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志丨殊相与共振：清代西域风土诗谫论
注：本文发表于《澳门文献信息学刊》2020年第2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彭志老师授权发布。
殊相与共振：清代西域风土诗谫论
彭 志
摘要：有清一代，西域风土诗创作进入了繁盛期，可从整体面貌、表现内容、形式特征三个维度对其进行具体考察。整体面貌上，平定准噶尔叛乱、设立新疆行省等重大政治事件是影响西域风土诗数量在历时层面发生变动的重要因素；西域整体经纬度跨越极大，形成了分地区而各具特色的风土诗；高级官僚、中下层官员的身份差别促使风土诗包孕有不尽一致的创作心境。表现内容上体现为对西域异于中原王朝的山水风物，富于少数民族特色的民俗风情，以及浸润了历史积淀、民族文化的掌故士习的书写。形式特征上表现为能叙写宏大主题的七言绝句组诗，连缀有交代背景知识、创作宗旨的诗序及与诗之正文形成互文的大量自注。从考察意义上来说，清代西域风土诗具有诗学、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价值。
关键词：西域风土诗；整体面貌；表现内容；形式特征；多学科价值
一、引言
至迟在三千年前的先秦时期，西域与内陆便进行着一定频次的往来，这在《山海经》《尚书》《管子》等典籍中有着或多或少的记载。“火炎昆冈，玉石俱焚”[1]“玉起于禺氏之边山”[2]，先秦文献对西域的阐述集中于传说故事里对昆仑山神迹的书写，以及接续描绘月氏盛产玉石的景况，足见两地曾存在过经济、文化交往的痕迹。而伴随着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连接中原王朝与西方世界的陆上狭长通道被正式开拓，驼铃商队、负笈僧侣在此间不断穿行，不同地域的物产、文化实现了互通有无，经过长久的历史积淀，西域俨然扮演起了沟通东西方多元文明的角色。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些曾经游历、流寓这片神奇土地的人，震撼于西域“三山夹两盆”的独特地貌特征，以及被浸润少数民族色彩的风俗深深吸引，便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化成了纸笔间的风土诗。聚焦清代西域，以乾隆朝彻底平定准噶尔叛乱为分水岭，清廷对广袤西北边陲治理投注的精力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便是封疆大吏的远途赴任，加之西域亦是广大宦途遭遇贬谪官员的流放之地，在此双重因素的促进下，西域集聚了众多具有遣词造句、写景抒怀能力的士人。无论是边陲重臣的指点江山，还是失意谪臣的不平则鸣，共同推动了西域风土诗创作在清朝时迎来了发展的高峰。
在进入阐述之前，颇有必要对行文中涉及到的几个核心概念进行解释。其一是“清代”，顾名思义即是指清廷定鼎京师至溥仪被逼退位，即1644-1911年，在这两百多年里，清廷对西域的控制、治理存在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未完全统一西域之前，便有不少的士人前往这片神奇的区域活动。其二是“西域”，此称谓较早出现于《史记》卷六○、卷一一七、卷一二三等，“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3]，将关涉西域的地名并称，可步步推知其涵盖的大致边界。《汉书》卷九六则明确框定了西域的范围，“西域……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4]，据此可知狭义的西域主要是指新疆及其周边地带。成书于乾隆中期的《西域图志》更是以奉敕编纂的形式厘定西域“东南接肃州，东北至喀尔喀，西接葱岭，北抵俄罗斯，南接番藏”[5]。其三是“风土诗”，“专咏古迹名胜，风俗方物，或年中行事……可合称之为风土诗”[6]，即以韵文形式展现某个地区情貌特征的诗歌类型，具体包括山水风物、民俗风情、掌故士习等，在体类上则有竹枝词、棹歌、杂咏、地名百咏等。通过以上界定，文章探讨的时间起止、地域范围及聚焦对象便得以明晰。
关于清代西域风土诗，学人们业已投注了一定的目光和精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从浩如烟海的别集、选集、方志等文献中爬梳、汇辑涉及西域风土的诗歌，如吴蔼宸选辑《历代西域诗钞》、王利器等辑《历代竹枝词》、郝浚等注《乌鲁木齐杂诗注》等，这些通代、断代诗集的汇编及文人别集的注疏，为进一步的意义发掘奠定了基础；其二是以西域风土诗为观照对象，研析其艺术特征、史料价值等，如薛宗正《历代西陲边塞诗研究》、星汉《清代西域诗研究》、周卫平《清代新疆官制边吏研究》等，从各个维度拓宽了西域风土诗所能挖掘出的价值。学林已有的对清代西域风土诗的文献爬梳及理论思绎为更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基础和助力，但有待开掘的矿藏仍有不少，尤其重要的是对其的意义挖潜。循此，讨论寻求在更准确的概念界定前提下，阐析清代西域风土诗在整体面貌、表现内容、形式特征、多学科价值等方面所能呈现出的殊相情形，以及不同殊相彼此作用之后的共振现象。
二、整体面貌：历时、共时、身份三重视域下的观照
虽然学界已经对清代西域风土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文献整理与理论思考，但囿限于存量文献的庞大及核心概念外延界定不甚清晰，导致对其基本面貌仍然缺少较为深入的了解。而这些症结的触发点或可归结于对西域风土诗创作主体的考察上，换言之，即哪些诗人创制的关涉西域的风土诗才能进入考察范围之内。最简单的划分是先将清代西域风土诗的创作主体析分成当地少数民族诗人和从其他区域进入的诗人两类。因主要探讨的是中原王朝、西域文明两者间的互动，便以是否由汉语书写来作为筛选条件，将西域各原住少数民族用本族语言创制的韵文作品暂不包括在内，而主要观照的对象是那些由中原王朝进入过西域的诗人所创制的汉文诗歌。需要注意的是，诗歌并不总是实写，某些诗题及正文出现西域文化底色的作品很可能只是想象层面的发抒，在现实世界并未曾踏入过西域地界，如许孙荃、宝廷等清廷要员闻人。《收新疆》“十载苦争战，勤劳将帅同……已喜边疆靖，还忧府库空”[7]，曾任礼部侍郎的宝廷在听到收复新疆讯息后的作品便属于想象层面的创制。厘清了上述迷障之后，便可从时段分布、地域分布、作者身份的三重视域去观照清代西域风土诗的整体面貌。
清廷对以新疆及其周边地带为核心的西域的控制力存在有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几处拐点分别为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军击败准噶尔并控制西域东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彻底平定准噶尔叛乱并正式定名“新疆”，以及光绪元年（1875）陕甘总督左宗棠陆续收复被阿古柏侵占的天山南北诸地并于十年后建立新疆行省。每逢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西域风土诗的创作便会在时事的触动下迎来一波高峰。据目前史料可知，有清一代较早进行西域风土诗创作的应为岳钟琪，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其后同类型题材诗歌作品的风向标。岳钟琪（1686-1754），字东美，号容斋，四川成都人，雍正年间，屡征准噶尔，立下赫赫军功，有“三朝武臣巨擘”[8]的美誉，拜宁远大将军，在其《姜园集》《蛩吟集》中有多首西域风土诗。艺术价值较高者如在库舍图岭上所作的《天山》，“偶立崇椒望，天山中外分。玉关千里月，盐泽一川云。峭壁遗唐篆，残碑纪汉军。未穷临眺意，大雪集征裙。”[9]该诗将一位叱咤沙场的将军登高远眺的豪情及斑驳遗迹带来的无限喟叹形象地刻绘了出来，无怪乎李调元激赏其“于军旅之间，辄寄啸于笔墨，边塞诸作多慷慨悲歌之气。”[10]清朝中期，随着清廷在西域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调任及贬谪到此区域的官员愈来愈多，沈峻便是其中之一。沈峻（1744-1818），字存圃，号丹厓，天津人，乾隆五十六年（1791），因失察私盐遭解官遣戍西域，六年后终得释回故里，在谪戍西域期间，创制有《轮台竹枝词》等风土诗。“拥髻仙人下玉京，万峰晴雪倚天明。祁连秀峙三千里，哈密遥连迪化城。”[11]该诗描写了诗人眼中所见的自关外袤延数千里的雪山，尤以苏拔山、博克达山的雪景最震撼人心。光绪十年（1884），在左宗棠的奏请建言下，清廷设立了新疆行省，各处的满汉官员源源不断地被派遣到那遥远的西北边陲任职，在案牍劳形之余，撰有不少反映民俗人情的风土诗。志锐（1853-1912），字伯愚，号迂安，他塔拉氏，满洲镶红旗人，宣统三年（1911），从杭州调任伊犁将军，任职不足两月，便被革命党人枪杀，撰有《伊犁杂咏》等风土诗。“一羊分裂夸余勇，尚斗流风漠北多。我到蒙旗扎哈沁，掼交曾见拗明驼。”[12]诗应为志锐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时作于伊犁，诗人描绘了西域境内的蒙古族、哈萨克族抢羊、拗骆驼的习俗。上文择选的岳钟琪、沈峻、志锐三人的西域风土诗分别对应于清朝的前、中、后期，伴随着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清代西域风土诗的数量也呈现出了历时层面有增有减的情况。
整个西域幅员辽阔，南、北相距1500多公里，东、西相距1900多公里，在如此广袤的区域里，涉及到的某个地方的风土诗自然会存在不同。西域风土诗中的很大部分具有纪实性特征，再结合诗人宦途轨迹，基本可推知其所描写的具体对象，这为探赜西域风土诗的地域特征提供了可能。张福田，陕西大荔人，“年少从军，入金和圃将军幕，以功授知府”[13]，在游幕生涯中，曾创制有《巴里坤竹枝词》3首，其二“青稞作炊灶有烟，菜羹六月煮榆钱。烈日消尽屯庄雪，起厂明驼正种田。”[14]巴里坤位于新疆东北部，气候寒冷，以青稞、榆钱为主食，以骆驼作为主要耕作牲畜。祁韵士（1751-1815），字鹤皋，号访山，山西寿阳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至户部郎中。嘉庆十年（1805），祁韵士因罪发配伊犁，亲躬西北边陲，对西域的名胜古迹、民情习俗尤为感兴趣，发愿以诗歌记述沿途见闻，组诗《西陲竹枝词》便是其中的典范。《英吉沙尔》“重重远戍见烟霏，雪霁春融百草肥。大食遗民歌鼓腹，瓜囊杂饱倚斜晖。”[15]英吉沙尔位于新疆西南边，盛产甜瓜，以面饼为馕，交代了该地的气候、物产及食物。许乃谷（1785-1835），字玉年，浙江杭州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曾官安西直隶州牧。道光十年（1830），许乃谷作有《西域咏物诗》20首，其十七《沙雅梨》“张谷哀家莫与俦，垂垂万颗熟清秋。含消愿取供天府，亲雪金盘赐邺侯。”[16]沙雅尔位于新疆西部，以产梨名扬天下，诗中便重点描绘了这一物产。成瑞（1792-？），字辑轩，满洲旗人，曾官迪化直隶州知州。《轮台杂咏》其四“六月凉生水磨河，赛神争唱太平歌。画桥东去尘嚣绝，漫试温泉一掬多。”[17]轮台位于新疆东南边，诗写因禁止优戏，民间报赛时皆唱太平秧歌。以上分别择选了西域四个方位上的巴里坤、英吉沙尔、沙雅尔、轮台，通过细读这些风土诗，可以发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因经纬度跨越之大，便会出现不同的物产、风俗，而通过不同区域间人员的日常流动，往往可以达到互通有无的效果。
清代创制西域风土诗的群体主要是官员，而按照其品级来分，则大致包括高级官僚、中层官员、下层官员三类。高级官僚主要是指三品及以上的官员，在高级官僚的为官生涯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央关键机构中任正职，或者成为掌控一方水土的封疆大吏。中层官员一般是指四品、五品官衔，下层官员则是指六品及以下官衔，中下层官员在中央各部门任职品级较低，或者是任地方上的州、县级别的官员。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晚号竢村老人，福建福州人，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官至湖广总督、两广总督。虎门销烟后，因主降派诬陷，林则徐遭革职远戍伊犁，作有《回疆竹枝词》24首，其七“把斋须待见星餐，经卷同繙普鲁干。新月如钩才入则，爱伊谛会万人欢。”[18]该诗以颇具民族特色的把斋、普鲁干、爱伊谛等词汇入诗，生动描绘了维吾尔族的开斋节热闹场景。瑞元（1794-1852），字容堂，号春山，满洲正黄旗人，嘉庆二十三年（1818），“赏三等侍卫充哈密办事大臣”[19]。瑞元撰有《回部竹枝词》3首，其一“满滩乱石杂荒沙，空阔无边路几叉。认定西南东北向，白杨高处是人家。”[20]上引诗描绘了西域戈壁上乱石横陈、黄沙漫天，遮掩的无法认清路向，只能凭借白杨树作为指引的参照物。舒其绍（1742-1821），字衣堂，号春林，河北任邱人，乾隆四十四年（1779）举人，官浙江长兴知县，嘉庆二年（1797），以事戍伊犁八年。舒其绍撰有组诗《伊江杂咏》91首，《雪山》“雪岭高高天半分，雪蚕雪鷇冷斜曛。青山底事头争白，我欲携壶问塞云。”[21]诗重点介绍了天山以雪莲、雪蚕、雪蟾、雪鷇为代表的物产。以上分别择选了林则徐、瑞元、舒其绍三位曾任职西域的士人，林则徐曾官至多个省份的总督，堪称封疆大吏，为高层官僚；瑞元任哈密办事大臣，系掌管一地军政事务的要员，为中层官员；舒其绍仅是长兴知县，位卑权轻，为下层官员。官僚群体中的不同身份者，虽同样创制有西域风土诗，但在其中包孕的情绪却存在不同，亦即创作心境的差别。
三、胜义纷披：山水风物、民俗风情、掌故士习的书写
清代西域风土诗虽然披着韵文诗歌的外衣，但其潜藏的特征是实录性质。西域风土诗中有少量向内的抒情写怀诗，但更多地却是向外的对社会中各个面相的纪实描述。这些西域风土诗俨然可视为是书写地方的史料，一种接近于正史、方志的文献。就西域风土诗表现内容所涉及到的具体层面，可谓涵括极广，包括土地、山川、气候、物产、耕作、古迹、人物、歌舞、服饰、习俗、制度等等。举凡可以想象到的层面，几乎都可以捕捉到西域风土诗的身影，其中尤以对山水风物、民俗风情、掌故士习的书写最为重要。
由其他区域进入西域的诗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以高耸山峰、蜿蜒流水等为代表的风物，这些不同于中原王朝的景观，激发了诗人努力去观察、书写，以笔墨字句将稍纵即逝的美保存下来。择选宋弼《西行杂咏》、成书《伊吾绝句》、薛传源《竹枝词》为例说明。
敦煌西去古伊州，北倚天山雪水流。都护牙旗今万里，犹存部落奉春秋。（宋弼《西行杂咏》其二）[22]
沙碛无边数百程，怪风终日断征行。天涯孤客须缄口，山鬼迷人唤姓名。（成书《伊吾绝句》其九）[23]
八道沟西疏勒河，月牙泉水清无波。苹婆杏李占繁实，只看春来风信多。（薛传源《竹枝词》其一）[24]
宋弼（1703-1768），字仲良，号蒙泉，山东德州人，乾隆十年（1745）进士，官至甘肃按察使。《西行杂咏》其二描写了哈密北倚天山，因此得以有积雪融化后的水源灌溉农田，并说明大军驻扎在巴里坤，以此为腹地向西北拓展疆域。成书，字倬云，号误庵，满洲穆尔察氏，乾隆四十九年（1784）进士，历官盛京兵部侍郎、哈密帮办大臣、叶尔羌办事大臣。《伊吾绝句》其九描绘了幅员辽阔的十三间房戈壁无日不刮起怪风，导致了行人迷途不得路而失踪死亡。薛传源，字河明，号资堂，亦作芝塘，江苏江阴人，嘉庆十三年（1808）岁贡。《竹枝词》其一呈现了疏勒河、月牙泉的美，以及各种水果挂满枝头的丰收情景。
当在西域生活的日子越来越久之后，诗人便渐渐地知悉了当地的习俗人情，这些迥异于中原王朝的民俗风情，成为了诗人热切关注并乐于书写的对象。清代西域风土诗中较常出现的有穆斯林礼拜、浸润少数民族色彩的独特服饰及日常的各种饮食。择选庄肇奎《伊犁竹枝》、成书《伊吾绝句》、薛传源《竹枝词》为例分析。
一双乌拉跪阶苔，库库携将马湩来。好饮更须烧一过，胜他戴酒出新醅。（庄肇奎《伊犁竹枝》其十六）[25]
早耕晚获看农忙，一熟须教歇两荒。蔡巴什湖四千亩，三秋麦豆始登场。（成书《伊吾绝句》其四）[26]
怒马鲜衣伯克来，海兰达尔俨趋陪。把斋已了喧街巷，男妇欢歌入则回。（薛传源《竹枝词》其四）[27]
庄肇奎（1728-1798），字星堂，号胥园，浙江嘉兴人，乾隆十八年（1753）举人，曾官云南永北同知、广东布政使。乾隆四十六年（1781），因事被遣戍伊犁。庄肇奎《伊犁竹枝》其十六描绘了伊犁人的着装、饮酒，乌拉即软底皮靴，库库即筒装马乳酒。成书《伊吾绝句》其四描写了蔡巴什湖屯地繁忙的农耕场景，二月开犁，九月收获，丰年、复种穿插进行。薛传源《竹枝词》其四呈现了开斋节时男男女女游走于街巷的热闹场景。
清代西域风土诗还有关涉当地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遗闻轶事的描写，西域广袤土地上既有长久历史积淀下的文化传承，又不乏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之后形成的多元样态。此外，从中原王朝踏入西域世界的士人，也将读书人的一些习气带入了进来。择选成书《伊吾绝句》、洪亮吉《伊犁纪事诗》、福庆《异域竹枝词》为例阐述。
汉有裴岑威绝域，唐惟陈国纪殊勋。残碑传刻无真本，枣木翻雕火药熏。（成书《伊吾绝句》其二）[28]
环碧轩中祟不迷，仅馀风柝雨凄凄。固知此老迂难近，绝胜宵分咒准提。（洪亮吉《伊犁纪事诗》其三）[29]
传说伊犁是旧巢，降王归化战场抛。而今惠远方城固，阛阓欢声溢四郊。（福庆《异域竹枝词》其十三）[30]
成书《伊吾绝句》其二首句“裴岑”指巴里坤尖山子的汉敦煌太守裴岑勒石，次句“陈国公”指哈密南山口唐姜兴本纪功碑上著录的唐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两碑字迹漫漶、笔画剥落，当地人便以木板翻刻，并烘以火药，使其更接近原貌。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号北江，江苏常州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曾督学贵州，嘉庆时因上书指斥时政，遭贬充军伊犁。洪亮吉《伊犁纪事诗》其三记载了诗人为规避寓斋鬼魅而夜半诵读准提咒的奇事。福庆（？-1819），字仲余，号兰泉，满洲旗人，监生，乾隆三十七年（1772）任喀喇河屯厅理事通判。福庆《异域竹枝词》其十三前两句追述乾隆十九年（1754）出兵平定准噶尔叛乱，后两句重返现实，描绘了惠远城街市充满欢声笑语的场景。
四、体例渐具：组诗、诗序、自注呈现出的形式特征
清代西域风土诗多以组诗形式出现，少则数首，多则百余首。在庞大规模支撑下，几乎可以对当地的风土典制、民俗物产、山川胜迹进行全方位刻绘。撰写西域风土组诗而登峰造极的清代诗人非纪昀、萧雄莫属，前者《乌鲁木齐杂诗》154首，后者《西疆杂述诗》150首，诚可谓体大思精。先来看看两人在组诗前撰写的诗序，以明晰其具体的创作诉求。
夫乌鲁木齐，初西番一小部耳。神武耆定以来，修养生聚，仅十余年，而民物之蕃衍丰膴，至于如此。此实一统之极盛。昔柳宗元有言：思报国恩，惟有文章。余虽罪废之余，尝叨预承明之著作，歌咏休明，乃其旧职。今亲履边塞，纂缀见闻，将欲俾寰海内外咸知圣天子威德郅隆，开辟绝徼，龙沙葱雪，古来声教不及者，今已为耕凿弦诵之乡，歌舞游冶之地。用以昭示无极，实所至愿。不但灯前酒下，供友朋之谈助已也。[31]（纪昀《乌鲁木齐杂诗》前之诗序）
从古骚人墨客往往寄托吟咏陶写性情，余于是篇岂然也。慨自壮岁困于毛锥，会塞上多事，奋袖而起，请缨于贺兰山下，即从战而西焉。关内荡平，将出净塞氛，遂乃前驱是效。其时碛路久闭，初印一踪，人绝水乏，望风信指，兼旬而至伊吾，天山南北贼焰沸腾，干戈异域不堪回首。然一感所遇，皆所弗顾，自此傍午于十余年之中，驰骤于二万里之内，足迹所至，穷于乌孙，亦惫矣哉！而其成功卒无所表著，噫！可谓半老数奇矣。[32]（萧雄《西疆杂述诗》前之诗序）
纪昀（1724-1805），字晓岚，别号石云，河北献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乾隆三十三年（1768），因受卢见曾案牵累而获罪，遭革职发配乌鲁木齐。上引诗序作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三月，纪昀首先介绍了乌鲁木齐的基本情况，执笔的重点在于借助于描绘西陲重镇兴盛面貌来歌颂乾隆帝的大一统之功，而其最终目的在于期盼再度获得帝王的重用。具体来看，154首的《乌鲁木齐杂诗》包括风土22首、典制10首、民俗38首、物产66首、游览15首、神异3首，几乎囊括了乌鲁木齐的方方面面。萧雄，字皋谟，号听园山人，湖南益阳人。同治三年（1864），萧雄长途往投新疆，效力都统、提督幕下，协助左宗棠攻克哲德沙尔汗国，因军功获得嘉奖，官直隶州知州。上引诗序作于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萧雄描述了一己坎坷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参与了肃清浩罕势力的战争，以躬践斯土化作一首首风土诗，陶写性情，寄慨遥深。《西疆杂述诗》共110题150首，卷一有出塞、新疆四界、总述全势；卷二分述各城，包括鲁克沁、吐鲁番、玛拉巴什、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等；卷三刻绘维族人的面貌、性情及风俗，包括服饰、禳祷、耕种、歌舞、瓜果等；卷四吟咏自然物候、山水鸟兽及险隘古迹，包括雪山、土产、果子沟、央哥塔什、博格达山等，可见大凡山川地理、民俗风情、名胜古迹皆有呈现。
诗序虽为西域风土诗的点缀，却往往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细读诗序，可为读懂诗作打下关涉背景知识的基础，并可同时获悉诗人创制西域风土诗的宗旨所在。择选方观承《从军杂纪》、王曾翼《回疆杂咏》、袁洁《戈壁竹枝词》前的诗序，以探察其发挥出的文体功能。
余赋述征百韵既残佚，不复记忆，耳目所经，荒漠鲜据，聊复缀以小诗。川岭境俗，气候物产，情志事实，各以类附。而其中时与地仍相次焉。裴矩西域之图，居诲于阗之记，邈难觏矣，企其似之，亦欲使树绩西遐者，征诸异日耳。[33]（方观承《从军杂纪》前之诗序）
乙巳冬月随节侯赴喀什噶尔小住两旬，经过各回城，或停骖数日，或信宿而行。所见所闻，拉杂成咏，共得断句三十章，仿古竹枝之遗意，窃谓回疆风土，十有七八矣。[34]（王曾翼《回疆杂咏》前之诗序）
过安西至哈密相去千余里，并无城郭村市，惟住宿处所荒店数家而已。行客须带米菜等物，藉以果腹。且有带水者。其沙迹荒滩，水草不生，呼为戈壁，所谓苦八站是也。余戏成《竹枝词》。[35]（袁洁《戈壁竹枝词》前之诗序）
方观承（1698-1768），字遐谷，号问亭，安徽桐城人，历任浙江巡抚、直隶总督等要职。《从军杂纪》前之诗序重点阐析了这组风土诗系据亲见亲闻撰写而成，包括川岭境俗、气候物产、情志事实等，并渴盼其价值能够追攀裴矩的《西域图记》。王曾翼（1733-1795），字敬之，号芍坡，江苏吴江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官至甘凉道。《回疆杂咏》前之诗序主要表明了撰写这组风土诗的缘起及其宗旨。袁洁，字蠡庄，江苏桃源人，嘉庆六年（1801）拔贡，曾任金乡县令。道光二年（1822），袁洁缘事谪戍乌鲁木齐，《戈壁竹枝词》便作于是时，前之诗序以言简意赅的笔墨统领全篇，为诗之正文描绘西域戈壁上尘沙填塞、苦雨凄风的景况定下了基调。
韵文虽然具有朗朗上口、凝练传神的优点，但受限于平仄、韵脚、对仗、典故、意象等因素的制约，在表达宏大叙述上往往有捉襟见肘的弊病。加之西域风土诗多以七言绝句的形式出现，在单篇之内若想涵括较多内容时，便需借助于诗后自注来拓展延伸，试举朱紫贵《天山牧唱》组诗其二、其四、其八来具体阐析。
何处灵泉说火敦，金天作镇是昆仑。冰澌雪浪分流去，谁信江河本一源。（雪山冰水汇聚于贺卜淖尔，伏流入中国为黄河，自后藏西南会各地雪水经蕃地入四川为江。贺卜淖尔即是星宿海也。）
前朝曾设沙州卫，战垒烽台沙碛间。偃月泉中呜咽水，行人饮马古阳关。（安西州有泉一区，形如偃月。州西为前明沙州卫，尚有营垒遗迹，东南即古阳关故址也。）
雪要消融泉要活，风宜淡荡雨宜疏。稻田麦陇多青草，别谱田家月令书。（回民种获皆资山泉，雨少减收，雨多则地起盐卤。春寒雪水来迟，则播谷失时。以小麦为细粮，粳稻次之。禾草并生，不知耘耨，且以为草茂则禾苗得以乘凉。）[36]
朱紫贵（1795-？），字立斋，号曼翁，浙江长兴人，廪贡生，曾官嘉兴府学教授。朱紫贵善作诗，屡获激赏，“诗多忧时感事之作……以为结响沈雄，怀抱岸异。”[37]朱紫贵撰写的《天山牧唱》30首，除了最后一首统领全篇而无自注外，其余在诗之正文后皆附有或短或长的自注。《天山牧唱》其二描写了雪山冰水融化后汇入贺卜淖尔，再流入黄河的河水源流关系，自注则将正文诗意化的表达散文化，两者形成了互文关系。《天山牧唱》其四连缀了沙州卫、偃月泉、古阳关三处浸润了历史沧桑感的遗迹名胜，抒发了怀古伤今的情怀，自注则补充了诗之正文涉及到的历史知识，有益于更好地理解诗旨。《天山牧唱》其八刻绘了西域回民种植小麦、粳稻等作物时需要遵循月令书，自注在诗之正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了诗意。通过清代西域风土诗正文与自注的双向互动，对当地景况的呈现得以更加得全面深刻。
五、结语
前文分从整体面貌、表现内容、形式特征三个维度考察了清代西域风土诗。具体而言，整体面貌包括受到重大政治事件影响的风土诗数量在历时层面上的增减变动，因西域整体经纬度跨越极大而形成的分地区各具特色的风土诗，以及因高级官僚、中下层官员的身份区分而包孕着不同创作心境的风土诗。表现内容涵盖了异于中原王朝的西域山川水文所组成的奇特景象，主要由少数民族生活习惯影响下的特有风俗，以及浸润了历史积淀、民族文化而出现的掌故士习。形式特征则主要体现为具有呈现宏大主题功能的七言绝句组诗，交代背景知识、创作宗旨的诗序，以及与诗之正文形成或补充、或互文的大量自注。而实现上述结论的方法在于对一个个诗人创制的西域风土诗展开细读，通过一定范围内殊相的累积，或可找寻到这其中具有相通性的共振现象。
从意义上来说，清代西域风土诗至少可以发掘出诗学、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价值。就诗学价值来说，作为卓荦诗国的重要题材，西域风土诗中典故、意象的运用，以及专有词汇的巧妙融入，共同推动了其在表现地域风物人情上更加得全面深刻，这颇为值得其他体类的诗歌借鉴。就史学价值来说，西域风土诗愈来愈趋向于实录化的特征，使得风土诗成为了具有可信度的史料，在正史、方志构筑的地域历史书写之外，西域风土诗提供了另一种充满情感地记录历史的方式。就民族学价值来说，西域风土诗中不乏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等民族服饰、饮食及信仰的描写，这些相对于那些用本族语言写成的文献而言，可谓提供了从另一扇窗户观照本质的可能。要而言之，对清代西域风土诗的研究，立足点、解读法不同，便可探察出不同的面相。当面相关涉的维度越来越多时，也就会更加趋近于清代西域风土诗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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