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多得人心？誉为“千古第一仁君”，死后敌国皇帝放声大哭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名头最大的，除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外，论名声好、名头大、名望高的，则非宋仁宗赵祯莫属。他13岁登基，54岁去世，在位42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42年间，为政宽简，为君宽宥，为人宽仁，政治经济文化持续发展，尤其爱惜人才如命，奖引后进不遗余力，使许多聪慧而贫寒的子弟脱颖而出，共同奏响了文化和科技的华章，将宋朝的文化盛世推向了巅峰。明朝大诗人邹智曾评价宋仁宗：“宋之英主，无出仁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那么，宋仁宗这个皇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仁慈的宋仁宗，被称为“千古第一仁君”
宋仁宗的仁慈是十分有名的，有人称为“千古第一仁君”，虽然貌似过誉，但以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生杀予夺的权威，再观察他工作中和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你会发现，这也并非过誉。
比如，作为皇帝，宋仁宗对天地和自然充满着敬畏之心。有一天晚上，工作至深夜的他肚中饥饿，特别想吃烧羊肉，但考虑到民间总以宫中的需要而风动，担心他晚上吃了烧羊肉后，老百姓会天天杀羊，便忍了。第二天，与近侍闲聊此事，近侍说为何不让人做了送来？仁宗说：“我若不忍一时之饥，便会引起无穷杀戮，此为暴殄天物。”在自己需要时，却首先考虑的是对天地自然的敬畏，这样的皇帝少之又少。
又如，他对身边的侍从仆众极仁慈。有一次吃饭，吃着吃着，突然牙齿一阵剧痛，咬到沙子了，侍吏赶快问怎么回事，仁宗说咬了沙子了，然后赶紧对侍从说，千万不要说我吃饭咬到沙子了，否则对厨师不利。
有一次，他在御花园散步，回来后赶快对侍女说，快拿水给我喝。侍女边倒水边说，外面没喝水吗？不是有管茶水的侍从吗？仁宗喝完后说，我散步时找了好几次，没看到当值的侍吏，又不好向其他人询问，否则侍吏会因此受罚，所以只好忍渴而回。一个皇帝，凡事不是以自己的方便需要为要，而是先考虑别人的后果，替人着想，殊为难得。
宋仁宗不仅对侍从仁慈，对大臣和读书人更是宽厚包容到让人诧异。对于国家大事和人事任免，他都采取朝堂公议的公开程序。
有一次，他想提拔自己宠幸的张美人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使，先同宰相们提议后，然后拿到朝堂上公议，结果提拔的方案刚一提出，御史包拯头一个站出来反对，说无论口碑和功劳，张尧佐都不可能如此提拔重用，这是“超拔”，而且，包拯反对时义愤填膺，态度十分激昂，讲话时唾沫四溅，溅了宋仁宗一脸，让他又羞又恼，然而，面对包拯的反对，作为皇帝的他也只好忍气吞声，放弃了这个提议。
回到后宫，张美人兴冲冲前来询问，宋仁宗好没气地说：“你只知道要宣徽使，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他就是这样，不霸道，不盛气凌人，不倚权压人，更不仗势欺人。
爱惜人才，宋朝人才榜上最著名的文人绝大多数得到过他的发现、垂青和重用
宋仁宗爱才，如饥如渴。他首先在科举中发现人才。宋朝如唐朝一样重视科举，而在仁宗朝为最盛。
宋朝最有名的那些文人，很多都是在宋仁宗朝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然后才慢慢声名昭彰以至名扬千古的。像苏轼、苏辙兄弟和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曾巩、宋祁这些文坛巨星，像富弼、韩琦、文彦博、范纯仁这些传世名臣，像理学家程颢，写过“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像科学家苏颂、沈括，像画家文同，书法家蔡襄，全部都是宋仁宗通过科举发现并使用的人才，像柳永，本来是个穿行于烟花柳巷的浪子，宋仁宗在科举中因为柳永那句“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亲自批评他“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的，但到了最后还是宋仁宗亲自点名，让年近五十的柳永顺利过关，考上了进士，步入了仕途。
其次在工作中提拔人才。宋仁宗一朝，是宋朝涌现名臣最多的一朝，像上面通过科举入仕经过一番历练后因宋仁宗重用而成为名臣的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范纯仁（范仲淹的儿子）、包拯、蔡襄、苏颂这些人外，那些不是宋仁宗朝考上进士的晏殊、范仲淹、种世衡、狄青等人，他们或为名臣，或为名将，皆是名重一时。
而且，看上面的名单你会发现，著名的“唐宋八大家”，除了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宋朝的六人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全部出现在宋仁宗一朝，其中除了苏洵没考上进士外，其他五人全部是宋仁宗通过科考录取的进士，你不能说，这与宋仁宗没啥关系。
还有，宋仁宗还在“恩荫”中提拔人才。《辞海》对“恩荫”的解释是：“谓遇朝廷庆典，官员子孙承恩人入国学读书并入仕。此制始于宋初，是门荫制的扩充。”这个“始于宋初”的制度，到了仁慈的宋仁宗当皇帝时，被高频率、广泛地使用，很多名人没考上进士，却通过“恩荫制度”步入了仕途，实现了人生抱负，像理学大师周敦颐，与欧阳修并称为“欧梅”的大诗人梅尧臣，便都是在仁宗朝通过“恩荫”入仕的，宋仁宗真是“仁”到了骨子里。
所以，仁宗以他的仁慈给了很多人恩惠，让很多人对他感恩戴德，念念不忘。而其仁慈之名亦天下共知，老百姓视若神明，据邵伯翁《邵氏闻见录》记载，仁宗去世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同时，“（洛阳）城中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当宋朝将仁宗去世的消息送到辽国，据说“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曾为“宿敌”的辽道宗耶律洪基都握住使者的手禁不住放声大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那如丧考妣的架势，是仁宗皇帝“千古第一仁君”之誉的最好注脚。
宋仁宗是中国最仁慈的皇帝，这种“仁慈”却遗患无穷
中国历史上的“仁君”太少了，使得宋仁宗是如此的光彩夺目，名扬万古。
也确实，皇帝手掌至高无上的权柄，一言九鼎，杀伐决断不过一念之间，能做到宋仁宗这样既敬畏天地自然，又对文人士大夫关怀备至，甚至对地位卑微的侍从奴仆都留心尊重，在古代，这样的官吏都极少见，何况九五至尊的皇帝？因此，他的仁慈显得极其难得，也因此而让那么多优秀的人才呈井喷式出现，成就了文化上的“灿烂星空”，明朝文学家李贽便认为宋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这是宋仁宗真正的功绩所在。
然而，在我浏览了厚达40册的《宋史》（元朝脱脱著）和《全宋笔记》（傅璇琮等主编）中很多野史笔记后，在我对两宋历史长达十多年的浸淫后，在我写作并发表了近200篇有关宋朝的历史随笔后，在我对北宋和南宋灭亡的原因一再钩沉追索后，我有一天终于喟叹宋朝“与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策实在是有其潜伏危机的一面，令人的是，与此同时我越来越感觉到，宋仁宗这种皇帝中绝无仅有的“仁慈”，实在有“遗患无穷”的一面。也就是说，宋仁宗虽然是个“仁君”，但却不是个特别出色的政治家，更绝非一流政治家。
我们中国，自秦始皇开始，“百代皆行秦政法”，基本上都是皇帝君主一言堂。自秦始皇以来，出现了数百位皇帝君王，其中有过明君也有过昏君，有过仁君也有过暴君，但真正堪称政治家的皇帝却凤毛麟角，十分稀少。
真正的政治家当然应该仁慈，但光有仁慈却远远不够，真正的政治家最闪光的地方不能是仁慈，而应该是有理想、有远见、有胸怀、有决断、有是非、有规矩，有仁而非妇人之仁，有勇而非匹夫之勇，有决断而非和稀泥之断，有眼光而非井蛙之眼。
宋仁宗有许多优点，但他的优点往往又伴随着缺点，潜伏着后患。就拿他的“仁慈”来说：
仁而无断：宋仁宗也曾经是一个雷厉风行的皇帝，当年重用范仲淹开启“庆历新政”之时就是这样。宋朝有几个问题一直影响着朝局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这几个问题自宋真宗一朝已经显现，到宋仁宗初年已暴露无遗，什么问题呢？一是收入太少，二是冗员太多，三是军备太弱。
收入少，财政入不敷出。冗员多，朝廷不堪负重。军备弱，老打败仗，只得“花钱买和平”，只得盘剥百姓，朝廷和百姓更加不堪负累，形成恶性循环。
当这介问题在仁宗朝积成沉疴之后，宋仁宗决定改革，火烧火燎将在延州（今陕西延安）与西夏作战的范仲淹和韩琦调回，并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改革，开启“庆历新政”。
所谓改革，实际上就是针对上述三个问题开药方，无非三种途径：找钱、减员、强军。范仲淹在宋仁宗支持下，在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的配合和帮助下，提出了“明黜陟、精贡举、抑侥幸、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覃恩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开始推行改革。
尽管范仲淹的这些改革措施远没有“王安石变法”措施的全面深入，远没有那么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痛点，但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调整，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范仲淹的措施“明黜陟”和“择官长”都是针对冗员的，都会影响人一部分人的升迁进步，故得罪了一批官员。
“抑侥幸”是针对靠“恩荫入仕”的那些人，既针对名不配位者，更针对“恩荫”滥赏的行为，又得罪一批官员。
“择官长”旨在澄清吏治，涉及地方大员的考核和黜陟，任何一个因此下台的都会对范仲淹恨之入骨，又得罪一批。因此，这些被影响了前途和利益的官员便通过上书告状、御史弹劾、谣言诬告等等一切可用的管用手段围攻范仲淹，因为宋仁宗仁慈，耳朵又软，凡事三个人说“不”他就会罢，或停。
于是，官员们一番对范仲淹和“庆历新政”的谣诼中伤之后，只想着息事宁人的宋仁宗叫停了改革，将范仲淹调离了京都，他那首鼠两端、苍黄反复的性格在事件中暴露无遗，一场有可能改变宋朝国运、至少可以缓解一下朝廷困局的改革，就在宋仁宗那表面似“仁慈的决断”而实际“仁而无断”的决断中草草收场，一切照旧。
仁而无矩：任何一个成熟而优秀的政治家，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必须是最遵法度、最守规矩的，无法则乱政，无矩则乱心。宋仁宗确实“仁”，但他“仁而滥赏”，在位期间，他每年用于赏赐文臣的钱物高达百万钱之巨，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五载：“宋制，禄赐之外，又时有恩赏。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
时任谏官的司马光觉得这样横恩滥赏不妥，曾三次上书规劝说：“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可专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上进金钱佐山陵。”（脱脱《宋史·司马光传》）意思是说，在这内外交困、财政紧张之际，不宜过度赏赐，实在必要的，应准许大臣们将赏赐的钱，捐献营建山陵之用。然而，宋仁宗拒绝了司马光的提议，继续大把施恩。
皇帝乃一国之主，他的任何一个决策几乎都是全国性的，全局性的，他的赏赐行为也是如此，面向的是所有官吏，涉及到公平，涉及到人心，一旦滥赏，必有不均，这就坏了规矩，乱了人心，结果便会带来小人的攀附和仕途的奔竞之风，“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容易造成“只谋人，不谋事”现象的发生，遗害无穷。
仁而好名：如果以那么“不君子”的思路去揣度宋仁宗，他这个皇帝是极好名的。当然，实话实说，宋仁宗的确重视科举，他通过三年一届的科举考试招揽了无数英才，使他这一朝人才辈出，群星灿烂，造成了历史上少有的“人才奇观”现象。
但对于人才的吸收，宋仁宗在做法上又太“不拘一格”了。比如，当时，成都有一个举子给知府献了一首诗，中有：“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意思是只要守住剑门关，用火烧掉入川必经栈道，就能割据一方，与朝廷分庭抗礼。
这自然是考生因屡试不第想走“捷径”而出的招数，但这首“反诗”吓坏了成都知府，他连忙把举子捆绑至京，请求宋仁宗治罪。宋仁宗了解情况后却哈哈一笑说：“这不过是老秀才急于求官而做出的荒唐事，不足以治罪。可安排他去偏远小郡，出任司户参军一职。”写反诗的不但没受到惩罚，反而在皇帝那谋得了官职，这一方面反映了宋仁宗心里的明白通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的宽容大度，对言论的宽松态度，但同时也反映了他因“好名”而滋生的“滥赏无度”，处事随意，毫无规矩可言。
在个案上如此，在决策上他也是如此。宋太宗时，科考政策规定，考生凡过了六十岁后就不能再参加科举考试，哪怕考中了也不能授官，到了宋仁宗手里，政策就调整为：只要年满六十岁，无论考中与否，全部授官。这不仅带来了虚报年龄的问题（官员的年龄常常有“实年”与“官年”之分），更带来了规矩之乱和冗员增多的问题。
所以，宋仁宗“仁”的背后，也有碧水下的沉渣和鲜花下的污泥，不能一美遮十丑，“好心办坏事”与“好人办坏事”的现象也并非孤例。而且，宋仁宗之所以有“千古第一仁君”美誉，其实也与他优待文人士大夫无所不用其极的“仁慈”和“好心”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历史毕竟都是文人记载的。蔡东藩在《宋史演义》一书中评价宋仁宗说：“仁宗之驾驭中外，未尝不明，而失之于柔……仁宗以仁称，吾谓乃妇人之仁，非明主之仁。”
话虽悫直，但却是知人识人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