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王安石
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个帖子。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到大相国寺拜访他的好友佛印和尚，恰值佛印外出。苏东坡就在禅房住下，无意中看到了禅房墙壁上留有一首佛印题的诗，其诗云：
酒色财气四堵墙，
不活百岁寿也长。
苏东坡看后，另有所思，就提起笔来在佛印的诗旁边附和了一首，他写的是：
饮酒不醉是英豪，
有气不生气自消。
又一日，宋神宗赵顼在王安石的陪同下，来到大相国寺游览，他们看到了佛印和苏东坡的题诗，感到颇有趣，神宗就对王安石说：“爱卿，你何不和一首？”王安石何等高才，他随即应命，挥毫泼墨，写道：
无酒不成礼仪，
无气国无生机。
宋神宗大为赞赏，也乘兴题写了一首，他写的是：
酒助礼乐社稷康，
气凝太极定阴阳。
这是一组关于酒色财气的妙趣横生的组诗，由于作诗的人所处的立场和格局不同，对于同样的酒色财气四种事物也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佛印和尚的诗从证悟佛家之空性来谈，提倡完全和酒色财气相绝缘，出离世间，是佛家的出世思路，是内圣之法门；苏东坡的诗强调对待酒色财气关键是把握一个度，中庸之道。是从儒家个人修身方面来谈，也属于内圣之法。
王安石和宋神宗则从酒色财气对国家社稷的正面作用方面来谈，肯定了酒色财气中所蕴含的积极因素，一个是贤相的眼界，一个是王者的格局。都属于外王之道。 这就是认知不同，感受不同，故此一人一道，诚不欺我。 所以万事万物没有对错，只是我们的角度不同，结果也就不同！
上面这个帖子（配图是我另加的），引发了我的一些共鸣和感想，因此随手敷衍出以下文字。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绝大多数都有个情结，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觉得自己文采出众，就应该当官。这里面，一流乃至超一流的文学家比比皆是，例如后来终于放弃做官梦而“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白居易，当然也包括了三苏。
同样是文人、也曾混迹于官场并颇有建树的明朝人冯梦龙则看得很清楚。读书人做官，好歹都是科举出身，万里挑一的，从资质上来说，都是很好的。富贵人家的子弟，如果能发奋读书，靠自己而不靠祖荫，算是难能可贵的了；穷苦人家的子弟，如果能发奋读书，同样彰显了毅力、志气与决心。这些人一旦科举得中，做官做得怎样先不说，至少都是胸中有丘壑的。单从这一点来说，古人的科举就比现在的公务员考试要好得多，因为现在去考公务员的绝大多数是大学生，而大学生在中国古代，大概也就是个秀才吧。秀才在古代没资格入仕途，但在今天，却是秀才当道，这可能也是朝廷政令不高明的原因吧。
冯梦龙在《警世通言》第三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里，通过生动地描绘王安石与苏东坡的三次过往，烘托出自己对官场和文人的见解。王安石在做宰相之前就已经展露出政治才华，这是令邵雍、司马光和苏轼等人非常忌惮的。邵雍曾造谣说卦象显示“南人为宰，国家非福”，所以他的同僚和徒子徒孙都起哄说南方人根本就不是做宰相的料，想通过谣言的方式阻止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司马光和苏轼等大人物更是在朝堂上公然非难，认为祖制不可轻废，好不容易跟北方的完颜氏相安无事了，就安享太平好了，何必去改革呢？
王安石面对这些人的非议与非难，没有退缩，而是一边注解《道德经》、一边注解《易经》，一边用文章去对抗他们，发出“食尽皇家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的浩叹。
从文学造诣上来说，王安石和苏东坡并列于“唐宋八大家”，但从当代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世人知道苏东坡的作品居多，确实朗朗上口，文字隽美，古往今来，少有人能超越，不愧为北宋第一文豪。而王安石在文学界的地位也早有公论：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写物咏怀吊古，意境空阔苍茫，形象淡远纯朴，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
从思想造诣上来说，苏东坡可能只能达到观天地的水平，他的文章确实有与天地融为一体的感觉，但是王安石却超越了观苍生的层次。《易经·系辞》认为，观天地是读书人的初级修养，能达到才能算是君子；观苍生是读书人的中级修养，能达到则算是贤人；观自己是读书人的高级修养，能做到就算是圣人了。
从哲学修养上来看，苏东坡作为儒家弟子，与佛印禅师相沟通，所留下的故事，大多是被佛印秒杀的那种；也就是说，苏东坡远远没有开悟。而王安石撰写的《易解》、《礼记发明》、《老子注》、《楞严经解》、《尚书新义》、《诗经新义》、《老子训传》、《南华真经新传》等哲学与宗教专著，对宋代政治史、哲学史、文学史、学术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研究界而言，意义重大。相比较而言，苏东坡留给后人的，除了文学作品，只有风流韵事。
在政治修养上，个人觉得，王安石的风骨算是古往今来第一人。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基于以下三点。
一是宋神宗时代以司马光为首的门阀望族都只想苟安，不想改革，都反对王安石，太后也不喜欢宋神宗支持王安石，一君一臣就这样一边力排众议，一边艰难地前行。难能可贵的是，在改革的过程中，王安石没有动用自己权利枉杀任何人，只是把不作为的官员调动岗位而已。这在党同伐异的官场和文人当道的时代，是需要多么宽广的胸怀！
二是王安石的精神撼动天地。《宋史·王安石列传》记载，王安石变法的决心是很大的，北宋虽然暂时无事，但北宋作为唐以后最大的汉人国家，领土却不到大唐的三成，这是令有血气的读书人倍感耻辱的。司马光、苏东坡这些人都是苟安派，认为祖宗跟北方游牧民族签订的协议是不能破坏的。有鉴于此，王安石抛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言论，真是振聋发聩。在中国古代，天道就是王道的根基，而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这触动了儒家的根本世界观；在中国，祖宗就是权威，先王仿佛圣人，而王安石提出祖宗不足法，这触动了儒家的根本价值观；在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活在别人的评论中，文人都希望得到外来的点赞，而王安石提出人言不足恤，这触动了儒家的根本人生观。古往今来，凭一己之力撼动儒家三观的，无人出王安石之右。
三是王安石的私生活很自律，作为儿子，作为父亲，作为丈夫，都是优秀的。也许，对于一个有才华、有抱负、有使命感的男人来说，这样的人生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无趣的。想想“豆蔻搔头”和“楚腰纤细”，想想“一树梨花压海棠”，想想“又岂在朝朝暮暮”……更不用说“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了。
王安石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有时候我会想，如果王安石是个心狠手辣的人，苏东坡肯定是没命“日啖荔枝三百颗”了，司马光也没机会主持编完《资治通鉴》，邵雍也可能完不成《皇极经世书》和《梅花易数》。感谢王安石，不是他的大度，《易经》一个很重要的应用技术可能就此失传了——但邵雍到死都认为江南人是执拗的。
对比于同样是改革派的明朝万历首辅张居正，其人经常乘坐由三十二人共抬的超豪华轿子，据说方便路上办公，所以张居正“劳瘁而死”后，百官终于敢怒敢言了，导致明神宗下令抄其家，并削尽其宫秩，追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张居正也险遭开棺鞭尸，家属或饿死或流放。
王安石不让人抬、不坐轿子，不杀人，不羞辱人，所以王安石“倒台”后，下场是截然不同的。史书记载：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赵煦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哲宗即位后，加王安石为司空；太皇太后高氏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等到自己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岁，获赠太傅，葬于江宁半山园；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执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庙庭，谥号“文”；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直至靖康元年（1126年），朝廷迫于北方侵略者金的压力，又被追夺王爵，毁去配享的画像，降王安石从祀于庙廷。也许，正因为如此，王安石在后世才会引起前苏联政治家、思想家列宁的关注，列宁曾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
千古以来，无数牛人对王安石做过评价，在此，仅摘录梁启超先生与蒋介石的话。
（1）梁启超：《王安石传·绪论一》
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2）蒋介石：《推进地方自治之基本要务》
我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在秦汉以前则推周公，至于秦汉以后的政治家，所最佩服的就是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