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校故事（四十五）

阿涛转业的比玉清还早五年，当年转业闲在家里的阿涛在华凌市场，背过冰箱，扛过洗衣机，特别是被16路车撞了后，腿骨折，也扛不动冰箱了，知道这世上最好干的事就是当官，于是放弃了自主创业的打算，老老实实去军培中心学习，然后就被分到了乌鲁木齐一个区的城建局下属的城管大队当城管，好歹也算是个干部，每天骑个偏三轮，穿着一身蓝色的虎皮，走到哪，小商小贩就象被追杀般的逃难，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执法者首先根本就不懂法。是要靠拳头说话的。

但阿涛在城管里是属于另类的人，所以他也根本不会合群，在背过冰箱，每天累死累活最多挣个三、五十块钱的阿涛心中，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自古都是正当职业，这些小商小贩为生活所迫，从事社会底层的工作，生活穷困，收入微薄。卖个鞋垫、烤个红薯一天挣不了几个钱，但这些人始终善良纯朴，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们，他们至少没有去偷盗，没有去抢劫，怎么到了城里就成为了被城管打击的对象。那时候，阿涛就想“立良法于天下者，则天下治”，我们的城管制度是要使下层民众生活更幸福还是更困苦，做为执法者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更冲突。所以，他总是想文明执法，但是他不可能有机会文明执法，因为城管执法如同打群架，一般不会单独出动，如果单独出动，也极有可能遭到被追的走投无路的小商贩群殴。但阿涛一直把自己这个想法很张扬的在单位传播，这种“不合拍”的声音是很容易传到领导耳朵中的。

有些时候人的运气是与人的本性相联在一起的，在冥冥之中有些说不上的东西会左右我们的人生，比如善良、诚实、本份、守纪，如果在一群混混中做好这四点，绝对是个将被干掉的出头乌鸦。但一定要相信，所付出的善良，未必就有显而易见的成效，也许会用另一种方式得到报答。

于是，阿涛的机会来了。2000年初，中央领导人在考察广东时，提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后来写入党章的“三个代表”。既然我们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城管这个行业确实成为了一个给政府抹黑的单位，群众意见大，告状上访的多，影响了党群关系，那么就必须树立一个城管中的模范，不吃、不拿、不占、不打，不抢，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人物，如果按这个标准衡量，城管队里阿涛是符合标准的，所以在贯彻学习“三个代表”精神中，上级党委就立足选拔一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和德才兼备而且敢于担当，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好干部。阿涛就成为了模范，并荣升为中队长，相当于他转业时的正连职。当然，阿涛离组织的要求其实是不沾边的，领导提拔阿涛只是想造势，为了体现学习“三个代表”的精神，在那个小小的正科级的业务局的政治炉火中，需要阿涛这根新柴。

人活一世，能耐是其次的，时势把有的人变成了里子，有些人变成了面子。玉清转业后一直干的是里子的活计，而阿涛则一直从事的是面子的职业。如果用无私、敬业、务实、创新、谦虚、诚信这类崇高的品德衡量玉清和阿涛，他们都不够格，就官员的廉洁而言，玉清是没机会，阿涛是有底线。

玉清去的单位是党史研究室，在党委机构里清汤寡水的科室，但玉清的慢条斯理的性格还是干的有滋有味，也许生活就是这样，什么人干什么事。按玉清的说法，什么叫功夫，功夫其实就是耗时间。清汤寡水的单位有一个特色，没人关注，按年限晋职。不接触复杂的人群，在当今这个世俗的社会中也便于全身避害，他对职场并无所求。只求能安身渡日。当然宝剑有鞘，不是为了杀，而是为了藏，党委机关就是宝剑的鞘，也是藏龙卧龙的地方。如果有朝一日，组织需要，宝剑出鞘，依旧可以驰骋疆场，而玉清所言的出鞘就是驻村。

玉清说这话的时候，我们三个都笑，文杞就说，玉清呀，你没有乡、镇工作的资历，再出鞘也不可能让你去当县委书记，你别出轨就行了。

应该说，我们这些七零后的人，命运是和党的政策、路线、方针紧紧相联，党的“十八大”，历史会浓墨重彩的记录这个中国改革的关键节点，因为“十八大”之后的改革是对我们执政党自身的正骨排毒的过程，这次的标准是“为民、务实、清廉”，媒体上的语言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而对新疆来说，“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工作成为了有效载体。2014年初，自治区党委要求20万公务员分三年下乡驻村。当别人还在犹豫不决，讲困难，谈条件时，玉清主动要求下乡，因为作为复转军人，身上比其它公务员更多一些责任和纪律。

玉清驻村的地方在阿克苏依杆其乡巴格其村，他们第一批驻村的干部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在村委会里两人一间屋，两张床中间刚好挤下一张桌子，桌子上刚好放两台手提电脑。没有水冲厕所，每天有大量的走访、宣传、劳动，一天下来累的说话都没劲。工作组成员自给自足、轮流做饭。那时候，已成大款的大炮隔三差五的会去村里看望玉清，有时还把驻村的工作组接出来改善一下生活，带过洗个澡，理个发，那些曾经高不可攀的领导干部，因为驻村变的与农民一样的谦卑。见了大炮跟见了亲人似的。玉清说，其实心里也明白，大炮这货变成了唯利是图商人，这么热情的慷慨解馕（新疆的一种食品）是因为和玉清同宿舍的室友是地委书记的弟弟。

我给玉清说，一位从南疆驻村回来的领导对我说，应该写写驻村干部的事，每个驻村工作组都有驻村日记，很多事很感人，这是现在新疆的主旋律，也是正能量。之后，玉清说，因为驻村，他才真实的了解新疆农村的贫困和宗教影响的复杂性。

他给我们说了一件事，第一次进农民的家，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屋内除了一个炕和一个柜子基本看不到什么家当，他就问这家主人，一年大概有多少钱收入，这个农民说一年也就两千来块钱的土地收入，还要看年份，孩子上学，买衣服刚够用，平时在外面打工还能挣一点零花钱。玉清说，当时很惊讶，我们统计局关于农民人均收入几千元，并每年递增多少的数据是从哪里统计出来的。他和同事临走时，这个农民让老婆从房梁上挂的篮子里取出两个大大的馕要送给他们，玉清就问，几天打一次馕，农民就说，半个月打一次，打好后就挂起来，怕被老鼠咬了。玉清掏出口袋的钱给这家农民，人家怎么都不要，还说，领导那么远来家里了，吃两块馕还收这么多钱，村里人知道要骂的。

玉清说，农民还是如此的纯朴。而极端宗教份子就在和我们争夺这些纯朴的农民，准备把他们变成宗教的工具，来对抗我们的政府，如果没有“访惠聚”的活动，普通的公务员可能永远无法了解新疆问题的真实状况，也无法针对这些问题去引导群众。玉清说，他们这一组驻村期间申请百万元资金为巴格其村修建了跨度30米的白河“连心桥”，解决村民出行的问题，出行方便了，村里的农产品就可以快速投放市场了，致富就希望了。

听了玉清的叙述，我说，改革开放几十年了，我们的国家富裕起来了，但新疆的农民还没有富起来，外来思潮的影响，让政府每年挤出大笔经费维稳。几个小学文化的极端宗教份子是搞不乱新疆的，新疆要乱只能是我们一些不尽责任、贪赃枉法、视百姓为暴民的官僚造成的，所以抓官员的作风真是当务之急。

玉清是驻村回来后被提为副调研员，我理解可能相当于副处级待遇。阿涛也是副处级，但阿涛的晋升总是有戏剧性的变化。

那年阿涛竞争城建局副局长被同事耍了一把后，就对这个单位的同事有了不同的看法，也基本与同事保持表面的友好。阿涛当中队长后负责工作还不错，成功的拆除了当年的七一酱园，把当年沿街叫卖的小商小户规劝到市场里经营。阿涛有了业绩后就听说，要当官得打点。于是他就拿着五万元钱去答谢当年的区委组织部长。当阿涛表述自己的丰功伟绩和感激之情，希望领导再给压压担子后，就把那个大信封掏出来放在组织部长的桌子上，准备走。

组织部长就说你先别走，然后就盯着阿涛看，盯的阿涛一头大汗，认为是不是信封太瘪。甚至后悔来找领导，这钱可是他近两年的工资，他是咬牙、跺脚、省吃俭用才凑起来的，领导不会认为是他贪来的吧。

然后组织部长就说，阿涛，当时推荐你，是因为你是从部队转业的。我相信你身上还有正气在，东西你拿走吧，你的想法，组织会考虑。

阿涛没花钱，没有请客，还被提升了，负责一处棚户区的拆迁、绿化和廉租房的分配，在这段的棚户区改造完成后，东窗事发了。而这件事就是震惊乌鲁木齐的棚户区改造诈取国家补偿金案。有七名拆迁干部被追究刑事责任，多名干部被组织调查处理。阿涛也进了审讯室，但调查的结果是没阿涛什么事。阿涛说，当年，那个年青的小老板进他办公室时彬彬有礼，临走时随手在他桌上放了一条烟。他对这货印象挺好。但之后，他发现这个小老板成了他们拆迁办的常客，经常和领导称兄道弟，勾肩搭背，胡吃海喝。单位的其它人见到此人也是热情洋溢。阿涛当时就觉得有“黑幕”，因为拆迁补偿款是直接给居民，怎么这个人成为了代理。于是阿涛不再与此人往来，也从不参加此人的宴请和礼物。这个案件之后，领导跌倒，阿涛就又升职了。

如果用“出污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荷花精神来比喻阿涛的“高风亮节”那一定是诬陷他，因为他根本不是那种圣人。他只是有自己的底线而已，他有自己的生财之道，柴米油盐、鸡鸭鱼肉、水果茶叶、油卡烟酒在节假日里，阿涛是看人收。别人请他一顿大酒，他会请人喝瓶啤酒。如果用阿涛的底线标准来说，中国是人情世俗的社会，一但没有了情，也就没有了人。他的孩子也要上学，也要补课，老人也要看病，汽车也要喝油，房贷也得按时交，他也求人办事。靠他的工资收入在社会上混，都属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党纪国法明确规定不能干的事，他绝对不干，他干的“勾当”是党纪国法没说不能干的事。但“八项规定”出台后，阿涛有点挠头。

那天我们之间还聊了很多新疆问题，在我认为，网格化管理不宜长久，如果成为制度化，这个制度会毁了我们这个和谐的社会。因为我们在用行政手段管理百姓，久而久之，百姓会丧失社会责任和义务，把遇到的一切问题推向政府，而我们的政府也会把百姓推向对立面。因为我们总是忽视一个问题，人民中还有一种民叫刁民，这些人自古是需要乡约、长老、乡绅去教化的。网格化让戴红袖标的大妈下岗了，这些大妈不倒邻里的是非时，就会集中倒政府的是非。

文杞是嬉笑怒骂皆笑话的人，按他自己的话说是那天他像憨狗一样，眼珠从这张嘴移向那张嘴，插不上话。

要结束的时候，我给玉清和阿涛说，我突然想起电影《叶问》里的一段台词，“今日，我把名声送给你，往后的路，一步一擂台，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文杞就问，啥意思？我说，你现在是高级盲道，我们三人是国家公务人员，既然选择了这条路，不管路有多远，不管沿途是否有盛开的花，终究要走下去，百姓认为正的事，我们一定要坚持，这样才会让同我们一样希望社会公正、公平的人看到希望。

其实我很讨厌玉清喝酒的作风，不喝醉不回家，那天我开车没喝酒，就这样，这货也喝多了。我不想陪他胡扯，就到旁边的户外用品店躲了一会，在我问自行车背架多少钱时，玉清不知从哪冒出来把钱付了，嚷嚷着店主把车架直接安装到我车上，又把我拉回酒桌。

那天是文杞和阿涛把玉清架着回家的，我在小区外等着。而文杞回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东，玉清媳妇长的真漂亮，我们到他家喝茶聊天去吧。我说，都四十多岁的半老徐娘了，能漂亮到哪去，你是不是喝多了眼花。阿涛接着说，不是眼花，玉清的媳妇真的很有气质，听说是那个银行的行长，拿年薪的。

然后，阿涛就很盛情的邀请文杞说，要不，你们到我家去，我让我媳妇给你们烧茶倒水，炒两小菜，再喝一点？

文杞翻了翻眼睛看着天上的月亮说，算了，还是回家睡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