤势并未严重到致命的程度，顾春只需承担打伤刘鹏的责任，进而证明加害刘鹏的真凶另有其人。

此人在刘鹏入住后即锁定其为打劫目标，正好刘鹏因调戏蔡惠能挨打，歹徒——多半不止一人，于夜深人静时潜入刘鹏的房间，抢夺财物。刘鹏因受伤负痛，睡眠较浅，被他（们）弄出的杂音惊醒。歹徒迅速捂住刘鹏的嘴，使其无法呼叫，随后动手加害，致使刘鹏受严重内外伤、失血而亡。歹徒旋即搬走刘鹏的金银、货物。在歹徒行凶过程中，刘鹏有鲜血溅到前后墙壁上，现场墙上的血迹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相反，地方衙司“刘鹏被顾春打成隐形重伤、独自回房睡下后伤势加重而亡”的推论却很难解释炕前炕后墙壁上的新鲜血迹，更无法解释财物的消失。

既然如此，刘百户为什么要动用自己的势力、也许还“沟通”了地方衙司，软硬兼施，唆使刘鹏的同院住客作伪证？真相只有一个：刘百户是凶手的盟友或后台。由于有房东刘百户大力协助——譬如预先在明代寝室常见的“支摘窗”（如下图所示）或板门的开合零部件上做些隐秘的手脚，凶手才得以顺利地进出刘鹏的客房、藏匿行踪和财物。

“支摘窗”

刘鹏携带财货，必定随时关好“支摘窗”，外出从外面给房门上锁，回房则从室内闩上房门。如果没有出租房管理者——刘百户配合，凶手难以得手。

笔者个人推测，刘鹏的同院住客中很可能也有帮凶，甚或入室歹徒就混杂在同院住客之中，从来没有远离现场，诚所谓“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由此可见，当初刘鹏一家投宿，刘百户将保管财货的刘鹏单独安顿在这座院子，只怕是刻意为之，是打劫计划的第一环。只不过凑巧投合了刘鹏想要寻欢作乐的小心思，因而刘鹏欣然接受房东的安置。

事实会得以澄清吗？不好说。王槩也没有相应的记载传世。但可以确定的是，某些如刘百户一般的卫所武职一再做出“贪”、“暴”行径，促使明宪宗于成化十三年全面实行卫所武职“定期考选、任命”制（极个别区域除外）。在“考选”中获得“贪”、“酷”等评价的卫所武职，将被革去本卫所职位，发遣到异地从事操练士兵的苦差，即“带俸差操”。该措施对于整肃卫所风纪、保护百姓利益应该是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只不过，受到“带俸差操”处理的卫所武职仍可保留原俸禄。不得不说，有世袭饭票的明朝人，终归还是比“刘鹏”、“顾春”们强得多。

本文参考资料：明代《大明律集解附例》、王槩《王恭毅公驳稿》，曹循《明代卫所军政官论述》、郭红《明代卫所移民与地域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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