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雅各泰：没有任何一种体系不会被自己的反面戳穿
2021年2月24日，菲利普·雅各泰逝世。出生于1925年的他，曾与伊夫·博纳富瓦（1923-2016）并称为法语诗坛最耀眼的“双叟”，而两颗巨星的先后陨落也标志着法语世界整整一代诗人的集体退场。
雅各泰不仅是诗人，也是职业翻译家，更是饱受赞誉的文学批评家。为纪念这样一位为“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代言的写作者，飞地特刊发他于1972年5月16日领受蒙田文学奖时在德国图宾根发表的答谢词《源头，一种不确定感》，由《飞地》丛刊诗歌编辑秦三澍译自1987年伽利马版《隐秘的交易：诗歌读札》。 （飞地编按）
源头，一种不确定感
——蒙田文学奖答谢词
[法] 菲利普·雅各泰
秦三澍 译
今天，我心存感激，却免不了为自己所获的荣誉感到些许恐惧。并非出于谦虚（无论这谦虚发自真心抑或惺惺作态），而是出于一个特殊的、我不得不立刻做出解释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在考量，一部作品，既被评论家和读者对从外部去看待，同时也接受着作者自己的内部观察，这两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差距？
一方面，读者眼下阅读着的书籍或多或少都属成功之列，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已完成的状态，成为了静止的、可被把握的对象；人们会试着去判断它们是否值得被关注，因此，时不时地，这些书会收获某些奖项。而另一方面，这些书的作者写完书之后便不再关心它们，不再对它们发生兴趣，他惊愕并失望地意识到自己绝不可能依靠这些书的存在而继续写下去，就好像他身为一个作家通过劳作而取得的任何东西都不曾算得上什么成果。恰恰相反：随着他不断前行，“曾经写作过”这一事实阻碍了他继续写作，仿佛他心中的不确定感和他各式各样的困境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明显，以至于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告诉自己，他将永远不能再写了。不过，他如此这般对自己下论断的时候并不是真的毫无畏惧。那是一种从外部看到的东西和从内部体验到的东西之间构成的距离。今天这样的场合必然会让人更加敏感于这种距离。
其实，“有待完成的作品”，那唯一能提起作家兴趣的作品，每次都是从一种深深的不确定感开始的，起始于一种隐晦、迷茫的状态，起始于一种缺乏，并且，几乎都是从一种迷惘起步的。
因此，所谓诗人之天职，往往在人生最困顿、最充满希望但也是最恐惧的时刻找到它的源起，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个时刻便是我们的青春期，所谓的“第二次诞生”。在那样的人生阶段，他必须学会在童年之外的世界里冒险，他从自己身上或身外所发现的或者说是猜测的、瞥见的、预感到的东西，反过来又使他升华，使他惊恐，使他陷入盲目的冲动，或将他抛回到含糊不清的沉思中。那个少年已然清楚风暴意味着什么，根本不需要在他表面呈现出的生活状态里添入什么冒险元素。长久以来，他或多或少都生活在庇护之下，或多或少都处于盲目中。他现在要半睁开眼睛，跌跌撞撞，时而还有摔跟头的风险：那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世界似梦境般陌生，那发光的山坡、绵延的阴影、昼夜相替那一刻的骤然逆转，对他而言都是那样的陌异。
比如，他禁不住问自己：某一天，在走廊或街道的拐弯处，一束很简单的目光突然击中你的身体，就像从另一个世界射出的箭矢用尖端将你刺伤，那究竟会怎样？
他又想：这些相同的面孔，其美丽永远无法被全然解释，它们有时却要遭受着鞭打、践踏与鄙视，或者——如果人类不愿给自己增加负担的话——它们至少难以逃脱“时间”这无可规避的工具对它们的徐缓的虐待，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因此，即使是在最优越的或保护得最好的存在状态中，也会有来自远方的某种漏洞或撕裂（就像帐篷帆布被风袭击的结果），将这个存在、这个世界的限度打破。有时是由于过量的温柔，更多的时候则源于过量的恐怖，但归根结底是一种过量。这个世界是不是太残暴了，或者太美好了？无论如何，看起来不言自明的是，没有任何尺度能得心应手地完成这一类测量。就算让科学把自身的能量提升数倍，将它的仪器完善到极限的程度，也总有一种经验的秩序时时逃脱着科学所掌握的测量工具。诗歌，就与这种经验秩序息息相关。
Anne-Marie et Philippe Jaccottet dans les années 1980, photographie de Michel Cokelaere (collection particulière)
但颇为神秘、至少颇为奇异的是，恰恰是这种深刻的对存在者的动摇，这种与“超出尺度之物”的相遇，才使我们突然打开了诗歌或其他艺术的特殊尺度。艺术的尺度在向我们揭示的同时，一切生命的本质也无尺度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有些东西或多或少以含混的、强烈的方式暗示着我们，艺术的尺度与生命的无尺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契合的。
不然，该怎么解释那个少年对某些文本的狂热，当他还不愿冒险去自己动笔的时候？他远没有像人们希望他相信的那样，认为诗歌是一张面具，一张覆盖在现实那不堪一击的脸上的过于美丽的面具，他觉得，诗歌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说出真相，或者，至少要比教条和教义更少撒谎。直到后来他才渐渐想起，一些属于未知的东西已成功溜进了诗的文本，在未知里他有被抛弃之感或是迷失之感，一些过度的东西使他的境况陷入到如此奇怪、如此玄奥的地步。于是，“活着”——这绝非小事一桩——作为一个事实所具备的陌异感，以及诗歌本身的陌异感，二者变得不可分割。
因此，他将要做的，便是设法将这种陌异感降低，去阅读科学家、宗教思想家和哲学家们的作品，抱着冒险的心态去他们的迷宫里闯闯看。
我甚至可以想象，终有一天他会把这些东西尽数读完，更让人吃惊的是，他竟然全读懂了。我进而想象，更有可能的是，他最初的惊讶和不确定感只会愈演愈烈，乃至走到了绝望的地步。哪怕是一首短诗，甚至只是一首诗的片段（例如“因为，为了少量的事物 / 在晚餐时鸣响的钟 / 也失去音准，像雪干扰了它……”，这是一首从未完成的诗的诸多异文中遗失的一个片段），即使它没有向他解释任何事情，也没有向他提供任何钥匙，但它那晦涩而不可否认的力量使他活着：可以说，它像是一种典范，他要做的不是去理解甚至模仿它，而是重温它。
没错，这寥寥数语便理清了诗与生活是如何在根脉上无法分离的（有些人恐怕会认为这是一种完全不合时宜的立场）；以及为什么在“美”身上我始终找不到一件单纯的装饰物、一种奢华甚或是谎言——虽然我们曾长期以为自己知道其中的原因。在我看来，无论是生活中洞见的美，抑或在作品中再度发现的不同的美，都指明了一条有待我们去跟进的道路。虽然“美”每天都承受着若干次攻讦，我依然不愿否认它或嘲弄它。
根本不存在所谓“理想”的存在方式。在某些时候，我不得不像别人说的那样去成为自己人生的“赢家”。除了教学、编辑和翻译这三种行当，我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在我看来，教学自然并不是一项可鄙或可憎的任务，我只是担心它将迫使我在生活中人为地将教育工作与其他的事情划分开来，凡是空闲的时间将要分配给后者。我还怀疑它偏重于批判力，而牺牲掉了发明力。第二种选择，出版业，则会把我和我并不喜欢的某种文学生态致命地绑定在一起。
更年轻的时候，我曾满怀激情地读过一些德国诗人，并试着翻译了其中一部分。也包括散文作家。有一家出版社很欣赏我的译笔。于是，我伏案誊写了几千页的稿纸，尽最大的努力让翻译去贴近原作。我希望在纸页中找不到太多我背叛那些作家的痕迹，他们值得我给予他们甚至比我能够给予他们的更多的关怀。至少我一直尽最大的努力不去翻译任何与我的喜好相悖的东西。
当我选择了翻译这个行当，便自然而然地同时选择了相对的独立性与相对的不安全感。最重要的是，在我看来，诗歌在我的生活中越来越不可能成为一种副业或消遣式的馈赠，或者成为一种断裂的要素。
我在这里触及到了一个核心问题，触及到了我按照本性想要努力去做出的选择：我天生是个没勇气的人，因为性格里缺乏某种确定性。好了，这件事暂且不提。
刚好，当我初涉写作的时候，诗歌的整体流行趋势是基于一种对决裂的渴求。这一趋势得以显赫，要归功于兰波或马拉美这类19世纪末的超凡天才，或更早一些，它是由波德莱尔、莱奥帕尔蒂、诺瓦利斯所共同宣布的，并且在1920年前后引爆了超现实主义运动。所谓决裂，指的是用显得暴力且彻底的手段去割断与往昔的关联，隔断与既有的文化、道德、宗教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与世界本身决裂。这是一种非常真实并且常常是很合法的需求。“真实的生活是不在场的，”这是兰波曾写过的一句话。而这句话至少被一百个诗人复述过，虽然这些复述都不及它们的源头那般精妙。对此，我抱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尽管有些模糊。我隐约看到了其他的道路。我一向畏惧于果断的话术套语、尖锐的拒绝或不容置辩的断言，因为在我看来，提高嗓门或奋力敲桌子的人往往不是出于真正的信念，而是在用自己的疑虑来掩盖谣言……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种选择，我想提及一位尚未引发足够关注（他在法国的命运也是如此）的法国当代作家、民族学家、超现实主义者的伙伴米歇尔·莱里斯（Michel Leiris）的作品。我怀着非常钦佩的心情时时关注他的创作道路，他目前打算出版的一部总标题为《游戏规则》（ La Règle du jeu ）的类似自传的作品恰恰印证了这条路。那是一种需要耗尽一生去追寻的“生命规则”。当今的作家已鲜少有人能用这同等严谨的诚实去描绘自己所遭遇的诸种源头性的矛盾。
我要说的是，在整个作品序列的最后一卷，米歇尔·莱里斯详述了若干年前他在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陪伴下去中国旅行的情境。他认为他在中国看到了一种正在升腾的能激励我们所有人的巨大希望。米歇尔·莱里斯准确地描述了他本性中的两个“侧面”，他深感纠结的是两者间无法弥合的张力。一方面是他性格中的“政治性”，也就是说，他始终保持着敏感的神经去体验人类的痛苦、不公和悲惨，去关注他者的命运，去渴念着“改变世界”，这些都使他不止一次地投身于左翼运动，希望为减少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劣程度而做出贡献，哪怕能改变的事情极少他也在所不惜（中国之行自然也触发了他天性中的这一面，有时这是非常崇高的的性格）。另外他还有“诗性”的那一面，不妨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把这种诗性解释为对神圣、奥秘、未知和激情的痴迷。所有这些内在空间（他将其比作“无管制区域”）在某种程度上是被禁止的，因为一切的爆发、闪电、抽搐和过激行为都发生在那里，而超现实主义全然将其对诗歌和生活的概念与这些行为勾连在一起。然而，米歇尔·莱里斯试图调和他认为不能相容的这两个“侧面”，却徒劳而返。出于独属于自己的那份忠诚，他最终不得不承认这两者，一端是他的“政治性”，类似于一种崇高而势在必得的责任，另一端是“诗性”，一种更自然、更深刻的激情。
Philippe Jacottet lit des extraits de son œuvre / Photo : D.R.
好吧！在这方面，我的思考或者说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将诗歌和真正的生活不惜一切代价地置于限度之外，置于谵妄、过度、反抗和破裂之中，这或许就是一个错误；如果放弃这种观点，那么诗歌与政治的一致性或许就不会像在莱里斯的作品中那样难以想象了。（我不能相信，人们也可以把政治想象成完全与永恒的反抗相绝缘的东西……）
笼统地讲，我曾经试图去做的，或者说我最深层的本性试图在我身上实现的，就是让诗歌在生命的限度中更自然、更审慎地找到自己的位置。相反，这种生命也许有陷入到过于明智或过于谨慎的状态中的风险。同样，神秘之物（或“无限”与“过量”之物）事实上栖居在一首能够配得上“诗”这个名字的诗里，即使这首诗服从于某些规则和惯例，从而服从于显然对神秘来说非常致命的限制。在一首用文字搭建的诗里，或者在一部受严格法则制约的音乐作品中，是否存在一种无限性，是否存在着无限性的映像，这也许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谜题。但愿无限能无碍地进入到有限的内部，并从中辐射出光。
因此必须心存希望，或者说，至少要试着心存希望地去确保在这个不完美的、往往是几乎无法忍受的世界里，仍然能感受到对这个世界而言显得陌生的光。尽管我身上有一个严重的弱点，即从来没有任何政治的、宗教的或哲学的教条能成功地说服我，但这其中似乎也有合理性。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一个确定的东西是不值得怀疑的。没有任何一种体系，无论它多么牢靠，不会很快地被自己的反面所戳穿。（穆齐尔的作品曾在漫长的时光里与我相伴，他的思想就鼓励这种自然而然的怀疑；或者，我想到了一个我有幸认识并极为赞赏的人——让·波朗[Jean Paulhan]；以及蒙田，他是这条道路上无匹的先行者……）
那些发生在现代历史上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当然无法让我恢复信心。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暴力与卑劣，恰恰通过对这么多的著述和这么多生命的毁灭，而更加明确地毁掉了任何声称解释世界并以这种解释的名义去改造世界的话术。
那么还剩下些什么？这是我时常挂在嘴边的问题。我并不想声称自己对这一切都有清晰一致的思考。这样做无疑是不对的，但我的思考似乎不输给一个真正的思想家。
我被迫退回到自己的那些不确定感之中。它们曾经包含并依然包含着足以让一个人陷入沉默的东西。尽管如此，依然有众生、有事物、有风景、有作品、有不同类型的符号源源不断向我涌来。那些都不是解释，也不是公式般的话术。就这样，在人生特别黑暗的时刻，当一个人感受到生命与青春时代渐行渐远的时候，我发现了日本诗歌，尤其是传统的俳句体。为什么我不由分说，一上来就给予它这许多的盛赞？
正因为它远离了对谵妄和断裂的追求，它以最大限度的简单和精致，以比任何其他诗歌都更妥善的方式，无限地照亮了任何存在的任何时刻。对我来说，这比过度、眩晕和陶醉更为出类拔萃。面对着兰波绝望的断言——“真实的生活在别处”，我们从俳句那里听到的回答仿佛不是一个针锋相对的断言（这不会让我更信服），而是盛放的一朵朵朴素的字符之花，证明着真实的生活完全有可能在此时此地发生。
我不得不注意到：如果套语倾向于摧毁对方，如果系统倾向于相互抵消，那么可以说，俳句里的那些字符尽管（或者说“由于”）是脆弱的、微不足道的，它们却一直在顽强地坚持，它们抵制着怀疑。这是一种奇怪的经验，它难以被有效地传递，尤其是它很难让人们去认真对待它：山峰上雪的显现，远在光秃秃的树木之外；白鹭在空中划出完美的直线，在池塘投下倒影；这些无价值的东西，这些自然的、被剥夺了任何意义的偶发性，向我揭示了比世界上所有教义和祈祷都更深刻的救助，让我得以继续活着。
那基本上是一种单纯的闪现，一种暂时的转晴。仿佛在我们无法逾越的黑暗境遇中——原谅我无法描述得更准确——一些通道、窗口、透视正逐一打开，一点光、一点空气可以透过它们再次传递进来。而这一点点光、这一点点空气赋予我的力量之巨，我有时不得不承认它们几近于神圣，也就是说，它们来自于最高远的所在。当我们对任何真相都愈发缺少笃定的信念时，它们便更加心甘情愿地回到我们身边……但同时，它们也时刻准备着再次被我们窃取和拒绝……
从那时起，我就不得不直面一个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什么让俳句大师们以这种方式调和了简单与神秘、度量（最严格的规则）与无限？换句话说：他们既然不在生活的局限性之外去寻求诗意，却缘何成为真正的诗人？
这是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完成的，也不可能归因于文学技巧。它采取了一种很独特的生命方式。据我判断，这些人即使未必是流浪汉，至少也是物质财产不丰足的人；他们与权力不产生依赖关系，对往昔却很尊重，他们通过参观——诚心地参观——往代大师的陵墓来纪念过去；他们既脱离了世俗又在世俗中生存，既非苦行僧亦非单纯的赌徒。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圣贤，更不是十九世纪梦寐以求的天才（那场梦的确催生出了一批令人钦佩的人物）。他们是隐形的路人。恰恰因为他们的隐身，世界得以穿透他们的身体而显现，他们在世间的存留本身似乎已透露出不竭的光芒。
但在今天，在这个无比艰难、面临则更大威胁的世界里，还能做这样的过客吗？当这么多狂飙的闪电交织在我们头顶的时候？我时常这样问自己。我曾试图在一首题为 《不平等的争斗》（ Le Combat inégal ）的诗中表达对这种争斗的嘲讽，这首诗的结尾是这样的：
不如用两片苇草去抵御雷电，
当星辰的秩序在水面上衰落……
最终，我发现这其中所有的奖励和荣誉都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它们鼓励和强化了你，因为你的不确定感和这种“不平等的争斗”似乎是与别人共享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有可能从外部把你冻结成一个过于显眼的“角色”。一个人唯有去逃避任何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角色”、任何职责（包括——并且尤其是——诗人的角色和职责），他的存在才有希望不被压缩成一种沉默，而此种沉默意味着各式负面的力量将在任何一个角落发挥着作用，直到将你的嘴永远堵住。
Philippe Jaccottet, Lyriker, Essayist, Übersetzer, Zürich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