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百七十一篇 辽国的不良现象与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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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出土的铜鎏金刻花铎。

图2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出土的鎏金海冬青铜雕版。
br> 辽代的不良社会现象有很多种，归纳之，主要有：兵行(或其他)扰民现象；官僚贵族生活奢侈现象；官兵战斗不利及厌战现象；过度猎捕野生动物现象；其他不良现象等。各种不良现象对辽代社会造成的危害是比较严重的，必须严禁并矫正之。因而，辽代统治者为使辽代社会健康向前发展，还制定并实施了对不良社会现象的疏导方案，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皇帝代表国家颁诏禁止；二是派遣官员到全国各地巡察督改。
辽代社会中不良现象之大宗，便是兵行扰民及其他方面的种种扰民现象。辽代兵行扰民现象的发生，客观上很大程度又与其军事制度密切相关。《辽史·兵卫志》即云：辽军出征，“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打草谷”，实际上就是一种“名正言顺”的抢掠扰民。以辽太宗统治后期灭后晋战争为例，辽军南下中原，扰民现象即相当严重，以致民怨腾沸，并由此引起了辽最高统治者的关注与反思。《辽史·耶律解里传》即载：“会同九年伐晋，师次滹沱河，夺中渡桥，降其将杜重威。上(辽太宗)命解里与降将张彦泽率骑兵三千疾趋河南，所至无敢挡其锋。既入汴，解里等迁晋主重贵于开封府。彦泽恣杀掠，乱宫掖，解里不能禁，百姓骚然，莫不怨愤。车驾至京，数彦泽罪，斩于市，汴人大悦；解里亦被诘责。”不仅如此，当辽太宗准备从中原撤兵北归时，也对这次灭晋战争中兵行扰民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自责。据《辽史·太宗纪》记载：大同元年(947)四月，辽太宗耶律德光回师至赤冈，“济黎阳渡，顾谓恃臣曰：‘朕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由此可见辽代兵行扰民现象及其危害的严重程度。除兵行扰民外，辽代社会还存在着其他扰民不良现象。《辽史·大公鼎传》即载：“时有隶鹰坊者，以罗毕为名，扰害田里。岁久，民不堪。”等等。
一些官僚贵族生活极度奢侈腐朽，也是辽代社会中一种习见的不良现象。这些人在活着的时候，锦衣玉食，声色犬马，个人生活奢侈糜烂。尤其是对穿着服饰，极为讲究，可谓是穿金戴银，佩玉挂石(宝石)。兴宗朝的中书令张俭，对当时的社会奢靡风气就很是看不惯，尤其是对官员在服饰穿戴方面的奢侈现象，更是不满。据《辽史·张俭传》记载：“俭衣唯紬（chóu同绸）帛，食不重味，月俸有余，赠给亲旧。方冬，奏事便殿，帝(辽兴宗)见衣袍弊恶，密令近侍以火夹穿孔记之，屡见不易。帝问其故，俭对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时尚奢靡，故以此微讽喻之。”由张俭三十年不易袍服这事件，亦可反衬当时社会确实存在着某些官贵追求奢侈之风。不仅如此，这些官贵们死后，还幻想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他们的奢侈生活，于是，便形成了辽代的厚葬之风。大凡墓主生前所用物品，统统要埋进坟墓。如应历九年(959)《驸马赠卫国王沙姑墓志》上即记载，萧沙姑死后，皇帝赠赙随葬“衣服二十七封，银器一十事，鞍一十三面，骢马一匹，白马一匹，骠尾黑大马一十匹，小马二十一匹，牛三十五头，羊三百五十口”。除朝廷所赐赠外，墓主家族及僚属们自然也会出具一定的陪殉之物。近年考古工作者发掘的不少辽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实物，已为之做了很好的物证。比如在内蒙古奈曼旗青龙山镇附近出土的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除了墓主身上穿戴的各种服饰外，其他类的随葬品也十分丰富，如金器即有錾花金镯等八种；银器有錾花银靴等十七种；铜器有铜镜等十一种；铁器有琥珀柄铁刀等两种；瓷器有茶绿釉鸡腿坛等九种；玻璃器有乳钉纹玻璃盘等三种；玉器有玉砚等两种；玛瑙器有玛瑙碗等两种；水晶器有水晶耳环等两种；木器有木鸡冠壶等七种；此外还有各种冠带、佩饰、饰件及马具等。由此可见此类辽代贵族墓随葬品种类之多，品位之高，反映了墓主生前生活之奢华程度。
“战不利”，即战事失利，也是辽代社会曾经存在的一种社会不良现象。一般说来，战事的失利，往往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客观的、不可预测的因素，如敌方突然增兵，造成战场上敌我双方力量相差悬殊而失利败北；此外还有许多突然降临的灾害性天气导致战事失利等。二是主观上的原因，比如指挥者本身不懂军事，不熟战况，再加之刚愎自用，不听劝谏等，造成指挥错误而使战事失利；此外还有参战人员有厌战情绪等，亦能造成战事的失利。我们所说的“战不利”不良现象，指的就是这后一种，是人为主观因素所造成的那种。这种现象在辽代是存在的，也是为辽代最高统治者所不容的，一经发现，将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
辽代契丹人主要以游牧和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在契丹人的渔猎生产过程中，也有一种不良现象经常发生，那就是对自然界有限的野生动物进行无限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