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家拳的历史发展过程1

武术是人们为了生存而采用的一种身体技艺，其产生是因为当时的生产生活活动需要而产生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武术的形式也在发生着变化，从原始的狩猎技术，到后来的军事活动，再到民间武术活动等等。但无论武术的形式如何改变，始终是按照人们当时的需求而变化的，始终不能离开历史环境对其的影响。

在古代，武术分为几种，有军事武术、民间武术、绿林武术。军事武术与民间武术两者长期并行发展，有时甚至相互融合，但一为军队所用，一为民间所有，发展空间不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军事武术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武术的简洁实用性，二是要用来上阵实战杀敌（这里的上阵实战主要是指军队跟军队之间这种集团之间的作战），而不是为了打败或擒住对手。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即可称为军事武术。以《水浒传》为例，如王进、林冲、鲁智深、杨志、秦明、关胜、呼延灼、徐宁这些人，他们是宋代正规军中的军官，练的是军中武术。如在第十三回中，提及杨志的时候，曾说“那索超见了杨志手段高强，心中也自钦伏”；在第五十回双方的厮杀中，索超再次认为杨志的“手段”高；在第十七回中，曹正对杨志言道：“却才小人和制使交手，见制使手段和小人师父林教师一般。”言语中间的手段是指其为军旅武术，曹正认为林冲和杨志的武术一样高强。到五十七回，呼延灼（对慕容知府）道：“本待是‘瓮中捉鳖，手到拿来’，无端又被一伙强人前来救应。数内一个和尚，一个青脸大汉，二次交锋，各无胜败。这两个武艺不比寻常，不是绿林中手段，因此未曾拿得。”慕容知府道：“这个和尚，便是延安府老种经略帐前军官提辖鲁达，今次落发为僧，唤做花和尚鲁智深。这一个青脸大汉，亦是东京殿帅府制使官，唤做青面兽杨志。再有一个行者，唤做武松，原是景阳冈打虎的武都头。这三个占住二龙山，打家劫舍，累次拒敌官军，杀了三五个捕盗官，直至如今，未曾捉得。”呼延灼道：“我见这厮们武艺精熟，原来却是杨制使和鲁提辖，名不虚传。恩相放心，呼延灼已见他们本事了，只在早晚，一个个活捉了解官。”在这里，呼延灼作为职业军人，认可的也只是鲁智深、杨志这样的对手，但对于武松，这位老百姓心目中打虎英雄的功夫，却不是那样瞧得上。军中武术包括枪术、刀术、箭术等，军人平日训练不能练花架子，上阵绝不会不拿兵器、赤手空拳去搏杀，在战场上赤手空拳无异于引颈就戮。

民间武术的实用性、系统性不能与军事武术相比较，民间武术主要用于民间低烈度的武装冲突，如《水浒》中出自市井的武松、石秀、刘唐、燕青等人，练的就是民间武术，拳术是民间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呼延灼在与二龙山交锋中只认可鲁智深和杨志的军事武术，对武松的武功却不是很瞧得上。戚继光也在《纪效新书》中谈到过拳术“不甚预于兵”的看法，但他同时又认为：“大抵拳棍刀枪钗钯剑戟弓矢钩镰挨牌之类，莫不先由拳法活动身手。其拳也，为武艺之源。”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说法实则另有玄机。因为，拳术的战场作用不如兵刃，但拳术的作用实非兵刃所能取代：拳脚没有携带不便之弊，轻灵爽利随处可练；拳脚练习可强健体魄，促进习武者对兵刃的掌握；拳脚练习可以大大增强个人的单兵作战能力；拳术比兵刃技巧更丰富，除在战场上之外，拳术可大大增强武者的自信。民间武术现在称之为传统武术，且练这种武术的人最多，并形成了所谓的武林。

至于绿林武术，一般谈的比较少，对老百姓而言也最为陌生，如孙二娘的父亲传给张青和孙二娘的，即是绿林功夫，或曰黑道功夫。绿林功夫最大的特点是阴、损、毒，信奉的是“活下来的就是好汉”，突出心机，嘲笑光明正大的比武，以能致对方于死地为高明手段，有往酒里下药的机会就放弃拼杀；能绕到人背后打闷棍就决不面对面厮杀；能踢裆就不踢肋；能拿刀就绝不徒手。总而言之，手段阴毒，诡计繁多。如《帝国镖路》一书中的红拳拳手姜积德就认为“拳练百手，用时不过一二，而这一二打准了时机又不消多大力气。既然如此，拣一两手练得刁钻娴熟，就能行走江湖。”这就是典型绿林功夫的观点。

民间武术脱胎于军事武术，并与军事武术并行发展，但由于民间武术更多是用于私斗，故最终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体系。与军旅武术相比，民间武术讲究“人自为战”，充分发挥个人的技能和体能，其目的就是打败对手、擒住对手，或者是为了击伤对手。

我们要讨论的内家拳法是民间武术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产生、发展到成熟是深受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

从历史留下的文献记录来看，内家拳产生的年代应为宋代，完善于明代，大成于清代末期，在其发展过程中，道教文化对其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从形（心）意拳、八卦掌、太极拳等发力技术特点的分析以及对记录军旅武术和民间武术发展的相关文献的分析来看，笔者觉得内家拳的产生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战争历史经历和道家锻炼理论而促生，主要是将骑兵马上持长枪的发力技术转化到步战拳法时而出现。

从中华民族的战争历史来看，夏商周春秋时期，军队作战形式以车战为主，当时国家的军事力量强弱是以战车数量的多少来决定。但战车对作战地形要求很高，地形不平坦不行，有小河小沟也不行。在战车时代，双方打仗一般要提前选择一个平原地形，然后才能开战。打着打着，不小心车轮子一损坏，那就完蛋了。另外，使用战车也十分不经济，组装一辆战车一般需要四匹马，而车上只有三名甲士，一人负责远程攻击——射箭，一人负责近程作战——持长戈或长矛，还有一名非战斗人员——御者，花费四匹马以及大量的木材，才能拥有两名高速机动的战斗人员，比起一人一马的骑兵实在太浪费了。

到了战国中后期，以赵国的胡服骑射开始，军队中骑兵的份量也来越重，作战活动逐渐增加，但在此时期，马镫还没有发明，骑士需要用双腿控制乘马，不能集中全身力量战斗，只能一只手握武器，一只手握住缰绳，很多动作如马上站立、马侧藏身不能做出来，战斗力大打折扣；其次，当时还没有长柄大刀用于劈砍，只有矛戈之类击刺性武器，杀伤效果也不太理想。所以此时的骑兵难以进行正面冲击作战，在马上以弓弩为主要作战兵器，初期作战活动主要是利用马的快捷优势，进行一些侦察、骚扰、侧翼游击、截击粮道或者追击残敌的任务，配合步兵军团进行战斗，骑兵单独对步兵作战并不占有优势。如秦赵长平之战，白起就是以1.5万骑兵截断赵军与营垒之间的联系。骑兵的编制还不大，并不能独立完成战役任务。大家可以在纪录片《神秘的军团》中看到，秦始皇兵马俑军阵中，骑兵的数量很少，而且分布在远离主阵的侧翼，就是明证。兵马俑二号坑中出土的与真马大小相似的陶马，马身上其他马具齐备，也有类似鞍垫的马鞍，唯独缺少高桥马鞍与马镫。因为，此时的秦国骑兵是以弩箭为主要作战兵器。

到了秦汉时期，此时的骑兵仍远没有隋唐以后骑兵的攻击力，充其量只能算作“马上步兵”。如项羽与刘邦争霸的彭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骑兵作为独立兵种大规模地投入作战，充分发挥了骑兵的卓越机动性和强大突击力。当时，项羽的骑兵应属轻重骑兵的混编部队。轻骑兵即骑射之兵，自战国即已出现的；重骑兵之记载则始于项羽。由现有史料记载可以推断，当时的重装骑兵配有长戟和剑等近战兵器，面对强敌时会采取下马步战的方式——“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实际上相当于机动性较强的重装步兵，并不是在马上使用长兵器作战。

到西汉初期，双马镫与高桥马鞍仍未出现，所谓骑马，实际上就是采取“上马之后，便双腿夹紧马身来稳定身躯”的“跨马”式骑乘姿势。采取这种姿势的骑兵，其首要任务并非在马上作战杀敌，而是要努力保证自己“能安稳地骑在马背上”。根据几何原理，三角形最具稳固性，骑马也是如此，骑马者只有借助马鞍（高桥马鞍）和马镫，臀部支撑于马鞍上，双脚支撑于马镫上，构成三个支撑点，才能更好地保持平衡，才能达到人马合一的效果，在马匹急速奔驰的时候轻易不会掉下来，在战斗中也更能保持身体的灵活性与挥动兵器的力量。

西汉初年及武帝早期，汉军骑兵作战的情形仍然是“行军时骑马、作战时下马，变成步兵参战”。因此，汉军骑兵也被称为马上步兵，汉军虽然大规模使用骑兵军团作战，但也仅利用战马进行战术机动，然后下马接敌，缺乏骑乘战马冲锋搏杀的能力，也没有建立和完善与骑兵军团相适应的战法和战术。

汉军骑兵需要上马、下马的切换，灵活性上的不足极大地限制了其战斗力的发挥，其所装的矛、戟、刀等兵器在骑乘战马机动时几乎毫无作战能力，只有在其下马转化为步兵后才能使用。

到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年仅20岁的霍去病被汉武帝拜为骠骑将军，独自率军出征匈奴，六天时间连破匈奴五个王国，并第一次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大黄山），西进千余里，与匈奴鏖战于皋兰山（今甘肃张掖合黎山）下，斩杀匈奴折兰王、卢侯王以下8000余人，俘虏浑邪王子及其相国、都尉，并缴获匈奴休屠部的圣物“祭天金人”及大量辎重。

在此前与匈奴的战争中，汉军骑兵采用的是骑射战术。汉军即便拥有与匈奴数量相当的骑兵，仍面临着战术困难，因为骑射技艺无法与匈奴人匹敌。早在汉文帝时，晁错曾分析过匈奴骑兵的优势，认为在险道之中上坡下坡时，中原战马的奔跑能力以及骑手射箭的能力都不如匈奴（“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在没有马镫、奔驰颠簸的马背上射箭，是极高的技艺，需要多年的经验才能练就。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到壮年即成长为骑射之士。汉军中只有少数投降的胡人，以及李广这种生长于北方边郡、世代从军之人，才能在骑射方面与匈奴人比肩，但仅靠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在河西之战中，年轻的霍去病没有受到前辈军人骑射战术思想的禁锢，而是采取了新的骑兵战术——冲击战术：不与匈奴人较量远距离骑射，把汉军步兵惯用的正面冲锋战术移植过来，用近战肉搏战抵消掉匈奴人的骑射优势。其实，早在刘邦时期，汉人就发现“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面对来袭的汉军主力，他们的惯常做法是诱敌深入，向大漠深处撤退，然后“敌疲我打”。因此，对于汉军指挥者而言，运用冲击战术的关键正在于用奇袭切断匈奴军退路，缩小可供其驰骋的战场范围，迫使敌人进入近距离肉搏战。据汉武帝嘉奖霍去病将士的诏书记载：“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这里“合短兵”明确指出霍去病采取的战术，是和匈奴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连续使用杀、斩、诛这类词，表明汉军用的是短兵器而非弓箭。当然，要制造出这样近距搏斗的态势，需要汉军将领对战机有良好的把握。

无疑，战术转型带来了汉军骑兵武器的变化，长戟取代弓箭成为主要作战兵器。长戟原是秦汉步兵的常备装备，所以这种技术移植比较便捷。自汉武帝时的汉匈战争开始，骑兵用戟或矛进行冲击作战变得越来越常见。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用长戟冲刺敌人可能将自己也顶下马背，但这对敌人造成的伤害毕竟更大些。关于中原骑兵与游牧骑兵作战的具体细节，在东汉画像石中能找到一些参考。比如山东孙家村、孝堂山画像石表现的，正是用戟和弓箭的骑士互相作战的场景。在孙家村画像石中，一名持戟的骑士正在刺死一名持弓箭骑士。研究者认为，持弓箭者的尖顶帽代表了草原游牧民族的典型装束，而持戟者的铠甲则是中原骑兵造型。值得注意的是，山东的汉代画像石中，这种持戟骑士正在刺死尖顶帽弓箭骑士的场景多次出现，其构图风格也基本相似，说明时人十分重视这种战术的威力。此外，冲击战术需要骑士将自己尽可能地固定在马背上，以抵抗奔驰刺杀敌人时的反冲击力，在马镫出现前，骑手能用的手段就是加高马鞍，高耸起来的后鞍桥为骑手提供了前后两个方向的依托，能起到一定的稳定效果。所以自汉代开始，骑兵马鞍的前后鞍桥越来越高。

到魏晋时期，中国最早的实用马镫出现了，马镫可以给骑手的双脚提供稳定有力的支撑，让骑手们能够更有力、更灵活地施展兵器，尤其可以让骑手在高速冲击中不至于担心被击中敌人的力量反噬坠马，极大地促进了骑兵的发展。此时由于戟横向的戈刃妨碍了穿透效果，造成戟对穿铠甲敌人的杀伤力不如矛槊。如《后汉书·董卓传》中的记载：李肃用戟刺董卓，“衷甲不入，伤臂堕车”，吕布随之用矛刺杀了董卓，证明戟的刺杀效果不如矛槊；且用戟刺中对手时，横向的戈刃会造成阻碍，反作用力可能将戟手也顶下战马，落入危险境地，所以此时的骑兵开始使用马槊，逐渐淘汰了汉代流传的骑兵长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