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5万美金出卖300名地下党，中央出动特科红队锄奸，陈赓亲自率领
为5万美金出卖300名地下党，中央出动特科红队锄奸，陈赓亲自率领
1928年4月25日一大早，一行迎亲队伍便热热闹闹地穿街过巷，鞭炮声噼里啪啦，锣鼓喧天，附近的居民全都被这热闹喜庆的气氛吸引了出来。当晚，上海一晚报上刊登了发生在租界的一桩新闻：一对新搬来的夫妇被暗杀，男子死了，女子因躲在床下，仅受了伤，但没有死。
邓小平从同志手中拿过晚报看到了消息，此时国民党特务也听闻这一消息，立即派人将这个女子送往医院治疗，并留下一大批人在医院防守保护。
这对夫妇是谁？为何引得国共两党的关注？接下来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背叛与惩恶的故事。
1909年，朱德出生在四川仪陇，后来，他报考了云南一所军事学校，在这段学习期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深入人心，他也跟随历史潮流，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此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朱德在全国多地参加了革命运动，并担任了云南陆军宪兵的高官。在云南，朱德在下属兼好友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女子——贺治华。
贺治华出生于四川开江县，父亲曾是个秀才，也做过清末的官员，家境殷实，也算半个书香门第。辛亥革命后，贺治华的父亲又在开江县政府部门做官。贺父贺母思想较为开放，也重视孩子的教育，因此贺治华从小接受的是新式教育，还出国读了两年书，会英文、法文。回国后，她便在开江一所中学当老师。
此时的贺治华年纪未满20，容貌艳丽，性格大方，而且对大她十几岁的朱德表现出了强烈的好感。
那个年代，时局混乱，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在探索中国的出路，孙中山的革命果实被窃取，共和能否在中国行的通也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在这个时候，朱德也接受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决定前往马克思的故乡德国柏林学习，希望能够在那里找到革命的真理。而大胆的贺治华为了追求朱德，也决定跟着一同前去。
1922年，两人共同前往德国学习。在德国的时候，朱德认识了已是共产党员的周恩来，并在与他的深度交流中，对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张有了深刻的认识，也十分赞同这一条道路。不久后，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共处异乡互相陪伴的朱德和贺治华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1925年，中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其中的五卅惨案更是引起全国人民的声讨和反抗。远在德国的朱德听到这一消息，也立即发动群体组织声援。德国将这一运动看做是中国对列强的仇视行为，自然也不满朱德的行为。
1925年7月，朱德被德国政府逮捕入狱，虽然后来被保释出狱，但却被驱逐出境了。于是朱德带着贺治华转而去了苏联继续学习。此时的贺治华也已经有了身孕。在朱德40岁的时候，贺治华生下了两人的女儿。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朱德给女儿小名取为“四旬”。而贺治华对这个名字十分不满意，觉得太土气，最后改成了“菲菲”。
名字的问题不是两人的唯一矛盾。事实上，出国后两人的矛盾就越来越多。在国内的时候，朱德还是个军官，身份地位、经济情况都让年轻的贺治华十分满意，仰慕之情自然十分浓厚。但出了国，朱德就是一个普通男人，加上他性格老实敦厚，不懂浪漫，又一心搞革命，还惹出大事被驱逐出境，在贺治华心中，这段感情和对国外生活的美好期望都大打折扣，心思早已动摇。
根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说起朱德和贺治华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朱德太过老实，而贺治华个性大胆豪放，与异性也纠缠不清，总是传出和哪个人好了的传言，两人也时常争吵。
1926年5月，朱德接到国内党中央的指示，回国去四川做统战工作。但目前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考虑到他们母女的安全，朱德决定让贺治华带着女儿暂时留在苏联，还承诺等局势稳定一些，就立刻接她们回去团圆。
贺治华也不愿回国过危险的日子，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作为一个母亲，贺治华在朱德回国不久后，就让远在成都的妹妹赶到苏联，将女儿接回国。而她一个人留在苏联，享受年轻女子的自由浪漫的生活。
在那年年底，贺治华不顾已为人妻、已为人母的身份，背叛了与朱德的这段婚姻，与同在莫斯科读书的何家兴结为了夫妻。
1928年，在组织的安排下，何家兴和贺治华回国从事工作。对于两位苏联留学归国的高材生，组织自然十分重视。因此一回国，何家兴便担任了罗亦农的秘书。并且组织还给他们提供了洋房、小车，保障优质的生活，以便隐藏身份，更好地做地下工作。
那这个罗亦农是谁呢？这是一位身影仅仅存在于中国革命早期的革命家。
罗亦农出生于1902年，青年时期同刘少奇等人去莫斯科“寻找一条出路”，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了共产党。在莫斯科的时候，罗亦农便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思想，积极发展和培养党成员和当干部。
1925年回国后，罗亦农便一直在进行斗争。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便开始组织反对帝国主义的大罢工运动，由他组织的省港大罢工，参加人数多达25万人！由此可见，罗亦农本人的宣传、动员、组织能力的出色。
此后，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书记的罗亦农，多次领导了上海工人进行武装起义。在1927年3月的这场起义中，前期上海全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贩罢市，然后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
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共80万人，武装斗争由周恩来作总指挥，罗亦农协助部署，经过一天一夜的浴血奋战，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并成功占领了上海市除租界外的地区。周恩来在党的会议报告中，对罗亦农的领导武装暴动的能力也称赞不绝。
后来，罗亦农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由于罗亦农个人革命能力强，在社会上名誉声望也大，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一直都将他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上海的特务、暗探、巡捕遍布各条街道，各个角落，在熙攘的人群中四处搜寻这个可怕的敌人。
罗亦农被逮捕的那天，一切都看似很平常，让人预料不到即将的风暴。1928年4月15日，像约定的那样，罗亦农、邓小平、山东省委书记先后来到上海英租界戈登路的一处地点，这是中央机关处据点，也是罗亦农的秘书何家兴的私人住宅。工作事情商量完了，几人便打算先后离开——这才不容易引起怀疑。
因此邓小平从后门先出来，走到弄堂口的时候，他习惯性地看了眼安排在街边的我党便衣警戒人员，这一看可就不得了了。警戒人员不动声色地做出一个手势——那是一个危险信号。邓小平心叫不好，但情况危急，此时也来不及告知罗亦农，他便匆匆往街道走去，隐匿在了人群之中。
一分钟后，还未来得及离开的罗亦农便被英国巡捕包围，逮捕入狱。邓小平和何家兴夫妇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消息，当日，周恩来便召集中共特科的成员开会。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对这件事进行了分析，认为党内一定出现了叛徒，而这个叛徒就是何家兴和贺治华夫妇。
此次会面本就十分隐秘，而敌人却能在准确的时间到达准确的地点，若是没有人提前泄露消息是不可能的。而知道此次会面的人员范围也被锁定在这几人之中，并且敌人带走了罗亦农，却没带走何家兴和贺治华，这怎么看都不合理。
周恩来也知道这个判断是是合逻辑的，但为了不冤枉同志，损害战友的政治生命，他仍然谨慎下达命令：一是尽全力营救罗亦农；二是将何家兴夫妇转移到安全地方并暗地严加监视，同时查出叛徒。
陈赓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策反了一个重要人物鲍君甫，他与英国巡捕关系交好，由他出面打探消息是最好不过了。鲍君甫来到英租界，表明自己是奉上级命令，引渡政治重犯罗亦农，并且还不经意问起他们是如何抓住罗亦农的。
对方开始抱怨抓罗亦农实在太麻烦了，后来说到是有线人提供了消息，便不愿透露更多了。但鲍君甫装作十分好奇，一直追问，加上两人关系交好，对方最后还是说出了线人的信息，正是何家兴夫妇！
贺治华自幼家庭殷实，青年时期追求浪漫和安逸的生活，到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后也没有改变。她和何家兴回国后这几个月一直在上海工作，上海堆积着各式各样的外国商品，街边饭店舞厅林立，整个城市都太对她的小资情调了。
上海纸醉金迷的生活早已迷乱了两人的革命心智。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共产党的未来看不到尽头，革命的胜利又在何方？他们对自己的安危也十分紧张。并且由于两人生活作风高调，爱出入舞厅，党组织提供的生活费用根本不足以应付他们的高额开支，而且作为上级的罗亦农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多次批评，要他们收敛一点，隐藏身份。他们表面上虽然承认错误，内心对罗亦农却十分厌恨。
思来想去，两人一合计，有了一个决定。作为罗亦农的秘书，何家兴手里掌握着一份上海的中共党员的名单，名单上共有三百多人。这对国民党和英国来说无疑是份“大礼”，有了这个，他们何愁拿不到丰厚的酬劳？
于是两人便悄悄前往英租界巡捕房，先是向探长表明身份，表明自己这次来的意图，然后提出用一份300名上海中共干部名单换取两张美国护照和5万美元。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和信息的价值，他们透露了罗亦农等人将在戈登路的中央机关处商讨事宜的消息。在这对叛徒夫妇的帮助下，在4月15日那天，英租界巡捕房果然抓住了一直以来想解决的大敌罗亦农。
叛徒的事情搞清楚了，接下来的首要任务是营救罗亦农。中共特科成员计划扮作举办丧事的队伍混入街中人群，在英巡捕房和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交接的途中，引起混乱，采用武装方式救出罗亦农同志。然而，由于巡捕房知道罗亦农身份重要，为了避免差错，提前了引渡时间，导致这次营救任务失败。
4月21日，罗亦农被押往龙华刑场，刑场守卫着大批军警，虎视眈眈地盯着四面八方，似乎一有风吹草动，便要马上举枪攻击。罗亦农身着灰色长袍，无畏地走上了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6岁。
他是中共历史上首位牺牲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最年轻的一位。而他留下的两封遗书上，一封是给妻子的，希望她能向自己学习，一封是给组织的，表达了对中国革命未来的期待和信心。
我党牺牲了一位年轻有为、心怀家国的同志，而叛徒却还沉浸在帝国美梦之中。中央特科派陈赓亲自率人惩处这对叛徒夫妇。因此在4天后，特科安排人员伪装成迎亲队伍转移周边人群的视线，而中央特科红队，俗称的打狗队、锄奸队，冲进何家兴夫妇的房中，将那份名单搜查了出来。何家兴被一枪毙命，而贺治华由于躲在床下，几枪下去都未打到致命处。贺治华捡回了一条命，但却瞎了一只眼。
看到报纸上贺治华还未身亡的消息时，中共特科再次计划派人去解决她，但由于国民党在医院严加防守，不好下手。加上贺治华失去了一只眼，也没有任何可以威胁我党的东西，周恩来便下令追杀计划作罢。
根据一些历史档案和回忆录的记载，贺治华后来回了四川老家，又有了一段婚姻，并且生了两个孩子。1938年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追到四川，找到贺治华的住所，当着两个孩子的面将贺治华开枪打死了。但也资料说她是自己病重身亡的。这些消息没有得到完全证实。
而那个被贺治华“抛弃”的女儿四旬，也就是朱德之女朱敏，一直以来都很少从外婆口中听到生母的消息。外婆只是在她少年时期和她说起自己的母亲在1940年前后已经死了。
她在回忆父亲朱德的一篇文章中曾简短地提到了自己的生母。她不明白甚至经常怨恨母亲不要她，抛弃她，但长大后回头看这段故事和历史，她才明白，母亲还叛逆了爹爹，而且选择了一条和爹爹的信仰完全不同的道路。“作为女儿，我是不能原谅她的。”
出轨丈夫，抛弃子女，出卖同志，背叛革命，贺治华短暂的一生留下的家庭记忆和历史记忆都是如此不堪。她终将被自己的后代遗忘，但却将一直接受历史的审判和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